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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次修宪和“未遂政变”审理同期进行，有反对派人士认为，政府可能以案件审理作为筹码与军方做了某种交易，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大的图谋。更有一些反对派人士担心，政府企图借修宪给司法机关“穿小鞋”，而一旦修宪法案流产。就把责任推给反对党，并通过推动修宪的全民公决凝聚民意，一举赢得明年大选，然后再铺开全面伊斯兰化的政策。
正如连续两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早就宣称的那样，2010年3月30日，土耳其政府再次提请大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以便为“由民事法庭审理炮制1980年政变的军队高官”和“加大解散亲伊斯兰教政党的难度”等执政党特殊需要铺平道路。鉴于正发党未能占据议会2/3以上席位，此次修宪依然采取前三次修宪“碎步走”的模式，而非企图一举解决1982年宪法带来的“军人干政”问题。
不过，在2011年大选倒计时的情况下，即便军人不出面，正发党打着“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删除有违加入欧盟之条款”等旗号，启动修宪为竞选造势，也必然遭遇反对党和世俗派的集体抵制。更何况，当前土耳其法院正就2月份曝光的该国2003年未遂政变密谋一事调查起诉被捕的31名军官，这一事态的发展将影响到军方今后的立场和决定。正发党前三次修宪到底是为了伊斯兰化还是民主化?本次修宪是否会激化执政的宗教势力和在野的世俗势力之间的矛盾，导致军方再次出手，接管政局?
修宪——从民主化到伊斯兰化
土耳其现行宪法是1980年军事政变的遗产。该宪法由军政府指定的协商会议起草，由军人政府审查通过后交全民投票通过。宪法宣布坚持国父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认为世俗主义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石。为此，宪法在序言中首先确认了军人干政的合法性，宣布1980年9月12日的军人政变“合法”，是为了“挽救土耳其民族的危亡”。
在国家体制上，宪法规定土耳其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制占主导，总统是国家礼仪上的元首，担任軍队统帅，但实际上，军队才是站在文官政府背后的“监国者”。根据1982年宪法，国家安全决策机关——国安会，由总统、总理、外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军人占有9个席位中的5个。军队通过控制国安会掌握了国家政策的发言权，甚至在对内对外安全决策上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
按照欧盟“文人治军”的标准，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民主基础相当脆弱。1997年军方利用宪法给予的特权迫使伊斯兰背景的总理埃尔巴坎下台，更是被欧盟指摘，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障碍。为此，2001年土耳其即通过一轮修宪以讨好布鲁塞尔。
意料之外的是，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有着浓厚伊斯兰教背景、新组建不久的正义与发展党以34.28％得票率胜出，该党的创立者、曾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的埃尔多安于2003年出任总理。随后，在“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旗号下，正发党2004年首次推动修宪。由于这次修宪被视为土耳其靠拢欧盟的重要努力，所以在议会顺利过关。
2007年7月议会大选前夕，土耳其总统选举陷入僵局：正发党总统候选人居尔无法在议会得到2／3的绝对多数，因而无法当选；在正发党的主导下，土议会于2007年5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议会选举总统方式为全民直选，但修宪法案被时任总统塞泽尔否决。后来，中间派的民族行动党决定支持居尔，使僵局得以打破——居尔在当年8月的第三次议会投票中当选总统。两个月后，总统直选的修宪法案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
有了前两次成功修宪的铺垫，再加上攫得总统宝座的底气，正发党二度执政后再次推动修宪，选择了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允许大学女生在校园佩戴伊斯兰标志物——头巾，结果因挑战了土耳其世俗主义国家的底线而功败垂成。具体经过为：2008年2月11日，土议会以411票对103票的表决结果，决定通过允许在大学校园佩戴头巾的宪法修正案。孰料，执政党刚刚修宪，就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抗议，后者在首都安卡拉组织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反对政府修宪，高呼“土耳其是世俗国家”等口号。政府辩解称，修宪是为了保护“那些愿意戴头巾的女生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强制所有大学女生戴头巾，因此是促进民主的做法，有利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然而，2008年6月，土宪法法院宣布该修正案违背世俗主义原则，是无效的。正发党还因在此事上“暴露了宗教倾向”差点被法院取缔。
需要指出的是，正发党前三次修宪，打的都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推进民主化的旗号。尽管政府和反对派在修宪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但是双方的冲突基本上还是非暴力的斗争。尤其，从2003年到这次“未遂政变”事件前，军方一直比较低调。
军方的“中立”能保持多久
土耳其宪政史上，军方素来以维护国家的世俗主义原则自居，1960年以来曾三度发动政变，而后又果断还政于民。但近年来，随着土耳其政府为加入欧盟出台了数千项改革计划，军方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与世俗派政党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这使它偏爱充当土政坛“仲裁者”的角色，只有在政局混乱到无法收拾的情况下才出手干预。
