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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4日，我上安徽旌德黄高峰游览，此峰号称黄山第七十二峰。因为离开随行人员独自攀顶，旌德县农委邱孝青先生让黄高峰景点开发办主要负责人唐吉赟接我下山。下山途中，唐先生捡起一根鸟羽毛给我。我有过用望远镜观鸟的经历，平时也注意用肉眼观察鸟儿的活动，虽然一时不知这根羽毛是何种鸟儿遗落，但唐先生举动正合我意。当天下午在回合肥的高铁上，我拿出这根羽毛仔细端详，才知是白鹇雄鸟换季自然脱落的飞羽。白鹇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赞美过的珍禽，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平生未见，但我相信见到它倩影的日子不远了。为此，我写下《感旌德黄高峰之行发现白鹇（银鸡）踪迹》一诗：“一根飞羽现深山，原是银鸡换季颜。李白写诗多赞美，他年为汝吾登攀。”“飞羽”是生物学鸟翼区后缘所着生的一列坚韧强大的羽毛，牢固地“锚定”在骨骼后缘;在振翅时整体挥动，拍击空气;飞羽的数目和形态是鸟类分类的重要依据。飞羽也可代指鸟儿。比如梁文瑛《守望飞羽》一书的“飞羽”显然是指鸟儿。
我因为看到鸟儿换毛的一根飞羽，便渴望见到它的主人，这还不算痴狂。《守望飞羽》一书介绍的许多观鸟和爱鸟的环保人士才是真正为鸟痴狂。下面，我截取《守望飞羽》一书中的“观鸟大咖”生活片段，让读者一睹他们的风采。
在观鸟界，“推车”（观鸟者追看罕见鸟的行为）才是一种比较疯狂的行为。观鸟者在听到某种罕见鸟的消息后，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家中哭闹的孩子，甚至是迎娶的新娘，不计成本地以最快速度赶到目的地，和目标鸟种近距离接触。《守望飞羽》推出的第一个人——《中国日报》特稿部主任记者陈亮就是这样的人。2014年3月某天下午六时，陈亮接到消息称河北唐海县一个鱼塘发现雪鹗，陈亮八时约好友人从北京开车出发，十一点到达，第二天天亮便去找，两小时没有发现雪鸦，他还得赶回北京上班。为了雪鹗，他来河北这个鱼塘三次。为了到西藏观鸟，2008年，他自愿跟随一个到墨脱的科研考察队当志愿者，负责记录鸟种。十八天考察接近尾声时，他们要用四天时间，从海拔八百米开始，翻过四千三百米的多雄拉山口，平均每天要爬一千米左右的高度，走二十多公里，那年冬天这座雪山还发生过雪崩，埋了十一人，所以陈亮他们拖着疲惫的步伐，还提心吊胆。可是在大家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陈亮却发现了在山坡上慢慢觅食的白尾虹雉。而且，翻过另一座山头，他又看到棕尾虹雉，这是连奥斯卡编剧也想不到的戏剧性结局。虹雉是活跃于高海拔地区的珍稀鸟种，数量极少，异常漂亮，很多观鸟人为了它爬了不知多少次高山，也遍寻不获。陈亮此行非常圆满，累并快乐着。《守望飞羽》的作者梁文瑛说，陈亮此行好比《老人与海》的结局，与鲨鱼搏斗后，回家在床上睡得死死的，但满足感是巨大的。
陈亮本职工作和观鸟无关，除了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却几乎跑遍中国所有省份，观鸟种数已达一千一百四十种。这是一种沉迷。对于陈亮来说，观鸟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他为生存打拼的工作压力有所缓解。而来自英国的孔思义和中国香港的黄亚萍不仅因观鸟结缘，而且沿着先驱科学家的足迹，他们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比如英国探险家乔治·福雷斯特和乔治·亨德森为采集动植物标本，曾在二十世纪初在云南做深度考察，当然也采集了鸟的标本。沿着他们的路线，孔思义和亚萍又发现这些探险家发现并命名的鸟，那是怎样的一种兴奋！观鸟，也是观看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长期观鸟，会使人在感受大自然美丽的同时也反省自己，甚至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孔思义夫妇生活简朴，崇尚綠色生活，甚至在自家花园堆肥、种菜，这种生活方式都是观鸟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变化。是追求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买一辆值得炫耀的好车，添一只名表，还是更重视空气质量、环境质量？孔思义夫妇心中已有了肯定的答案。
