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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不仅诗文好，断案也是高手。当年，袁枚外放南京溧水知县，审理一起文字僭越案：一个老学究替人撰写讣文，讣文中有德泽乡里，常常“赦免”困难佃户的欠租与利息等语。仇家如获至宝，持讣文状告其“大逆不道、图谋不轨”。袁枚觉得兹事体大，于是先是亲往其家搜查藏书及信札，查证确无其他狂悖文字;又亲自提讯当事人，得知这个老学究因《四书》中有“赦小过”之语，遂用之。
这下袁枚心里有底了。他在判词中先是引用皇帝在上谕中严禁地方官捕风捉影、挟嫌报复的教诲;然后论述除讣文中只出现一次“赦”字外，并无其他狂悖之语，不能以一字失检而查抄家族，株连无辜;接着论述此风不可长，互相攻讦，人人自危，非朝廷奖恤士类之意;最后，袁枚以“僭越”条款对此案做出处理：“杖一百，徒三年。”
大逆罪是天大的罪过，是要杀头的，是要灭族的。袁枚没有刻意营求，而是审慎对待，究其真相，做出了符合天理人情的处理。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各有异，案自不同，而且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是不自由的。陈寅恪谈及治史的方法，尤为提倡“了解的同情”，无了解不会有同情，没有同情的态度，也不会达到真正了解的目的。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同样适用于执法办案，同情是前提，了解是达到同情的手段。带着同情，设身处地，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他人的人生。
清周安士在《安士全书》中说：“人命关天，狱词最重，略失检点，悔之无及。吾辈不幸而职司其事，便当刻刻小心，临深履薄。恍若天地鬼神，嗔目而视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号而望我。”执法者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周安士一连用了十个“不可”：“不可立意深文，不可误听左右，不可逼打成招，不可潦草塞责，不可恃聪明而臆断，不可徇嘱托而用严刑，不可逢迎上官之意，不可但据下吏之文;不可因他端而迁怒，不可乘酒醉而作威。”
近日闲读《邵临淄》（节选自《聊斋志异》）一节，虽不足百字，却久久不能释怀。临淄县宰姓邵，审理一起夫诉妻不孝案。邵闻之，派人捉拿此女。此女老爸听闻，十分害怕，率领众亲戚到县衙，哀求放过自己女儿一次。丈夫也随即后悔了，要求撤回诉状。邵公怒道：“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必拘质审！”公堂之上，邵大人刚刚审问几句，就断言：“真悍妇！”于是下令：“杖责三十，臂肉尽脱。”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感叹：“公岂有伤心于闺阁耶？何怒之暴也！”
断案之要，在明理，在据法，在平曲直，在建秩序，在于执法者的素质、心境、胸怀。试想欧阳修的父亲在审理死囚案件时，深夜浩叹，每于案件中“求其生而不得”。而这个邵姓大人却对一悍妇怒不可遏，非拘之不可，非“杖责三十，臂肉尽脱”不可，即使其父哀求，即使其夫自悔，断然不为所动！而且愤愤扬言：“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执法执纪最忌快意恩仇。蒲松龄推测，此邵公一定有过刻骨铭心的“闺阁之虐”。今见此女，正好发泄自己的心中块垒，借以抒发郁积灵魂深处对悍妇的仇恨，非不使其“臂肉尽脱”而不快！想来，他的治下，不会再有悍妇了，但是一个酷吏由此产生。
清代阿克敦、阿桂父子皆以科举入仕，史称“父子大学士”，父子二人为政清简，俱有令名。一日阿克敦问阿桂：“朝廷一旦用汝为刑官治狱，宜何如？”阿桂胸有成竹、掷地有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法一分，罪十分法十分。无使轻重。”不想阿克敦闻听，勃然大怒：“是子将败我家，是当死。”见阿桂一脸茫然，阿克敦徐徐道：“如汝言，世上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可问耶？”
法律有温度。阿克敦之骂，值得每一个执法者倾耳聆听。
图：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