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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家法，铺有铺规
晋商非常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订了一系列严格完善的行业规范与经营准则。晋商有谚称：“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其内容包括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等。有的商号订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如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通票号号规有这样一些规定和禁令：
——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和衷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当然，不是所有晋商票号都订立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如大盛魁商号的组织系统十分庞大而复杂，它的协调运转，靠的是历任老掌柜们传下来的格言和长期形成的一套传统的号规和习惯。这一套不成文的传统的号规和习惯，对于它的企业巩固和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学者访问研究，其号规和惯例主要有：
（一）对全号人员的号规和惯例
号内人员，一律不准携带家眷；号内人员不得长支短欠；号内财物不得挪用；号章得用于作保号内人员、不得兼营任何其他业务；禁止嫖赌和吸食鸦片；不接待个人亲属朋友；号内人员，非因号事不得到上号串门；号内人员，在回家休假期间，不得到“财东”和掌柜家里闲坐；号内人员，不得向“财东”和掌柜送礼；号内人员，如有婚丧喜庆由号内送礼，人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号内人员之间不得互相借钱；不得在外惹是生非；人员如有过失，不得互相推诿，不许欺瞒包庇。号内人员，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立即开除出号，即：打架斗殴者，挑拨是非者，结伙营私者，不听指挥调动者。
（二）对财东和从业人员的号规和惯例
“财东”方面：“财东”只能在结账时期行使其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和指使号内人员为他们办事，并不得保荐学徒或干涉号内用人事宜；经理对外代表大盛魁，“财东”不得用大盛魁名义在外活动；“财东”代表只在结账会议上行使其所代表的“财东”们的权利，对外不代表大盛魁，也不代表各“财东”。
从业人员方面：经理和所有顶身股的大小掌柜，都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概不从外号聘请；入号的学徒，除年龄、体格和文化水平都有一定的条件外，还必须是未曾在其他商号当过学徒者；学徒被开除后，不得再回本号；从业人员不得在营业所在地结婚；从业人员不得同蒙古妇女结婚；充任经理的条件，必须是曾经领导过房子、坐过庄或坐过场的，而且是曾经经理过前、后营分庄事的高级人员；学徒入号的头10年内，除在归化城总号学习3年做生意的一般知识外，还必须在前营柜和后营柜各学习3年，首先学会蒙古语言和当地生活习惯，然后学习做蒙古生意的方法，在这个时间内，必须记熟营路的路线和宿息地点；前、后营柜，是以说蒙语为主，说汉语为辅的（对拉骆驼的、放场的、赶马的和赶羊的工人，以及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不作同样的要求）。学徒的待遇，每月发工资银一两。学徒入号后，必须在号内学满10年，才许第一次回家探亲四4个月，第二次缩短为6年，第三次缩短为3年，以后每3年回家探亲一次；总算号伙们一生回家的时间，少得惊人。假若一个号伙从17岁入号到60岁退休，在这43年中总共回家11次，在家仅住44个月，无怪人们说，大盛魁的掌柜没儿女的多，买儿女的多；又说，大盛魁的掌柜都是子女少，而溺婴和堕胎的事情却很多。相传大盛魁经理王廷相在未当经理的时候，其妻产一私生子，王的母亲暗将溺死的婴儿腌在罐内，等王廷相回家后，他的母亲就拿出这个证据，让王处理。
上述这些号规和惯例，不过是大盛魁全部规章和惯例中的几条。但仅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它为了取得更多的高额利润，从培养学徒、积累资金、巩固组织和发展营业等各方面，都采取了若干具体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这些规章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无论经理、伙计、学徒，均须遵守，从而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的运行轨道。商号内部发生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很少，如有违犯者，也严惩不贷。日升昌天津票号冀体谦掌柜就曾因贪色丢掉了饭碗。冀体谦也算日升昌票号里的资深掌柜。天津一巨商看到冀体谦单身在外，生活单调又清苦，重金买下一位年轻美貌的青楼女子送给他为妾。冀体谦知道此事违背号规，但总觉得自己在日升昌是老资格，贡献大，应该享受享受。然而总号日升昌知晓此事后，为了严明纪律、整肃号规，还是断然将他开除出号。
凝聚人心的商号文化
晋商不是埋头业务的赚钱狂，他们对职工教育十分重视，对普通职工的生活也很关心，以便稳定人心，服务企业。由于在职伙友均不带家，业余时间如何引导则是一件重要事情。元朝时，运城盐商就设有子弟学校，明清时代商号培训职工，一般是通过实地训练，也有少数集中训练的。如大盛魁虽在外蒙古、俄国做生意，但是职工却在祁县太谷招聘，经亲朋推荐，经理考核，相貌端正的十五、十六的男青年才能入选。入选后先到归化城，然后再到外蒙古科布多接受专门训练，学习蒙古语或俄语、维吾尔语，然后分到柜上跟老职工学习业务。职工教育内容，一是思想方面，主要是日常教育。如大盛魁每逢年节，要在其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筐子叩头，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纪念以货郎担起家的创业祖宗，不忘创业艰辛，以此为号规，200多年不改。还设有财神股、狗股，实际是对职工进行信义教育。曹家商号每年磨豆腐三次，每次磨豆腐，经理必亲自向磨神烧香叩头，以乞神灵保佑。因曹家是在东北朝阳磨豆腐发家的，以此进行传统教育。二是业务教育，徒弟入号，分给老职工带领，在实际业务中教育他们学习业务技术，将培训教育与实绩考核与增加顶身股相结合，不断提高职工创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各商号不仅注意培养职工信义观念，创业精神，风险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注意培养职工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核算观念，而且注重职工的文化娱乐，个人价值。各行业都有自己崇祀的偶像，逢节过年参拜叩头，而且组织同乡会馆，相互帮助。大的商号还有自己的戏班，山西人喜欢听晋剧，张家口、内蒙各地群众因山西商人的关系，也喜欢看北路梆子。高平赵家、万荣潘家、祁县乔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各地商会行社均要在一年内多次演戏，于是一个城市几乎天天可以不花钱看戏。坐落在苏州城内的全晋会馆，就是昔日山西商人的办公地和戏园，今日是江苏戏剧博物馆。不少商人发财以后，还乐施好义，捐资办学，设立书院，或助赈行义，修桥筑路，办好事，从而提高了商号与商人的社会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广告。