观鸟作为亲近大自然的活动，起源于英国。中国是鸟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来中国观鸟。
保罗·霍尔特从事鸟导工作已超过二十五年，是中国观鸟第一的英国“鸟”人。他从1989年第一次来中国观鸟，观鸟种数已达一千二百三十二种，而中国鸟种数只有一千四百三十四种。保罗观鸟，态度非常认真，每一次观鸟，都记下所看到的每一种鸟，哪怕是最常见的珠颈斑鸠。要知道，某地常见，可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并不如此，它的出现蕴含了新的生态信息。
保罗在中国发现了许多罕见鸟，这使他在业界名气大。当观鸟者对某种鸟的身份有不同意见时，大家都重视他的鉴定意见，因为他非常慎重。很多年前，他就在鄱阳湖凭单筒望远镜发现绿眉鸭，但是此前，中国没有这种鸟过境纪录，他因为没能看清这只绿眉鸭的腋下羽毛，所以不能确定。直到几年后，他在江苏盐城观鸟，又发现一只绿眉鸭，并在团友的单筒里也找到了这种鸭子，他才确定这是中国鸟类新纪录。
中国观鸟爱好者一般手里都有一本工具书，那就是约翰·马敬能和何芬奇教授合著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马敬能本是研究猩猩和植物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婆罗门洲和苏门答腊的猩猩，世界自然基金会1987年聘请他为高级顾问，主持大熊猫保护，因此他来到了四川卧龙。在四川，他看到了红腹角雉，后来在武夷山又看到了漂亮的黄腹角雉，加上他接着又做了一个“中国生物多样性状况”的项目。他一共考察了中国超过一千个生境，从而有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这本中国观鸟者的福音。热爱动植物和自然在他身上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他经常提醒自己，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少，因此他从不要求自己住星级酒店、使用豪华房车，平时多坐地铁，连坐出租车也不愿意。作为鸟类学专家，他使用的德制蔡司望远镜还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在他眼里，生命中难以买到的富有是看到晚上发亮的昆虫，像野人一样活在雨林的自然状态。
笔者喜欢爬山，喜欢旅游，但是我认为单纯的爬山和旅游并没有多大意义，把爬山、旅游和动植物识别包括观鸟结合起来，才会有无穷的趣味。北戴河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中外人士都喜欢前去观光。可北戴河也有好几条候鸟的迁徙路线的重叠区，我在这里曾看到一千五百只鹤飞翔，多么壮观。1985年来中国观鸟的威廉姆斯把北戴河带入了国际鸟坛，而他在北戴河六年的候鸟迁徙考察，每次为期三个月，除非天气极端恶劣，否则平均每天在野外工作九至十小时，晴天顶太阳，雨天挨雨淋，饿了随便吃点干粮，晚上整理白天的数据。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还要带着笨重的图鉴等资料负重前行。 在六年的北戴河考察中，马丁·威廉姆斯不仅使人们知道北戴河是观鸟胜地，还让人知道北戴河对鸟为什么重要。北戴河记录白鹤有六百五十二只，相当于全球数量的四成。东方白鹳，在北戴河1986年秋天记录有二千七百九十二只，超过当时全球已知数量的一倍以上。2000年，威廉姆斯出版了他在北戴河六年的考察报告，报告的第一页，他引用了庄子的话：“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威廉姆斯在香港定居二十多年，不仅致力于内地鸟类保护，还参与香港的自然保护。他提倡的观鸟中心，是在鸟类自然生境里设立观察站，在不打扰鸟类活动的情况下观察它们，欣赏它们，而不是呆在家中，翻翻资料和图鉴了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观鸟事业是由国外人士带动起来的，内地的观鸟事业又发源于香港。林超英作为香港观鸟会首位华人主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香港观鸟，为了保护鸟的栖息地塑原，他和环保人士竭力争取，终于使计划在那里修的地铁绕道，这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环保打赢商业的成功案例。在推广香港和内地观鸟事业的过程中，他打破了香港鸟会都由英国人带团的惯例，他也带团，使不熟悉英语的港人迅速进入观鸟的角色。他还注重观鸟数据的积累，以方便业余观鸟者使用。在《香港观鸟年报》的基础上，他又促成并赞助《中国观鸟年报》的出版。
