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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腐败蔓延的根源。贪腐对国家和社会之害极为明确，尤其表现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反腐倡廉是牵涉多层面的一项系统工程：应建立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约束和监督；健全政府采购制度的执行；作好国有资产流向的监管工作；落实各项补贴政策的执行。
【关键词】反腐；基础；监督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肃贪重典治乱，可谓打虎拍蝇成就巨大。据《人民日报》微信刊文，截至2014年底，已有18万“老虎”、“苍蝇”一起被打，50多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展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利益的重分配，腐败问题便伴之而生。一般而言，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腐败蔓延的根源。这是任何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若不加以抑制，令其发展到严重甚至泛滥的地步，势必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
一个国家贪腐问题的发生和蔓延，主要来自下列的原因。第一，政治的专政心态，政府是来“管”人的，人民只能做顺民。第二，家长制的权威，凡事首长说了算，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第三，官本位，官尊民卑，民有“异”见，便成打压的对象。此种心态导致假政绩、浮夸风，屡见不觧，而拉帮结派、搞小圈圈、互相包疪，屡屡出现。第四，在上位者纵容、笼络、自利，每以“水清则无鱼”、“礼多人不怪”、“失礼问题大”，来支持送礼文化，“礼”成为公务上的润滑剂，也成为官场上明目张瞻的贿赂手段。第五，重人治而轻法治，公务员按个人意志行使权力，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度愈大，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也愈大。任人唯亲、裙带主义，同恶相济，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
除此之外，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也助长了贪腐的风气。生命的意义不再是实践抱负，造福人群；诚信也不再是立身的基础，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使公务员走上以权谋私而不以为耻的道路。
贪腐对国家和社会之害极为明确。历史上贪官毁国，恶吏覆朝，屡见不鲜。贪腐，使司法公安的公正荡然无存；贪腐，使行政不公，行政效率低落；贪腐，使行政机关不遵守既定程序，窃取国家资源。贪腐，必然降低公共工程质量，采购物品质量，造成环境质量恶化，劳工得不到保护，工会无法有效运作，童工任用普遍。贪腐，使买官卖官成为常态，使政府信用破产，政府的政治正当性遭到质疑与否定，人民的政治信任流失，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丧失信心。
公众的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话语、政治行动三种形式，通常呈现为由心理逐渐转变为话语，进而由话语转为行动的逻辑路线。由于经济改革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变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公民众对政治不信任的表达已不再是以往那种冷漠、容忍等消极的心理表示，其表达形式已日益多样化，特别表现为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从政治话语来看，公众利用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民间歌谣、相声表演等来传播政治不满；也有透过报章、期刊杂志、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等发表政治见解和主张。从政治行动来看，既有透过行政诉讼、信访、举报等法制化的方式，也有以请愿、静坐、示威，或集体散步的方式来表达意见。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公众用以表达政治不信任的方式。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此一信息科技迅速发展、讯息充斥的年代，手机短讯、网络等新兴媒体，更成为公众释放政治不信任的渠道。这些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大，将对政府的形象和政策的执行构成重大的压力。
事实上，公众以心理、话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并不见得有特别的恶意，大多参与者基本上只是释放某些不满的情绪，并非对政治权力进行挑战。面对此一社会情势，其处理方式便正如大禹治水，应采用疏导的方式加以因应，才能化解民众的误解或不满的情绪，但是另一方面，面对信息网络快速传播的现实环境，如何兴利除弊，并确实解决民众所关切的经济社会问题，建立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已是政府无法逃避的责任。
习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后第一天，在中外记者会的谈话中，近20次提到“人民”，10多次谈到“责任”，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新一届领导集体肩上的重责大任，就是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三个责任”的表态，并提出要破除领导特权的“八项规定”，以及随后新一届领导人亲民务实的作风，向民众传达破除顽疾的决心，赢得海内外舆论的赞誉。
2013年1月下旬，习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同时表示，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要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反腐倡廉是牵涉多层面的一项系统工程。习总书记的讲话点出了防腐工作的缺失所在，并明确指出防腐工作的方向。但是制度反腐的基础在于监督机制，如何设立一套完备的监督机制，使官员一开始就担忧腐败所带来的后果，不给那些贪腐官员存有任何“活动”的空间，确实是政府相关部门一项艰巨的工作，而监督机制的基点，无论是财产公示制度，抑或是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最根本的都是透明度的问题。
首先，应建立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权力”经常是贪腐的根源，色众对政治的不信任主要在于普遍认为有“权”便有“钱”。政府官员有诸多因职务而获取的“灰色收入”，早为民众所诟病，更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同时，由近年来所查处的贪腐案例，莫不是利用权势的贿赂所得。因此，全面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已是当务之急，不能以“保护隐私”作为贪腐的保护伞，才能建立透明的监督制度。
