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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编译
记得1966年我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曾经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搞清楚父亲的职业，第二天告诉大家。我回家后马上问母亲：爸爸是干什么的?母亲说她和爸爸都是科学家。我又问她科学家是千什么的。她没有回答，而是递给我一把勺子，要我把它扔到餐桌上。我扔出去，但勺子掉到了地上。
她问我：“为什么勺子掉在地上而不是飘到天花板上呢?”我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她告诉我说：“由于重力的作用，一般的物体总是往下掉，而热气球总是往上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我告诉全班的同学：“我爸爸是科学家，我妈妈也是科学家。”几十双小眼睛都惊讶地看着我。这时，我开始明白我的父母亲是多么不平常。
我的母亲琼·菲曼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在进行了40多年地球物理研究之后，现在已经退休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发明和完善了计算有可能击中航天器的高能粒子数量的模式以及预测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方法。这两项发明都已经被全世界科学家采用。此外，几十年前既是科学家又是母亲的女性在美国还是非常罕见的，我母亲的职业生涯大大改变了美国人对女科学家的看法。
我母亲最初的记忆是她在2岁时站在带围栏的小床上揪她哥哥的头发。她的哥哥名叫理查德·菲曼，后来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量子动力学先驱者和纳米技术之父，并且荣获过诺贝尔奖。当时，他训练妹妹解决简单的数学题，每次答对了就让她揪一次哥哥的头发。平时，她哥哥行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口袋里经常装着螺丝刀，替人修理无线电。那时，他才11岁。
当我母亲5岁时，她哥哥理查德用每周2美分的工钱雇用她，给他在自己房间里建的电子实验室里当助手。母亲回忆说：“我的工作是扳动一些指令开关，我必须爬到箱子上才能够得着开关。”
理查德向妈妈讲解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家里的狗、铁熨斗和她本人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母亲8岁时宣布她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但慈祥的祖母说这是不可能的。奶奶说：“女人不能当科学家，因为她们的脑子不够用。”我的母亲趴在客厅的椅子上大哭了一场。一个小女孩被告知她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虽然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居里夫人也是女的，但这并不能给母亲任何安慰。母亲说：“对我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模仿的。”
直到1942年3月31日母亲满14岁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之火才重新燃起。她哥哥理查德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天文学的书。母亲回忆道：“那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开始时我不懂，但我坚持着一遍遍往下读，读到407页，我看到一张图表，它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张通俗易懂的图表摘自一位女科学家的著作，母亲说：“她给了我探索科学的勇气。”
母亲大学毕业后一度成为家庭妇女，在家做饭、洗衣服、照看我和哥哥两人。直到1964年，她在拉蒙特·多尔蒂天文观察站找到一份工作，研究太阳风和磁层的关系。不久，她和她的同事们首先宣布，磁层(受地球磁场控制、太阳风不能进入的那部分空间)是没有尽头的，它拖着一条无穷长的尾巴，而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封闭的泪珠状。
1974年，我的母亲就职于加利福尼亚阿姆斯研究中心。她在太阳风方面有了重大发现。太阳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稳定的，一种是瞬变的。尽管人们早就知道瞬变的太阳风是由巨大的冕喷组成的，但是却很难找到这种太阳风。我的母亲发现，这种太阳风可以通过太阳风中大量的氨来识别。
正当她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国家宇航局的预算大量削减，我的母亲再次成为家庭妇女。几个月后，她就职于全国大气研究中心。后来，妈妈又先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波士顿大学物理系工作。1985年。母亲来到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她在该实验室揭开了极光的一些秘密。她利用探索者33号获得的数据，证明当太阳风的磁场同地球磁场相互作用就会出现极光。
我母亲在1974年成为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一名官员。1999年，母亲被任命为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资深精英科学家，次年又获国家宇航局突出科学成就奖。
我在1970年10岁时第一次接触化学。当时，我母亲忙着烤过节时吃的白面包，她要我到厨房帮忙。在把面包放进炉子以后，她给我一个塑料小药瓶和一个软木塞。她叫我在瓶子里灌一些小苏打，加一些醋后马上塞上软木塞。结果砰地一声，软木塞弹到我的额头上。
食品会爆炸?我感到非常惊奇。母亲告诉我：“这就叫化学反应。”从那以后，我对化学充满了兴趣。
在我12岁的时候，母亲教我共振的知识。我们在野营时需要找一些树枝生火。我们兄妹三人到处找都找不到。母亲指着树上一枝枯树枝，一边摇晃树干一边叫我们留心观察。她说：“每个树枝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注意那枝枯枝，如果我们以适当的频率摇动树干，使它跟枯枝摇动的频率一样，枯枝就会掉下来。”我们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枯树枝。
在我14岁的时候，母亲教我物理知识。当时我迷上了乡土音乐，非常想去看拉尔夫·斯坦利的演出。尽管母亲并不喜欢乡土音乐，她还是带我一起去参加音乐会。音乐会高潮是菲尔德·柯利模仿火车由远而近到来然后又由近而远离去的口技表演。她对我说：“好听吗?这是利用了多普勒效应。”
我真没想到母亲会在音乐会上跟我讲物理知识。回到家里后，母亲给我解释说：“火车驶近时，声音频率变得越来越高，离去时频率变得越来越低，这就是多普勒效应。你观察天空的星星。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如果光源朝你移动，它就会向蓝色变化：如果是离你而去，就会向红色变化。大多数星星向红色变化，因为宇宙正在不断扩大。”