热心香港和内地观鸟事业的不止林超英，还有香港观鸟会前主席张浩辉——在香港观鸟界，大家都叫他“辉哥”。首先，他于鸟类知识的积累十分深厚，对于观鸟人士来说，各种各样的柳莺实在难以分辨，辉哥凭着很短的时间就解决了。其次，为了观鸟，他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一次到四川看鸟，车行半路，被倒下来的大树干拦住了路，大家研究半天准备绕道，但辉哥却提议找工具切割树干，移走后再继续前行。他目前定居云南。
内地的观鸟还与国外人士的带动有关，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观鸟基础。且不说历代诗人对鸟的歌咏以及《山海经》、《禽经》、《花镜》等对鸟的记载，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便涉足此领域，筚路蓝缕，有了足以傲人的成绩，第二代鸟类学家郑光美院士在鸟类学上继续开拓，只是他们这些专家的成绩，大众很少了解。他们写的鸟类学科普文章，大众随着他们的文字，慢慢走近鸟的多姿多彩的世界。当然，要使大众从单纯地爱鸟到科学观鸟，还需更扎实的工作。《守望飞羽》一书介绍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欣如就是一位让专业知识普及化的观鸟教育家，他促成了北京第一本鸟类图鉴《北京鸟类图鉴》的出版，后来成立了北京观鸟会，同时，在大学开办选修课“鸟类环志和保护”，积极推广专业和民间观鸟，提升大众的科普水平。
观鸟作为科学观察自然以及必然随之产生的环保事业要后继有人。《守望飞羽》一书专辟《新生力量系列》一章介绍的雷进宇和闻丞作为八零后都很年轻，但却为观鸟和生态保护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雷进宇不仅承担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工作，工余还和刘阳担任《中国观鸟年报》的主编。闻丞在北京观鸟都不带望远镜，凭眼力和鸟的鸣声就能确定鸟种。他不仅野外考察和研究动物，还在科普出版物《中国鸟类图鉴》和《燕园动物》担任副主编和撰稿人。他认为森林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世界上羽色最为炫目、鸣聲最为动听的鸟几乎全部生活在森林中。可想而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鸟。
笔者近年来主动观鸟少了，但有过一段密集观鸟的时期，深知在观鸟过程中，摄影是很重要的，那些扛着“大炮”的人才能完全将鸟的倩影定格下来，因为借助望远镜虽能在瞬间或者更长时间看到鸟，但鸟儿是活动的，一飞，便什么都不见了。所以，无论是观鸟，还是鸟类研究，摄影和录像都很重要。《守望飞羽》介绍了两位野生动物摄影专家奚志农和董磊。奚志农作为中国首位野生动物摄影专家，多年来致力于自然拍摄，不诱拍、不摆拍，把鸟最自然的状态拍出来。作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技术总监，董磊从小就喜欢大自然，中学时代开始学习摄影，大学毕业接触观鸟，便将两者合二为一。他和奚志农拍了不少罕见鸟，如白眶鸦雀和灰冠鸦雀。
鸟类摄影是个双刃剑，人类拍摄时，对鸟类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伤害，各种诱拍直接伤害鸟类与导致鸟儿死亡的个案比比皆是。董磊和奚志农一样，在鸟类摄影上，坚持不摆拍、诱拍，像扔石头、驱赶以增加拍摄效果的事，他从来不干。如果他感到继续拍摄对鸟类会有伤害，他会迅速离开拍摄地点。
剧情、小说人物反转是人们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小说评论、电影评论也会对此大加分析。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反转往往比剧情更精彩。在观鸟和环保人士中，最大的反转是从猎捕到保护。《守望飞羽》中的林剑声就经历了从猎人到“鸟”人的变化。小时候，他喜欢用弹弓打小鸟，长大后，扛着猎枪捕杀鸟和动物，有一段时间，他在江西科学院替教授打标本。2000年后，他放下猎枪，拿起相机，凭着猎人的本性寻鸟和拍鸟，当起全职鸟导。他基本不用望远镜，也能把鸟找出来。两百米以外的大麻鳽，用望远镜也不一定能看到，他用肉眼能看到。他拍鸟拍得好，是因为对鸟的生活规律掌握得清楚，知道所拍鸟在什么状态最适合拍摄。
虽然《守望飞羽》是一本写观鸟人和环保人士的书，这些人描述的鸟的生活、生存状态也耐人回味。褐河乌顺流而下捕食，暗绿绣眼鸟喜欢挤在一起互相梳理羽毛，鹊鸲能够发出多种多样的鸣唱声，灰喜鹊是跳着走路的。这些“鸟”人不经意的一句，都能向读者打开通往鸟儿世界神秘的大门。