第二，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约束和监督。公款吃喝、大肆浪费的根本原因是，公部门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公共财政预算的约束力差；没有监督。对于用人、用钱随意性过大。几乎在公共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间，很少有监督。即使有监督、有审查，惩处也不到位。以致一些人在挥霍、浪费、挪用、挤占预算方面肆无忌惮，必须严肃面对预算监督问题。 第三，健全政府采购制度的执行。“阳光交易”的政府采购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2011年中国政府机构的政府采购额占公共支出总额的11%。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采购市场，占了整个世界总量的10%，但是，政府采购款管控中信息不对称、管理低效，特别是透明程度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以致政府采购蒙上了阴影，高价采购、暗箱操作、服务滞后、腐败滋生的问题，必须加以纠正。
第四，作好国有资产流向的监管工作。伴随着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多重所有制的实施和国有资产的活化，目的在于增进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然而，国有企业的转移投资却缺乏实际的监管工作，以致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为少数个人或团体所占取，这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也构成了社会的不公不义。因此，涉及国有资产转投资的项目，必须指派公股代表，并赋予监管的责任，以防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
第五，落实各项补贴政策的执行。近年来针对特定产业的补贴和优惠措施，以及对农民春耕补贴和困难群众的照顾，已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内涵。然而，这些优惠措施是否到位，或具体落实仍须具透明度，才能使欲扶持和照顾的产业、农民和弱势群众能感受政府的关照，以避免国家财政支出的浪费，并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行政体系内的监管和约束之外，媒体的监督也应扮演重要的角色。近来媒体在反贪腐运动中，从所谓“表叔”到“房婶”，以致贪官污吏事件的揭露方面发挥相当的能量，但是有时也有误失的发生。因此，大众传播也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不断提高新闻报导水平。对重大事件、社会热点要快速的反应，真实准确，全面客观揭露贪腐事件的真实面貌，以响应社会的关切。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和国家预算的透明度是公认的反腐利器。但是这都是防弊的制度设计，就整体社会而言，根本解决之道便是必须建立廉洁文化，此工作必须由法政、教育、文化、宣传各部门通力合作，在学校、小区、企业、行政机关进行常态性的倡导。在传扬廉政文化过程中，特别要汲取其他国家廉政文化的精华，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方式，使本国廉政文化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更动人、更内化到人心中去。
在上述的标本兼具的政策推动下，国家才能有完整的廉政环境，公民众具有政治信任，才能信任公务员；公务员有尊严、政府的效能自然提高。从国家竞争力的观点来看，唯有廉政才能提升治理绩效。无可讳言的，廉政建设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建设，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吧！
作者简介：
逯萍（1976—），女，山东惠民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关键词】反腐；基础；监督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肃贪重典治乱，可谓打虎拍蝇成就巨大。据《人民日报》微信刊文，截至2014年底，已有18万“老虎”、“苍蝇”一起被打，50多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展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利益的重分配，腐败问题便伴之而生。一般而言，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腐败蔓延的根源。这是任何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若不加以抑制，令其发展到严重甚至泛滥的地步，势必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
一个国家贪腐问题的发生和蔓延，主要来自下列的原因。第一，政治的专政心态，政府是来“管”人的，人民只能做顺民。第二，家长制的权威，凡事首长说了算，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第三，官本位，官尊民卑，民有“异”见，便成打压的对象。此种心态导致假政绩、浮夸风，屡见不觧，而拉帮结派、搞小圈圈、互相包疪，屡屡出现。第四，在上位者纵容、笼络、自利，每以“水清则无鱼”、“礼多人不怪”、“失礼问题大”，来支持送礼文化，“礼”成为公务上的润滑剂，也成为官场上明目张瞻的贿赂手段。第五，重人治而轻法治，公务员按个人意志行使权力，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度愈大，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也愈大。任人唯亲、裙带主义，同恶相济，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
除此之外，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也助长了贪腐的风气。生命的意义不再是实践抱负，造福人群；诚信也不再是立身的基础，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使公务员走上以权谋私而不以为耻的道路。
贪腐对国家和社会之害极为明确。历史上贪官毁国，恶吏覆朝，屡见不鲜。贪腐，使司法公安的公正荡然无存；贪腐，使行政不公，行政效率低落；贪腐，使行政机关不遵守既定程序，窃取国家资源。贪腐，必然降低公共工程质量，采购物品质量，造成环境质量恶化，劳工得不到保护，工会无法有效运作，童工任用普遍。贪腐，使买官卖官成为常态，使政府信用破产，政府的政治正当性遭到质疑与否定，人民的政治信任流失，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丧失信心。
