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宪政可以不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有没有宪政可以成为淘汰强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崛起的大国不把宪政作为其立国的基础，那么，这个大国肯定不会是真正的强国。
这段时间以来，探讨大国崛起似乎成为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学者、政治家、学生乃至普通百姓都对谈论大国崛起兴趣盎然。而由大国崛起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值得我们中国人深刻的去思考。
首先，谈论大国崛起，自然离不开对“大国”的界定。在我看来，我们往往将“什么是大国”与“大国是什么”混淆了。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拥有充足的人口、强劲经济实力的国家是大国，可以说拥有强劲军事实力的国家是大国。从逻辑的角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大国是一个“整体”，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都可以是构成大国的要素（部分）。或许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两者的思维逻辑明显不同。而当前的学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什么是大国”，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在表面做工作。从“归纳”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是大国，我们可以有多种标准，诸如摩根索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资源状况，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国民士气，外交条件和政府素质”，斯拜克曼的“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等标准”，到日本学者的“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到中国学者黄硕风的“物质和精神力两大系统，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要素”，大国在这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各要素的综合体”罢了，我们也往往热衷于用“综合国力”来给他们下大国的标签。这种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将大国与小国的界限清楚的划分了，泾渭分明。于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津巴布韦、古巴、缅甸等等都是小国，而国际政治的历史从来就是大国的历史，这些小国也就没有沾边的份，这是当前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现实。那些曾经是大国而现在不是大国的国家们，也差不多遭受这样一个命运。我们之所以重视它们，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大国，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崛起过。既然大国本身包含着多种要素，那么那种试图用单一的要素来给大国下定义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然而，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些学者却很倾向于这种逻辑思维，他们拼命地将其它的要素抛离掉，最后只剩下一个大国的核心要素——宪政，以及由宪政作为保证的人权与民权。于是，在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下，历史上曾经被我们界定为大国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日本乃至俄罗斯也就被排除在大国的俱乐部之外。在他们看来，宪政就是大国的本质，那其它的要素就是现象，本质自然要比现象深刻。但是在我看来，从归纳分析转变为证伪分析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逻辑存在着断点。必须明白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归纳与证伪，都是必须的，两者不可能相互否定。
事实上，探讨“什么是大国”本身过于表面化，并不深刻。如果说我们要探讨大国，是因为央视所播放的《大国崛起》，那么套用郭德纲的话说：“你太CCTV了”。的确，我们的思维被严重地束缚住了，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察觉。而按照一些朋友的分析，如果将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中的“大国”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大国”，那会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我看来，探讨“什么是大国”本身不及“大国是什么”来得深刻。那么，大国是什么呢？大国就是强国。英语中所谓的“great power”其实就是强国。
当我提倡强国逻辑的时候，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或许会觉得我所说的具有蛊惑性。的确，今天的世界远比500年前要复杂，现实主义的思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同样，自由主义，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制度自由主义是必须的，也并不是唯一的。套用约瑟夫·奈所说“一种尺码并不能适合所有的人”（but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单纯的用一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本身就是蚍蜉撼大树的行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的相互依赖强度越来越高，全球化也风靡全球。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相互依赖可以促使资源的快速流动，而正是资源的快速流动，使得世界上的国家互通有无，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争夺资源所引发的冲突。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认为强国逻辑失去了效力那就陷入了一种盲目乐观的陷阱中。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获得资源的手段是多样的，但总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权力始终是确保获取资源最坚实的手段。我们可以提倡和谐世界，但这要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没有权力，就没有资格与别人和谐！