据山西高平县文史工作者对高平侯庄、秦庄、石末、南马、北马、附城、平头、寨平、南北张寨等十几个村的访问了解，清代以来，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的几百年中，为赵家做生意的人很多。仅侯庄村传说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经商位至掌柜者100多人。现有据可查的40多人，除一部分人是侯姓商号的掌柜外，大多数是担任过老南院的掌柜。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诚实可靠，终生为赵家卖力，有的是几代人为赵家服务，终生不悔。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人谈起，还津津乐道，且以能在赵家生意中做事为荣。由此可见，赵家像晋商其他大商号一样确有一套稳定人心的办法。
除了凭借其资金雄厚，生意稳当，工资高，福利大之外，凭借的就是让人有归属感的企业文化。在中原地区大部分城镇，都有山西会馆，有的是山陕会馆，如臬县的山西会馆，由赵家永升老店主管，馆内契约由老店保管，解放初还交由郭掌柜出租使用。在掘港的山西会馆供晋人聚会，还有专门停放灵柩的地方，并着人将尸骨送回故里，可算是一种慰藉。赵家商号多，在南方的很多店友，往返于山西和商号之间，沿途住在赵家商店，免费食宿。不论是在商店中的伙友，或仅是十多岁的孩子远离故土，家里人都很放心。赵家还有自家的戏班子——“青峰班”。每年定时到各商号轮回演出。特别是对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来说，能够看到家乡的上党梆子戏，无疑是一种安慰和自豪。这是一般商家所不可相比的。而且老南院的戏班行头好，演员全，把式高。演戏水平是当时州五处（泽州的五县）府八县（潞安府辖八县）一流的戏班子。
团队精神
晋商于异地经营，特重乡情，且热衷组织同乡会和会馆。所以，晋商同乡会和会馆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就是在云南和贵州等偏远省份也不例外。他们通过同乡会和会馆，把当地晋商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一种用现代语汇形容的“团队精神”，以便与外帮势力竞争。
在京城筛煤球、开饭馆，在福建、安徽、江苏、湖南即山买茶，就地加工，经长途贩运，直达欧洲市场。山西商人的商路和经营地区，各帮自有选择，绝不一哄而上，相竞于一业一地，自然形成了各帮商人自己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如临汾、襄汾帮走北京和兰州、天水；绛州帮走西安、三原、宝鸡、兰州、平遥、祁县；太谷帮走东北、北京、天津、张家口、外蒙古、新疆、苏州、扬州；汾州帮和徐沟帮走俄国、蒙古、宁武；代州帮走呼伦贝尔和归化；泽州帮走河南、安徽、山东；潞安帮走北京、河北等等。走东北者，榆次常家商号以长白山人参和高丽参为主要购进商品，输出四川夏布；走扬州者，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主做淮盐生意；走外蒙古者，祁县太谷王家、史家。各帮到南方贩茶也各有固定地点。
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均要修建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如钱行、颜料行、缸行、面行、布行等等，并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订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甚至还建立商团武装，保卫商务，以致巡查弹压，维持地方治安。
晋商会馆或行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维护团队利益的重要作用。
一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故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订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
二是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清朝末，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牌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
三是处理商务纠纷。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归化城马王社是同城马车业者的行会，因成立较早，社规废弛，外来车业者与会员勾结，抢劫乘客财物之事屡屡发生。宣统元年（1909年）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纳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礼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护本行会会员的利益。
四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包头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包头与祁县乔家生意共同发展，当地流传“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包头城市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大行”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4人，农圃社出代表1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行会参与地方政事，协助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无疑是积极的。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组成这种具有对本域的认同及对外域的排他特点的集团式商帮，对巩固晋商经营阵地以及促使其势力的崛起，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金融与商业企业的密切合作
太谷志成信票号创始人成望第十世嫡传后文绣撰文回忆说，家创办志成信票号后，家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形成了五大网络，即：以西安（志成信西柜）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以广州为中心，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以长沙为中心，占据中州；以张家口为中心，向蒙俄发展；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北发展。太谷则为整个商业活动大本营。为什么家的生意能迅猛发展，而且持续了200多年久盛不衰？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金融与商业的密切合作。家凡设置票号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商号。票号为商号提供资金，商号自主经营独立结算，形式上好像不是直接管理的隶属关系，但实质上商号的经营活动几乎都是在票号的监督之下进行的。这种管理体制，既尊重商号的经营自主权，便于发挥其经营积极性，又达到了家对其商号的监督和控制。因为每个票号以及钱庄都有家门中人担任当家（董事长），直接决策号内重大事务，所以家的商业活动很少做赔本生意。