在2003年土议会通过法案决定限制军方干预政治后，军方在土国内政治舞台上比较低调，没有采取主动的反制措施。军方在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的斗争中，基本保持了中立。如果回首1997年军方推翻亲伊斯兰教的总理埃尔巴坎的政变，不难发现，对于正发党2004年首次修宪，军方的态度是温和的；对于2007年第二次修宪，因为涉及到正发党可能同时掌控总统、总理与议长三大权力宝座，军方一度发出威胁说，一旦居尔当选，他们将发动政变，但后来他们认可了居尔的当选；2008年第三次修宪，由于有宪法法院出面干预，军方没有出头；而这一次，军方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能再观望。
让军方重新回到斗争焦点的，是一起绰号“大锤”的军事政变计划。2010年1月，土耳其一家独立日报踢爆一份由5000多张扫描文件、幻灯片碟片和48小时的录音所组成的详尽政变计划。计划是于2002到2003年制定的，当中提到土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需要制造一起击落土耳其空军飞机然后嫁祸希腊的事件，以此激起土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政变计划还包括炸毁两座清真寺，并在随后发动骚乱来证明埃尔多安政府是在鼓励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很显然，这一政变计划性质恶劣，一旦查实将对军方不利。
2月22日清晨，土当局出动警察，在全国9座城市逮捕了约50名现役和退役军人，其中包括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前海军司令奥尔内克和前副总参谋长萨伊贡。不过，土军方对政变指责矢口否认，总参谋长巴什布上将更是称：“政变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反对党也认为，政府此举是在打压军方，压制世俗主义势力。戏剧性的是，检方在质询了前述 3名退役高级军官之后，于24日晚间释放了他们。25日中午，在总统居尔的调停下，总理埃尔多安和总参谋长巴什布在总统官邸举行了3小时的会晤。他们在会后声明中矢言，将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平息此次政变未遂风波。据悉，伊斯坦布尔法院将接手剩余被捕人员的审理工作，其中前第一军军长德甘被认为是“大锤”政变计划的始作俑者。
然而，就在外界以为查抄“大锤”政变计划只是个孤立事件时，2月28日，土政府宣布要在3月底之前开始修宪进程。埃尔多安说：“这不是关于修改全部的宪法，只是我们想要修订某些条款。”土耳其副总理塞吉克也表示，修宪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政府将争取在野党的支持。但由于此次修宪和“未遂政变”审理同期进行，有反对派人士认为，政府可能以案件审理作为筹码与军方做了某种交易，背后或许隐藏著更大的图谋。而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反对党，已明确表示不会支持正发党的修宪提案。
根据土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正发党这次提交议会的29条修正案中，除了一些人权保障条款，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取消法院取缔宗教政党的权力，因为正发党在2008年险些遭到法院取缔；二是改变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免方式，加大正发党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主要措施是将宪法法院法官从11名增至17名，其中3名由议会委任，同时将全国检察官和法官理事会的成员数由7名增加到21名，其中4名由总统直接指定。
可以看出，修正案并非直接针对1982年宪法中被正发党视为眼中钉的“军人合法干政”条款，仅仅是象征性地表示不能放过策划30年前那场政变的军队高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故去)。这固然说明正发党对军方势力的忌惮，但另一方面，出于对2008年修宪不顺的记恨，这次修宪将拳头重点砸向不合作的司法机关，其力度之猛，已经引发反弹。像土上诉法院院长哈桑就表示，“任何取缔政党的决定需要得到议会批准”这一条款，违反分权原则，“让议会对任命法官拥有更大权力”则破坏司法独立性，总之，政府的改革“违宪”。而正发党祭起欧式民主大旗，约束军方尚可，却奈何不了司法部门。
土耳其议会对修宪法案的表决最早可能在4月上旬展开。如果议会未能通过修宪，执政党很可能在今年夏天将修宪内容整体打包进全民公决。一些反对派人士担心，政府企图借修宪给司法机关“穿小鞋”，而一旦修宪法案流产，就把责任推给反对党，并通过推动修宪的全民公决凝聚民意，一举赢得明年大选，然后再铺开全面伊斯兰化的政策。但这样的担心也许过于杞人忧天，正发党即便在选情较好的2007年大选中也没有赢得过半数选票，它是钻选举法的空子(未获得10％选票的政党不得进入议会)才囊括了多数议席。如今，土耳其人均GDP过万美元，正发党相当一部分社会基础——移居城里的“乡下人”并不希望重返宗教禁锢之下，正发党操弄全民公决，很可能会砸到自己的脚。
正如连续两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早就宣称的那样，2010年3月30日，土耳其政府再次提请大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以便为“由民事法庭审理炮制1980年政变的军队高官”和“加大解散亲伊斯兰教政党的难度”等执政党特殊需要铺平道路。鉴于正发党未能占据议会2/3以上席位，此次修宪依然采取前三次修宪“碎步走”的模式，而非企图一举解决1982年宪法带来的“军人干政”问题。
不过，在2011年大选倒计时的情况下，即便军人不出面，正发党打着“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删除有违加入欧盟之条款”等旗号，启动修宪为竞选造势，也必然遭遇反对党和世俗派的集体抵制。更何况，当前土耳其法院正就2月份曝光的该国2003年未遂政变密谋一事调查起诉被捕的31名军官，这一事态的发展将影响到军方今后的立场和决定。正发党前三次修宪到底是为了伊斯兰化还是民主化?本次修宪是否会激化执政的宗教势力和在野的世俗势力之间的矛盾，导致军方再次出手，接管政局?