《守望飞羽》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因为鸟儿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就是同鸟儿一起飞翔的人，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五光十色而意味隽永的世界。
（《守望飞羽——中国观鸟故事》，梁文瑛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第1版;《中国香港及华南鸟类野外手册》，尹琏、费嘉伦、林超英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我因为看到鸟儿换毛的一根飞羽，便渴望见到它的主人，这还不算痴狂。《守望飞羽》一书介绍的许多观鸟和爱鸟的环保人士才是真正为鸟痴狂。下面，我截取《守望飞羽》一书中的“观鸟大咖”生活片段，让读者一睹他们的风采。
在观鸟界，“推车”（观鸟者追看罕见鸟的行为）才是一种比较疯狂的行为。观鸟者在听到某种罕见鸟的消息后，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家中哭闹的孩子，甚至是迎娶的新娘，不计成本地以最快速度赶到目的地，和目标鸟种近距离接触。《守望飞羽》推出的第一个人——《中国日报》特稿部主任记者陈亮就是这样的人。2014年3月某天下午六时，陈亮接到消息称河北唐海县一个鱼塘发现雪鹗，陈亮八时约好友人从北京开车出发，十一点到达，第二天天亮便去找，两小时没有发现雪鸦，他还得赶回北京上班。为了雪鹗，他来河北这个鱼塘三次。为了到西藏观鸟，2008年，他自愿跟随一个到墨脱的科研考察队当志愿者，负责记录鸟种。十八天考察接近尾声时，他们要用四天时间，从海拔八百米开始，翻过四千三百米的多雄拉山口，平均每天要爬一千米左右的高度，走二十多公里，那年冬天这座雪山还发生过雪崩，埋了十一人，所以陈亮他们拖着疲惫的步伐，还提心吊胆。可是在大家什么都不想的时候，陈亮却发现了在山坡上慢慢觅食的白尾虹雉。而且，翻过另一座山头，他又看到棕尾虹雉，这是连奥斯卡编剧也想不到的戏剧性结局。虹雉是活跃于高海拔地区的珍稀鸟种，数量极少，异常漂亮，很多观鸟人为了它爬了不知多少次高山，也遍寻不获。陈亮此行非常圆满，累并快乐着。《守望飞羽》的作者梁文瑛说，陈亮此行好比《老人与海》的结局，与鲨鱼搏斗后，回家在床上睡得死死的，但满足感是巨大的。
陈亮本职工作和观鸟无关，除了工作，上有老，下有小，却几乎跑遍中国所有省份，观鸟种数已达一千一百四十种。这是一种沉迷。对于陈亮来说，观鸟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他为生存打拼的工作压力有所缓解。而来自英国的孔思义和中国香港的黄亚萍不仅因观鸟结缘，而且沿着先驱科学家的足迹，他们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比如英国探险家乔治·福雷斯特和乔治·亨德森为采集动植物标本，曾在二十世纪初在云南做深度考察，当然也采集了鸟的标本。沿着他们的路线，孔思义和亚萍又发现这些探险家发现并命名的鸟，那是怎样的一种兴奋！观鸟，也是观看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长期观鸟，会使人在感受大自然美丽的同时也反省自己，甚至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孔思义夫妇生活简朴，崇尚綠色生活，甚至在自家花园堆肥、种菜，这种生活方式都是观鸟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变化。是追求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买一辆值得炫耀的好车，添一只名表，还是更重视空气质量、环境质量？孔思义夫妇心中已有了肯定的答案。
观鸟作为亲近大自然的活动，起源于英国。中国是鸟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来中国观鸟。
保罗·霍尔特从事鸟导工作已超过二十五年，是中国观鸟第一的英国“鸟”人。他从1989年第一次来中国观鸟，观鸟种数已达一千二百三十二种，而中国鸟种数只有一千四百三十四种。保罗观鸟，态度非常认真，每一次观鸟，都记下所看到的每一种鸟，哪怕是最常见的珠颈斑鸠。要知道，某地常见，可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并不如此，它的出现蕴含了新的生态信息。