其次，遵循强国的逻辑，必须注意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内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国际层面”，当前许多的学者注重第一个层面，更多的将精力倾注在对国内层面的分析与建构之上，那些提倡人权或者民权的学者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全面的。一个大国要成为强国，自然要在国内层面上做足功夫，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本身也说明了内政的至关重要性。从国内层面来分析，我完全同意实行宪政，促进人权与民权的生根发芽，这点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更为重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一个合理的宪政框架，大国的内部矛盾迟早会爆发。提倡人权与民权，实际上是对“强国弱民”思想的反击，一种最为彻底的反击，尽管我们目前不能提出最为彻底的方案。强国之强并不针对这个国家内部之“民”而言，而是针对外部之“国”而言，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提倡民权与人权。但是，提倡人权与民权并不一定等同于要建构西方民主。尽管对于民主的认识更多的是出于思维的层面上，但是必须说明这么一个事实，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十几亿的人口，而实现这十几亿人口的政治实践更是为“零”。这是今天中国最为困惑的地方，提倡民主的动机自然是好的，这点不需要怀疑，民主只是一种实现民权与人权的手段，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么一句话：“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构成的”。我不反对民主，更不反对人权与民权，只是对于当前的民主热，我有一种忧虑感。当我们探讨大国崛起的时候，一些学者总是要从这其中提取出民主的精华，而对于其它的要素视而不见，这本身就带有偏见。况且，我们往往忽略了民主话语的语境，尽管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中，但我们必须承认，国情毕竟不同，文化的不同可以导致淮桔北枳。
第二个层面自然就是“国际层面”，强国之崛起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世界的格局中，在这个格局中，纯粹理想式的“和合协商”未必能够有很大的作为。今之学者提倡国际制度来缓解崛起中所导致的冲突，在我看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国际层面上的强国逻辑必然导致现实主义式的“权力争夺”，这是不需要辩解的道理。这个真理很简单，但往往被我们看得很复杂。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哈布斯堡家族、法国雄鹰、德国骏马、日本彪汉无不如此。或许我们中国人对于崛起之血腥很反感，庄礼伟在对秦晖教授的“什么是大国”的演讲所做的点评中也提出了这一点，这无可否非。但是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导向的“和合思维”使得我们在与西方列强“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思维”（或者说摩根索现实主义思维）中占了下风。和合文化并不适用于国际层面的政治上，但是完全可以运用于国内层面上。我们不能将用在国内层面的思维套用到国际层面上，这是一种越俎代庖的错误行为。同样，我们也不能将用在国内层面的思维用到国内层面上，一旦误用，其后果也自然是严重的！
我要说，谈论大国太肤浅了，我们需要强国思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彻底的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强国。而针对当前一些学者所热衷探讨的“宪政是构成大国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个人看来，宪政可以不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的大国，诸如德国、日本、俄国在通往强国的路途中，很少留下宪政的足迹。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有没有宪政可以成为淘汰强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崛起的大国不把宪政作为其立国的基础，那么，这个大国肯定不会是真正的强国。
这段时间以来，探讨大国崛起似乎成为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学者、政治家、学生乃至普通百姓都对谈论大国崛起兴趣盎然。而由大国崛起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值得我们中国人深刻的去思考。
首先，谈论大国崛起，自然离不开对“大国”的界定。在我看来，我们往往将“什么是大国”与“大国是什么”混淆了。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拥有充足的人口、强劲经济实力的国家是大国，可以说拥有强劲军事实力的国家是大国。从逻辑的角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大国是一个“整体”，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都可以是构成大国的要素（部分）。或许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两者的思维逻辑明显不同。而当前的学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什么是大国”，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在表面做工作。从“归纳”的角度来分析什么是大国，我们可以有多种标准，诸如摩根索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资源状况，人口数量，民族特点，国民士气，外交条件和政府素质”，斯拜克曼的“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原料多寡等标准”，到日本学者的“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到中国学者黄硕风的“物质和精神力两大系统，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要素”，大国在这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各要素的综合体”罢了，我们也往往热衷于用“综合国力”来给他们下大国的标签。这种界定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将大国与小国的界限清楚的划分了，泾渭分明。于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津巴布韦、古巴、缅甸等等都是小国，而国际政治的历史从来就是大国的历史，这些小国也就没有沾边的份，这是当前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现实。那些曾经是大国而现在不是大国的国家们，也差不多遭受这样一个命运。我们之所以重视它们，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是大国，而是因为他们曾经崛起过。既然大国本身包含着多种要素，那么那种试图用单一的要素来给大国下定义的努力将会是徒劳的。然而，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些学者却很倾向于这种逻辑思维，他们拼命地将其它的要素抛离掉，最后只剩下一个大国的核心要素——宪政，以及由宪政作为保证的人权与民权。于是，在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下，历史上曾经被我们界定为大国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日本乃至俄罗斯也就被排除在大国的俱乐部之外。在他们看来，宪政就是大国的本质，那其它的要素就是现象，本质自然要比现象深刻。但是在我看来，从归纳分析转变为证伪分析的过程中，他们的思维逻辑存在着断点。必须明白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是归纳与证伪，都是必须的，两者不可能相互否定。