修宪——从民主化到伊斯兰化
土耳其现行宪法是1980年军事政变的遗产。该宪法由军政府指定的协商会议起草，由军人政府审查通过后交全民投票通过。宪法宣布坚持国父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认为世俗主义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基石。为此，宪法在序言中首先确认了军人干政的合法性，宣布1980年9月12日的军人政变“合法”，是为了“挽救土耳其民族的危亡”。
在国家体制上，宪法规定土耳其实行“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制占主导，总统是国家礼仪上的元首，担任軍队统帅，但实际上，军队才是站在文官政府背后的“监国者”。根据1982年宪法，国家安全决策机关——国安会，由总统、总理、外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陆、海、空三军司令和宪兵司令组成，军人占有9个席位中的5个。军队通过控制国安会掌握了国家政策的发言权，甚至在对内对外安全决策上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
按照欧盟“文人治军”的标准，土耳其1982年宪法的民主基础相当脆弱。1997年军方利用宪法给予的特权迫使伊斯兰背景的总理埃尔巴坎下台，更是被欧盟指摘，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障碍。为此，2001年土耳其即通过一轮修宪以讨好布鲁塞尔。
意料之外的是，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有着浓厚伊斯兰教背景、新组建不久的正义与发展党以34.28％得票率胜出，该党的创立者、曾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的埃尔多安于2003年出任总理。随后，在“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旗号下，正发党2004年首次推动修宪。由于这次修宪被视为土耳其靠拢欧盟的重要努力，所以在议会顺利过关。
2007年7月议会大选前夕，土耳其总统选举陷入僵局：正发党总统候选人居尔无法在议会得到2／3的绝对多数，因而无法当选；在正发党的主导下，土议会于2007年5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议会选举总统方式为全民直选，但修宪法案被时任总统塞泽尔否决。后来，中间派的民族行动党决定支持居尔，使僵局得以打破——居尔在当年8月的第三次议会投票中当选总统。两个月后，总统直选的修宪法案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
有了前两次成功修宪的铺垫，再加上攫得总统宝座的底气，正发党二度执政后再次推动修宪，选择了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允许大学女生在校园佩戴伊斯兰标志物——头巾，结果因挑战了土耳其世俗主义国家的底线而功败垂成。具体经过为：2008年2月11日，土议会以411票对103票的表决结果，决定通过允许在大学校园佩戴头巾的宪法修正案。孰料，执政党刚刚修宪，就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抗议，后者在首都安卡拉组织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反对政府修宪，高呼“土耳其是世俗国家”等口号。政府辩解称，修宪是为了保护“那些愿意戴头巾的女生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强制所有大学女生戴头巾，因此是促进民主的做法，有利于土耳其加入欧盟。然而，2008年6月，土宪法法院宣布该修正案违背世俗主义原则，是无效的。正发党还因在此事上“暴露了宗教倾向”差点被法院取缔。
需要指出的是，正发党前三次修宪，打的都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推进民主化的旗号。尽管政府和反对派在修宪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但是双方的冲突基本上还是非暴力的斗争。尤其，从2003年到这次“未遂政变”事件前，军方一直比较低调。
军方的“中立”能保持多久
土耳其宪政史上，军方素来以维护国家的世俗主义原则自居，1960年以来曾三度发动政变，而后又果断还政于民。但近年来，随着土耳其政府为加入欧盟出台了数千项改革计划，军方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与世俗派政党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这使它偏爱充当土政坛“仲裁者”的角色，只有在政局混乱到无法收拾的情况下才出手干预。