保罗在中国发现了许多罕见鸟，这使他在业界名气大。当观鸟者对某种鸟的身份有不同意见时，大家都重视他的鉴定意见，因为他非常慎重。很多年前，他就在鄱阳湖凭单筒望远镜发现绿眉鸭，但是此前，中国没有这种鸟过境纪录，他因为没能看清这只绿眉鸭的腋下羽毛，所以不能确定。直到几年后，他在江苏盐城观鸟，又发现一只绿眉鸭，并在团友的单筒里也找到了这种鸭子，他才确定这是中国鸟类新纪录。
中国观鸟爱好者一般手里都有一本工具书，那就是约翰·马敬能和何芬奇教授合著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马敬能本是研究猩猩和植物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婆罗门洲和苏门答腊的猩猩，世界自然基金会1987年聘请他为高级顾问，主持大熊猫保护，因此他来到了四川卧龙。在四川，他看到了红腹角雉，后来在武夷山又看到了漂亮的黄腹角雉，加上他接着又做了一个“中国生物多样性状况”的项目。他一共考察了中国超过一千个生境，从而有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这本中国观鸟者的福音。热爱动植物和自然在他身上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他经常提醒自己，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少，因此他从不要求自己住星级酒店、使用豪华房车，平时多坐地铁，连坐出租车也不愿意。作为鸟类学专家，他使用的德制蔡司望远镜还是他父亲留下来的。在他眼里，生命中难以买到的富有是看到晚上发亮的昆虫，像野人一样活在雨林的自然状态。
笔者喜欢爬山，喜欢旅游，但是我认为单纯的爬山和旅游并没有多大意义，把爬山、旅游和动植物识别包括观鸟结合起来，才会有无穷的趣味。北戴河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中外人士都喜欢前去观光。可北戴河也有好几条候鸟的迁徙路线的重叠区，我在这里曾看到一千五百只鹤飞翔，多么壮观。1985年来中国观鸟的威廉姆斯把北戴河带入了国际鸟坛，而他在北戴河六年的候鸟迁徙考察，每次为期三个月，除非天气极端恶劣，否则平均每天在野外工作九至十小时，晴天顶太阳，雨天挨雨淋，饿了随便吃点干粮，晚上整理白天的数据。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还要带着笨重的图鉴等资料负重前行。 在六年的北戴河考察中，马丁·威廉姆斯不仅使人们知道北戴河是观鸟胜地，还让人知道北戴河对鸟为什么重要。北戴河记录白鹤有六百五十二只，相当于全球数量的四成。东方白鹳，在北戴河1986年秋天记录有二千七百九十二只，超过当时全球已知数量的一倍以上。2000年，威廉姆斯出版了他在北戴河六年的考察报告，报告的第一页，他引用了庄子的话：“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威廉姆斯在香港定居二十多年，不仅致力于内地鸟类保护，还参与香港的自然保护。他提倡的观鸟中心，是在鸟类自然生境里设立观察站，在不打扰鸟类活动的情况下观察它们，欣赏它们，而不是呆在家中，翻翻资料和图鉴了事。
不可否认，中国的观鸟事业是由国外人士带动起来的，内地的观鸟事业又发源于香港。林超英作为香港观鸟会首位华人主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香港观鸟，为了保护鸟的栖息地塑原，他和环保人士竭力争取，终于使计划在那里修的地铁绕道，这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环保打赢商业的成功案例。在推广香港和内地观鸟事业的过程中，他打破了香港鸟会都由英国人带团的惯例，他也带团，使不熟悉英语的港人迅速进入观鸟的角色。他还注重观鸟数据的积累，以方便业余观鸟者使用。在《香港观鸟年报》的基础上，他又促成并赞助《中国观鸟年报》的出版。
热心香港和内地观鸟事业的不止林超英，还有香港观鸟会前主席张浩辉——在香港观鸟界，大家都叫他“辉哥”。首先，他于鸟类知识的积累十分深厚，对于观鸟人士来说，各种各样的柳莺实在难以分辨，辉哥凭着很短的时间就解决了。其次，为了观鸟，他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一次到四川看鸟，车行半路，被倒下来的大树干拦住了路，大家研究半天准备绕道，但辉哥却提议找工具切割树干，移走后再继续前行。他目前定居云南。