公众的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话语、政治行动三种形式，通常呈现为由心理逐渐转变为话语，进而由话语转为行动的逻辑路线。由于经济改革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变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公民众对政治不信任的表达已不再是以往那种冷漠、容忍等消极的心理表示，其表达形式已日益多样化，特别表现为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从政治话语来看，公众利用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民间歌谣、相声表演等来传播政治不满；也有透过报章、期刊杂志、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等发表政治见解和主张。从政治行动来看，既有透过行政诉讼、信访、举报等法制化的方式，也有以请愿、静坐、示威，或集体散步的方式来表达意见。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公众用以表达政治不信任的方式。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此一信息科技迅速发展、讯息充斥的年代，手机短讯、网络等新兴媒体，更成为公众释放政治不信任的渠道。这些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大，将对政府的形象和政策的执行构成重大的压力。
事实上，公众以心理、话语和行动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并不见得有特别的恶意，大多参与者基本上只是释放某些不满的情绪，并非对政治权力进行挑战。面对此一社会情势，其处理方式便正如大禹治水，应采用疏导的方式加以因应，才能化解民众的误解或不满的情绪，但是另一方面，面对信息网络快速传播的现实环境，如何兴利除弊，并确实解决民众所关切的经济社会问题，建立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已是政府无法逃避的责任。
习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后第一天，在中外记者会的谈话中，近20次提到“人民”，10多次谈到“责任”，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新一届领导集体肩上的重责大任，就是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三个责任”的表态，并提出要破除领导特权的“八项规定”，以及随后新一届领导人亲民务实的作风，向民众传达破除顽疾的决心，赢得海内外舆论的赞誉。
2013年1月下旬，习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同时表示，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要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反腐倡廉是牵涉多层面的一项系统工程。习总书记的讲话点出了防腐工作的缺失所在，并明确指出防腐工作的方向。但是制度反腐的基础在于监督机制，如何设立一套完备的监督机制，使官员一开始就担忧腐败所带来的后果，不给那些贪腐官员存有任何“活动”的空间，确实是政府相关部门一项艰巨的工作，而监督机制的基点，无论是财产公示制度，抑或是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最根本的都是透明度的问题。
首先，应建立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权力”经常是贪腐的根源，色众对政治的不信任主要在于普遍认为有“权”便有“钱”。政府官员有诸多因职务而获取的“灰色收入”，早为民众所诟病，更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同时，由近年来所查处的贪腐案例，莫不是利用权势的贿赂所得。因此，全面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已是当务之急，不能以“保护隐私”作为贪腐的保护伞，才能建立透明的监督制度。
第二，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约束和监督。公款吃喝、大肆浪费的根本原因是，公部门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公共财政预算的约束力差；没有监督。对于用人、用钱随意性过大。几乎在公共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间，很少有监督。即使有监督、有审查，惩处也不到位。以致一些人在挥霍、浪费、挪用、挤占预算方面肆无忌惮，必须严肃面对预算监督问题。 第三，健全政府采购制度的执行。“阳光交易”的政府采购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2011年中国政府机构的政府采购额占公共支出总额的11%。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采购市场，占了整个世界总量的10%，但是，政府采购款管控中信息不对称、管理低效，特别是透明程度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以致政府采购蒙上了阴影，高价采购、暗箱操作、服务滞后、腐败滋生的问题，必须加以纠正。
第四，作好国有资产流向的监管工作。伴随着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多重所有制的实施和国有资产的活化，目的在于增进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然而，国有企业的转移投资却缺乏实际的监管工作，以致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并为少数个人或团体所占取，这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也构成了社会的不公不义。因此，涉及国有资产转投资的项目，必须指派公股代表，并赋予监管的责任，以防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
第五，落实各项补贴政策的执行。近年来针对特定产业的补贴和优惠措施，以及对农民春耕补贴和困难群众的照顾，已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内涵。然而，这些优惠措施是否到位，或具体落实仍须具透明度，才能使欲扶持和照顾的产业、农民和弱势群众能感受政府的关照，以避免国家财政支出的浪费，并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行政体系内的监管和约束之外，媒体的监督也应扮演重要的角色。近来媒体在反贪腐运动中，从所谓“表叔”到“房婶”，以致贪官污吏事件的揭露方面发挥相当的能量，但是有时也有误失的发生。因此，大众传播也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不断提高新闻报导水平。对重大事件、社会热点要快速的反应，真实准确，全面客观揭露贪腐事件的真实面貌，以响应社会的关切。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和国家预算的透明度是公认的反腐利器。但是这都是防弊的制度设计，就整体社会而言，根本解决之道便是必须建立廉洁文化，此工作必须由法政、教育、文化、宣传各部门通力合作，在学校、小区、企业、行政机关进行常态性的倡导。在传扬廉政文化过程中，特别要汲取其他国家廉政文化的精华，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方式，使本国廉政文化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更动人、更内化到人心中去。
在上述的标本兼具的政策推动下，国家才能有完整的廉政环境，公民众具有政治信任，才能信任公务员；公务员有尊严、政府的效能自然提高。从国家竞争力的观点来看，唯有廉政才能提升治理绩效。无可讳言的，廉政建设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建设，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吧！
作者简介：
逯萍（1976—），女，山东惠民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