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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以人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8-0041-0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把以人为本提到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邃的政治哲学意蕴。
一、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研究就分为两个纬度:一是政治哲学,崇尚思辨和政治价值的辨析;一是政治科学,致力于经验事实的考察,从中识别和发现“最优良的政体”。[1]98、118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哲学指导。一般认为,权力(power)——对他人和资源的支配能力与权威(authority)--特定领导人赢得服从的能力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2]可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3]250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只要这个人一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4]272由此可见,权力运行的基础和权威建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基石不稳,地动山摇。也就是说,社会制度的合法性(Legitimacy)才是政治学(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
1.政治合法性的一般涵义及其逻辑前提。合法性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因此,即使我们对政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们通常也要服从它。[5]5总而言之,现代意义的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给予的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反映的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共认理念。
合法性的核心问题是民众同意。即是说,合法性的逻辑前提是公民“对统治的同意”。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但正如卢梭所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6]12“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6]14马尔库塞也指出:“科学地看待人的本能需要早已成了使制度得以蕃衍的一个重要因素。”[7]6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长久顺利行使和权威的建立并不完全依赖于政府存在时间的长短,关键在于政府的统治与管理是否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政绩,是否能真正满足绝大多数公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8]8。
2.以人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在现代以前,中外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君权神授论”。由于受时代认识和政权性质的局限,这一理论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基石。在中国历史上,“君权神授论”既为封建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皇帝可以打着“受命于天”的旗号实施所谓的“正统”统治,而国民也可以以“替天行道”的名义推翻王朝的统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之所以没有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怪圈,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近现代以前始终没有找到合法性的基石,没有形成合法性的科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上,“君权神授论”曾经为封建君主和罗马教会在欧洲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辩护,但“君权神授论”的学说也为不同的解释和利用留下了空间。
第一个提出合法性概念的学者是卢梭。他认为社会公意是合法性的基础。对合法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马克思·韦伯。他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传统权威型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和制定、执行法律时遵循的习俗;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基础依靠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的超凡感召力;法理型的合法性基础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物性的权限。总而言之,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为特点,其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们对正式的合理合法的制度的尊重。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表述,标志着我们党对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地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鲜明地表示了权力为谁服务的立场,为政治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新成果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继承和发展。
1.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中很早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第一个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我国古典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以人为本。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中也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既表达了辩证统一,也显示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孟子在《尽心》篇中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 先秦诸子提出的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之所以提出以人为本或民本思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他们是从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疾苦有所体察,对民众力量有所认知。这种民本思想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第一,有以民为资本、为手段的涵义。比如三国时期,刘备就曾经说过:“夫济大事以人为本”。[9]703第二,有畏民、愚民倾向。因此,荀子在《王制》篇中才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正如司马迁所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0]这种民本思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一致的,与我们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有天壤之别。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曾经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含有以人为本的意思。到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人的地位被神掩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反对神学与封建统治对人性的压迫,对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人本思想在反对封建特权,反对神学压迫与扭曲人性,在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以及强调保障个人权利等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它脱离社会关系、脱离社会现实,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准绳,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工具。在实际社会生活层面,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实际追逐的价值目标,因此,资本主义所谓的“以人为本”在实际上只是一种口头宣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完全是对立的,也与我们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完全是两码事。
2.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他们对新社会的设想和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规定无不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真谛。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
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1]67正是在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同时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2]278关注到无产阶级被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压榨得处于非人境地,马克思才说,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3]649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精神的弘扬。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1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生存境遇关怀的新体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2]118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就其现实性而言,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强调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基本原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通过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促发展。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最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持发展为了群众,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3.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历史上有“大同”、“小康”,有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康乾盛世;在国外有 “理想国”、“乌托邦”,有所谓的雅典城邦与近现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繁荣,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维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为目的的时代,终因社会矛盾的对抗性而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和建立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内在地蕴含着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发展的动力是人民、发展的尺度是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没有任何一己私利,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政治立场。这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党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必然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同与支持,必然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燕继荣.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一般理论[J].学习时报,2004-12-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M]. 林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 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陈寿.三国志.先主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0]史记.太史公自序[M].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EB/OL].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4]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新华网,2004-02-29.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崔 颖]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8-0041-03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把以人为本提到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邃的政治哲学意蕴。