事实上，探讨“什么是大国”本身过于表面化，并不深刻。如果说我们要探讨大国，是因为央视所播放的《大国崛起》，那么套用郭德纲的话说：“你太CCTV了”。的确，我们的思维被严重地束缚住了，以至于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察觉。而按照一些朋友的分析，如果将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中的“大国”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大国”，那会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我看来，探讨“什么是大国”本身不及“大国是什么”来得深刻。那么，大国是什么呢？大国就是强国。英语中所谓的“great power”其实就是强国。
当我提倡强国逻辑的时候，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或许会觉得我所说的具有蛊惑性。的确，今天的世界远比500年前要复杂，现实主义的思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同样，自由主义，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制度自由主义是必须的，也并不是唯一的。套用约瑟夫·奈所说“一种尺码并不能适合所有的人”（but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单纯的用一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本身就是蚍蜉撼大树的行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的相互依赖强度越来越高，全球化也风靡全球。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相互依赖可以促使资源的快速流动，而正是资源的快速流动，使得世界上的国家互通有无，这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争夺资源所引发的冲突。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认为强国逻辑失去了效力那就陷入了一种盲目乐观的陷阱中。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获得资源的手段是多样的，但总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权力始终是确保获取资源最坚实的手段。我们可以提倡和谐世界，但这要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没有权力，就没有资格与别人和谐！
其次，遵循强国的逻辑，必须注意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内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国际层面”，当前许多的学者注重第一个层面，更多的将精力倾注在对国内层面的分析与建构之上，那些提倡人权或者民权的学者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却是不全面的。一个大国要成为强国，自然要在国内层面上做足功夫，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本身也说明了内政的至关重要性。从国内层面来分析，我完全同意实行宪政，促进人权与民权的生根发芽，这点对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更为重要。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一个合理的宪政框架，大国的内部矛盾迟早会爆发。提倡人权与民权，实际上是对“强国弱民”思想的反击，一种最为彻底的反击，尽管我们目前不能提出最为彻底的方案。强国之强并不针对这个国家内部之“民”而言，而是针对外部之“国”而言，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提倡民权与人权。但是，提倡人权与民权并不一定等同于要建构西方民主。尽管对于民主的认识更多的是出于思维的层面上，但是必须说明这么一个事实，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十几亿的人口，而实现这十几亿人口的政治实践更是为“零”。这是今天中国最为困惑的地方，提倡民主的动机自然是好的，这点不需要怀疑，民主只是一种实现民权与人权的手段，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么一句话：“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愿望构成的”。我不反对民主，更不反对人权与民权，只是对于当前的民主热，我有一种忧虑感。当我们探讨大国崛起的时候，一些学者总是要从这其中提取出民主的精华，而对于其它的要素视而不见，这本身就带有偏见。况且，我们往往忽略了民主话语的语境，尽管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中，但我们必须承认，国情毕竟不同，文化的不同可以导致淮桔北枳。
第二个层面自然就是“国际层面”，强国之崛起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世界的格局中，在这个格局中，纯粹理想式的“和合协商”未必能够有很大的作为。今之学者提倡国际制度来缓解崛起中所导致的冲突，在我看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国际层面上的强国逻辑必然导致现实主义式的“权力争夺”，这是不需要辩解的道理。这个真理很简单，但往往被我们看得很复杂。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哈布斯堡家族、法国雄鹰、德国骏马、日本彪汉无不如此。或许我们中国人对于崛起之血腥很反感，庄礼伟在对秦晖教授的“什么是大国”的演讲所做的点评中也提出了这一点，这无可否非。但是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导向的“和合思维”使得我们在与西方列强“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思维”（或者说摩根索现实主义思维）中占了下风。和合文化并不适用于国际层面的政治上，但是完全可以运用于国内层面上。我们不能将用在国内层面的思维套用到国际层面上，这是一种越俎代庖的错误行为。同样，我们也不能将用在国内层面的思维用到国内层面上，一旦误用，其后果也自然是严重的！
我要说，谈论大国太肤浅了，我们需要强国思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彻底的大国，但并不是一个强国。而针对当前一些学者所热衷探讨的“宪政是构成大国的决定性因素”，在我个人看来，宪政可以不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的大国，诸如德国、日本、俄国在通往强国的路途中，很少留下宪政的足迹。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有没有宪政可以成为淘汰强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崛起的大国不把宪政作为其立国的基础，那么，这个大国肯定不会是真正的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