在2003年土议会通过法案决定限制军方干预政治后，军方在土国内政治舞台上比较低调，没有采取主动的反制措施。军方在宗教和世俗两大力量的斗争中，基本保持了中立。如果回首1997年军方推翻亲伊斯兰教的总理埃尔巴坎的政变，不难发现，对于正发党2004年首次修宪，军方的态度是温和的；对于2007年第二次修宪，因为涉及到正发党可能同时掌控总统、总理与议长三大权力宝座，军方一度发出威胁说，一旦居尔当选，他们将发动政变，但后来他们认可了居尔的当选；2008年第三次修宪，由于有宪法法院出面干预，军方没有出头；而这一次，军方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能再观望。
让军方重新回到斗争焦点的，是一起绰号“大锤”的军事政变计划。2010年1月，土耳其一家独立日报踢爆一份由5000多张扫描文件、幻灯片碟片和48小时的录音所组成的详尽政变计划。计划是于2002到2003年制定的，当中提到土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需要制造一起击落土耳其空军飞机然后嫁祸希腊的事件，以此激起土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政变计划还包括炸毁两座清真寺，并在随后发动骚乱来证明埃尔多安政府是在鼓励伊斯兰极端主义行为。很显然，这一政变计划性质恶劣，一旦查实将对军方不利。
2月22日清晨，土当局出动警察，在全国9座城市逮捕了约50名现役和退役军人，其中包括前空军司令弗尔特纳、前海军司令奥尔内克和前副总参谋长萨伊贡。不过，土军方对政变指责矢口否认，总参谋长巴什布上将更是称：“政变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反对党也认为，政府此举是在打压军方，压制世俗主义势力。戏剧性的是，检方在质询了前述 3名退役高级军官之后，于24日晚间释放了他们。25日中午，在总统居尔的调停下，总理埃尔多安和总参谋长巴什布在总统官邸举行了3小时的会晤。他们在会后声明中矢言，将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平息此次政变未遂风波。据悉，伊斯坦布尔法院将接手剩余被捕人员的审理工作，其中前第一军军长德甘被认为是“大锤”政变计划的始作俑者。
然而，就在外界以为查抄“大锤”政变计划只是个孤立事件时，2月28日，土政府宣布要在3月底之前开始修宪进程。埃尔多安说：“这不是关于修改全部的宪法，只是我们想要修订某些条款。”土耳其副总理塞吉克也表示，修宪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政府将争取在野党的支持。但由于此次修宪和“未遂政变”审理同期进行，有反对派人士认为，政府可能以案件审理作为筹码与军方做了某种交易，背后或许隐藏著更大的图谋。而以共和人民党为首的反对党，已明确表示不会支持正发党的修宪提案。
根据土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正发党这次提交议会的29条修正案中，除了一些人权保障条款，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取消法院取缔宗教政党的权力，因为正发党在2008年险些遭到法院取缔；二是改变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免方式，加大正发党对司法机关的影响力，主要措施是将宪法法院法官从11名增至17名，其中3名由议会委任，同时将全国检察官和法官理事会的成员数由7名增加到21名，其中4名由总统直接指定。
可以看出，修正案并非直接针对1982年宪法中被正发党视为眼中钉的“军人合法干政”条款，仅仅是象征性地表示不能放过策划30年前那场政变的军队高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故去)。这固然说明正发党对军方势力的忌惮，但另一方面，出于对2008年修宪不顺的记恨，这次修宪将拳头重点砸向不合作的司法机关，其力度之猛，已经引发反弹。像土上诉法院院长哈桑就表示，“任何取缔政党的决定需要得到议会批准”这一条款，违反分权原则，“让议会对任命法官拥有更大权力”则破坏司法独立性，总之，政府的改革“违宪”。而正发党祭起欧式民主大旗，约束军方尚可，却奈何不了司法部门。
土耳其议会对修宪法案的表决最早可能在4月上旬展开。如果议会未能通过修宪，执政党很可能在今年夏天将修宪内容整体打包进全民公决。一些反对派人士担心，政府企图借修宪给司法机关“穿小鞋”，而一旦修宪法案流产，就把责任推给反对党，并通过推动修宪的全民公决凝聚民意，一举赢得明年大选，然后再铺开全面伊斯兰化的政策。但这样的担心也许过于杞人忧天，正发党即便在选情较好的2007年大选中也没有赢得过半数选票，它是钻选举法的空子(未获得10％选票的政党不得进入议会)才囊括了多数议席。如今，土耳其人均GDP过万美元，正发党相当一部分社会基础——移居城里的“乡下人”并不希望重返宗教禁锢之下，正发党操弄全民公决，很可能会砸到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