一、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研究就分为两个纬度:一是政治哲学,崇尚思辨和政治价值的辨析;一是政治科学,致力于经验事实的考察,从中识别和发现“最优良的政体”。[1]98、118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哲学指导。一般认为,权力(power)——对他人和资源的支配能力与权威(authority)--特定领导人赢得服从的能力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2]可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3]250邓小平同志也曾经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权威上,只要这个人一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4]272由此可见,权力运行的基础和权威建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基石不稳,地动山摇。也就是说,社会制度的合法性(Legitimacy)才是政治学(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
1.政治合法性的一般涵义及其逻辑前提。合法性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因此,即使我们对政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我们通常也要服从它。[5]5总而言之,现代意义的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给予的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反映的是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共认理念。
合法性的核心问题是民众同意。即是说,合法性的逻辑前提是公民“对统治的同意”。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但正如卢梭所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6]12“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6]14马尔库塞也指出:“科学地看待人的本能需要早已成了使制度得以蕃衍的一个重要因素。”[7]6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长久顺利行使和权威的建立并不完全依赖于政府存在时间的长短,关键在于政府的统治与管理是否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政绩,是否能真正满足绝大多数公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8]8。
2.以人为本是政治合法性的真正基石。在现代以前,中外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君权神授论”。由于受时代认识和政权性质的局限,这一理论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基石。在中国历史上,“君权神授论”既为封建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为推翻一个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皇帝可以打着“受命于天”的旗号实施所谓的“正统”统治,而国民也可以以“替天行道”的名义推翻王朝的统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之所以没有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怪圈,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近现代以前始终没有找到合法性的基石,没有形成合法性的科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上,“君权神授论”曾经为封建君主和罗马教会在欧洲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辩护,但“君权神授论”的学说也为不同的解释和利用留下了空间。
第一个提出合法性概念的学者是卢梭。他认为社会公意是合法性的基础。对合法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是马克思·韦伯。他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传统权威型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和制定、执行法律时遵循的习俗;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基础依靠个人的英雄气概和领袖气质的超凡感召力;法理型的合法性基础依靠由理性制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事物性的权限。总而言之,现代社会主要以法理型为特点,其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们对正式的合理合法的制度的尊重。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表述,标志着我们党对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地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鲜明地表示了权力为谁服务的立场,为政治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最新成果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继承和发展。
1.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中很早就有“民为邦本”的思想。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第一个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我国古典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以人为本。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中也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既表达了辩证统一,也显示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孟子在《尽心》篇中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 先秦诸子提出的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当权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之所以提出以人为本或民本思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他们是从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疾苦有所体察,对民众力量有所认知。这种民本思想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第一,有以民为资本、为手段的涵义。比如三国时期,刘备就曾经说过:“夫济大事以人为本”。[9]703第二,有畏民、愚民倾向。因此,荀子在《王制》篇中才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正如司马迁所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0]这种民本思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一致的,与我们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有天壤之别。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曾经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含有以人为本的意思。到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人的地位被神掩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反对神学与封建统治对人性的压迫,对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人本思想在反对封建特权,反对神学压迫与扭曲人性,在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以及强调保障个人权利等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它脱离社会关系、脱离社会现实,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准绳,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工具。在实际社会生活层面,由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实际追逐的价值目标,因此,资本主义所谓的“以人为本”在实际上只是一种口头宣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是完全是对立的,也与我们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完全是两码事。
2.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他们对新社会的设想和对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规定无不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真谛。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
关注人的生存境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1]67正是在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同时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2]278关注到无产阶级被私有制与异化劳动压榨得处于非人境地,马克思才说,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3]649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精神的弘扬。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1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生存境遇关怀的新体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2]118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就其现实性而言,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强调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基本原理。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谋发展,通过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促发展。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最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持发展为了群众,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3.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状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中国历史上有“大同”、“小康”,有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康乾盛世;在国外有 “理想国”、“乌托邦”,有所谓的雅典城邦与近现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繁荣,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维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为目的的时代,终因社会矛盾的对抗性而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和建立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内在地蕴含着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发展的动力是人民、发展的尺度是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没有任何一己私利,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政治立场。这也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党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必然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同与支持,必然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燕继荣.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一般理论[J].学习时报,2004-12-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M]. 林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 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陈寿.三国志.先主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0]史记.太史公自序[M].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EB/OL].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4]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新华网,2004-02-29.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崔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