内地的观鸟还与国外人士的带动有关，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观鸟基础。且不说历代诗人对鸟的歌咏以及《山海经》、《禽经》、《花镜》等对鸟的记载，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便涉足此领域，筚路蓝缕，有了足以傲人的成绩，第二代鸟类学家郑光美院士在鸟类学上继续开拓，只是他们这些专家的成绩，大众很少了解。他们写的鸟类学科普文章，大众随着他们的文字，慢慢走近鸟的多姿多彩的世界。当然，要使大众从单纯地爱鸟到科学观鸟，还需更扎实的工作。《守望飞羽》一书介绍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欣如就是一位让专业知识普及化的观鸟教育家，他促成了北京第一本鸟类图鉴《北京鸟类图鉴》的出版，后来成立了北京观鸟会，同时，在大学开办选修课“鸟类环志和保护”，积极推广专业和民间观鸟，提升大众的科普水平。
观鸟作为科学观察自然以及必然随之产生的环保事业要后继有人。《守望飞羽》一书专辟《新生力量系列》一章介绍的雷进宇和闻丞作为八零后都很年轻，但却为观鸟和生态保护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雷进宇不仅承担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工作，工余还和刘阳担任《中国观鸟年报》的主编。闻丞在北京观鸟都不带望远镜，凭眼力和鸟的鸣声就能确定鸟种。他不仅野外考察和研究动物，还在科普出版物《中国鸟类图鉴》和《燕园动物》担任副主编和撰稿人。他认为森林是鸟类重要的栖息地，世界上羽色最为炫目、鸣聲最为动听的鸟几乎全部生活在森林中。可想而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鸟。
笔者近年来主动观鸟少了，但有过一段密集观鸟的时期，深知在观鸟过程中，摄影是很重要的，那些扛着“大炮”的人才能完全将鸟的倩影定格下来，因为借助望远镜虽能在瞬间或者更长时间看到鸟，但鸟儿是活动的，一飞，便什么都不见了。所以，无论是观鸟，还是鸟类研究，摄影和录像都很重要。《守望飞羽》介绍了两位野生动物摄影专家奚志农和董磊。奚志农作为中国首位野生动物摄影专家，多年来致力于自然拍摄，不诱拍、不摆拍，把鸟最自然的状态拍出来。作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技术总监，董磊从小就喜欢大自然，中学时代开始学习摄影，大学毕业接触观鸟，便将两者合二为一。他和奚志农拍了不少罕见鸟，如白眶鸦雀和灰冠鸦雀。
鸟类摄影是个双刃剑，人类拍摄时，对鸟类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伤害，各种诱拍直接伤害鸟类与导致鸟儿死亡的个案比比皆是。董磊和奚志农一样，在鸟类摄影上，坚持不摆拍、诱拍，像扔石头、驱赶以增加拍摄效果的事，他从来不干。如果他感到继续拍摄对鸟类会有伤害，他会迅速离开拍摄地点。
剧情、小说人物反转是人们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小说评论、电影评论也会对此大加分析。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反转往往比剧情更精彩。在观鸟和环保人士中，最大的反转是从猎捕到保护。《守望飞羽》中的林剑声就经历了从猎人到“鸟”人的变化。小时候，他喜欢用弹弓打小鸟，长大后，扛着猎枪捕杀鸟和动物，有一段时间，他在江西科学院替教授打标本。2000年后，他放下猎枪，拿起相机，凭着猎人的本性寻鸟和拍鸟，当起全职鸟导。他基本不用望远镜，也能把鸟找出来。两百米以外的大麻鳽，用望远镜也不一定能看到，他用肉眼能看到。他拍鸟拍得好，是因为对鸟的生活规律掌握得清楚，知道所拍鸟在什么状态最适合拍摄。
虽然《守望飞羽》是一本写观鸟人和环保人士的书，这些人描述的鸟的生活、生存状态也耐人回味。褐河乌顺流而下捕食，暗绿绣眼鸟喜欢挤在一起互相梳理羽毛，鹊鸲能够发出多种多样的鸣唱声，灰喜鹊是跳着走路的。这些“鸟”人不经意的一句，都能向读者打开通往鸟儿世界神秘的大门。
《守望飞羽》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因为鸟儿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就是同鸟儿一起飞翔的人，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五光十色而意味隽永的世界。
（《守望飞羽——中国观鸟故事》，梁文瑛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第1版;《中国香港及华南鸟类野外手册》，尹琏、费嘉伦、林超英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