(原作者是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的编辑)
记得1966年我读小学一年级时，老师曾经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搞清楚父亲的职业，第二天告诉大家。我回家后马上问母亲：爸爸是干什么的?母亲说她和爸爸都是科学家。我又问她科学家是千什么的。她没有回答，而是递给我一把勺子，要我把它扔到餐桌上。我扔出去，但勺子掉到了地上。
她问我：“为什么勺子掉在地上而不是飘到天花板上呢?”我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她告诉我说：“由于重力的作用，一般的物体总是往下掉，而热气球总是往上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我告诉全班的同学：“我爸爸是科学家，我妈妈也是科学家。”几十双小眼睛都惊讶地看着我。这时，我开始明白我的父母亲是多么不平常。
我的母亲琼·菲曼是美国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在进行了40多年地球物理研究之后，现在已经退休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发明和完善了计算有可能击中航天器的高能粒子数量的模式以及预测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方法。这两项发明都已经被全世界科学家采用。此外，几十年前既是科学家又是母亲的女性在美国还是非常罕见的，我母亲的职业生涯大大改变了美国人对女科学家的看法。
我母亲最初的记忆是她在2岁时站在带围栏的小床上揪她哥哥的头发。她的哥哥名叫理查德·菲曼，后来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量子动力学先驱者和纳米技术之父，并且荣获过诺贝尔奖。当时，他训练妹妹解决简单的数学题，每次答对了就让她揪一次哥哥的头发。平时，她哥哥行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口袋里经常装着螺丝刀，替人修理无线电。那时，他才11岁。
当我母亲5岁时，她哥哥理查德用每周2美分的工钱雇用她，给他在自己房间里建的电子实验室里当助手。母亲回忆说：“我的工作是扳动一些指令开关，我必须爬到箱子上才能够得着开关。”
理查德向妈妈讲解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家里的狗、铁熨斗和她本人都是由原子组成的。
母亲8岁时宣布她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但慈祥的祖母说这是不可能的。奶奶说：“女人不能当科学家，因为她们的脑子不够用。”我的母亲趴在客厅的椅子上大哭了一场。一个小女孩被告知她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虽然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居里夫人也是女的，但这并不能给母亲任何安慰。母亲说：“对我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模仿的。”
直到1942年3月31日母亲满14岁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之火才重新燃起。她哥哥理查德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天文学的书。母亲回忆道：“那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开始时我不懂，但我坚持着一遍遍往下读，读到407页，我看到一张图表，它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张通俗易懂的图表摘自一位女科学家的著作，母亲说：“她给了我探索科学的勇气。”
母亲大学毕业后一度成为家庭妇女，在家做饭、洗衣服、照看我和哥哥两人。直到1964年，她在拉蒙特·多尔蒂天文观察站找到一份工作，研究太阳风和磁层的关系。不久，她和她的同事们首先宣布，磁层(受地球磁场控制、太阳风不能进入的那部分空间)是没有尽头的，它拖着一条无穷长的尾巴，而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封闭的泪珠状。
1974年，我的母亲就职于加利福尼亚阿姆斯研究中心。她在太阳风方面有了重大发现。太阳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稳定的，一种是瞬变的。尽管人们早就知道瞬变的太阳风是由巨大的冕喷组成的，但是却很难找到这种太阳风。我的母亲发现，这种太阳风可以通过太阳风中大量的氨来识别。
正当她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国家宇航局的预算大量削减，我的母亲再次成为家庭妇女。几个月后，她就职于全国大气研究中心。后来，妈妈又先后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波士顿大学物理系工作。1985年。母亲来到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她在该实验室揭开了极光的一些秘密。她利用探索者33号获得的数据，证明当太阳风的磁场同地球磁场相互作用就会出现极光。
我母亲在1974年成为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一名官员。1999年，母亲被任命为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资深精英科学家，次年又获国家宇航局突出科学成就奖。
我在1970年10岁时第一次接触化学。当时，我母亲忙着烤过节时吃的白面包，她要我到厨房帮忙。在把面包放进炉子以后，她给我一个塑料小药瓶和一个软木塞。她叫我在瓶子里灌一些小苏打，加一些醋后马上塞上软木塞。结果砰地一声，软木塞弹到我的额头上。
食品会爆炸?我感到非常惊奇。母亲告诉我：“这就叫化学反应。”从那以后，我对化学充满了兴趣。
在我12岁的时候，母亲教我共振的知识。我们在野营时需要找一些树枝生火。我们兄妹三人到处找都找不到。母亲指着树上一枝枯树枝，一边摇晃树干一边叫我们留心观察。她说：“每个树枝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注意那枝枯枝，如果我们以适当的频率摇动树干，使它跟枯枝摇动的频率一样，枯枝就会掉下来。”我们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枯树枝。
在我14岁的时候，母亲教我物理知识。当时我迷上了乡土音乐，非常想去看拉尔夫·斯坦利的演出。尽管母亲并不喜欢乡土音乐，她还是带我一起去参加音乐会。音乐会高潮是菲尔德·柯利模仿火车由远而近到来然后又由近而远离去的口技表演。她对我说：“好听吗?这是利用了多普勒效应。”
我真没想到母亲会在音乐会上跟我讲物理知识。回到家里后，母亲给我解释说：“火车驶近时，声音频率变得越来越高，离去时频率变得越来越低，这就是多普勒效应。你观察天空的星星。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如果光源朝你移动，它就会向蓝色变化：如果是离你而去，就会向红色变化。大多数星星向红色变化，因为宇宙正在不断扩大。”
(原作者是美国《大众科学》杂志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