晋商的钱庄、当铺、账局、票号等金融企业，大多数是在商品经营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当其金融企业发展起来后，他们不仅没有放弃原来经营的商号、货栈、店铺，反而还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强，有的还多少地将一些资本投入了纺织、面粉、火柴、酿造以及采矿、冶炼等轻重工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与互促互动。因此，可以说，晋商称雄中国商界的基础在商业资本，而其命脉则在金融。这是因为工商业资本的调拨周转，必须凭借金融机构的汇兑和筹措，而金融机构的放借贷款，又必须要以工商业为主要对象。山西商人正是由于把货币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紧密结合起来，相互渗透，才使其各种企业互相促进。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商业与金融业的密切融合，有着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晋商这种资本积累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来的，而不像西方国家是靠殖民掠夺而获，表现得十分野蛮血腥。从晋商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正是其商品经营资本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数量的迅速增长，才促成其金融企业的日益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工商企业的实力。当初，如果没有晋商在内地和俄蒙、中亚、东南亚的商品经营，那么，就不可能有其票号后来在全国各地以致恰克图、乌里雅苏台、新西伯利亚、莫斯科、新加坡、加尔各答、东京、大阪、横滨、仁川等地的生存与发展。
同业相助，共存共荣
同行间一方面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却必须妥善协调，以谋求整体的健全发展。松下幸之助认为，不论哪一行，都必须健康发展，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生意也才会日益繁荣。唯有被大家称赞：“那个行业值得信赖。不论哪一家商店，都有良好的品质、公道的价钱和周到的服务。可以放心地去买东西。”这种行业，才会受顾客的欢迎，为这一行业的所有商店带来繁荣。如果同行业内有许多经营不善的商店，就会让顾客认为：“那个行业不好，根本不可靠。”结果，全体同业都会遭受很大的损害。山西票号在全国金融界虽处于垄断或统治地位，但它们之间在业务上的竞争也是有的，然而不论哪家票号，绝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是通过一面竞争一面协调，考虑如何使自己存在，并同时促进整个业界的信誉，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等，不仅从资金上给予帮助，业务上也有一个巧妙的分工。虽无明订契约，但实际是如此做的。即：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因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统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即票号有意降低这部分存款利率），由钱庄、钱铺等收存；埠际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由票号承汇，小额的由钱庄、钱铺办理；官商借款，巨额的、期长的由票号出贷，小额的、期短的由钱庄、账局等借给。这样，山西票号稳操了对各地金融市场的领导和控制权。
光绪年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山西祁县富商乔氏、渠氏开办的票号，因一时发行钱贴子（银票）过多，人们怕钱贴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难情况下，乔氏、渠氏为保其票号信誉，求援于太谷县富商曹氏，曹氏出于“义”字，慨然答应，让曹氏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后来，渠、乔二位也处处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先的思想，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还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发挥了同业相助的精神，体现了共存共荣的理念。
随着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即1840-1850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汉口、重庆、成都、广州、长沙、西安等23个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就达35处。其他非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钱庄也都迅速增加。其间难免会出现同业间的无序竞争，以及倾轧、欺诈等行为。与此同时，清朝后期货币极为混乱，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银元、铜钱、宝钞、银票并行，而银钱的成色份量又不统一，因此给一些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造成了可乘之机，假冒伪劣货币的泛滥，也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面对这一现状，山西商人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金融机构自发地组织一些同业行会，或建立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如归化城的山西货币商组织的银钱行会“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这些同业行会凭借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负责商定市场规程，协调各商号，组织钱市交易和同业拆借，如宝丰社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都与它有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平常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垄断和调节行市的权力。这样，就比较有力地防止了金融市场无序的混乱局面，给金融业的正常营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基于共存共荣的理念，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利益，是现代各行各业所应有的态度。数百年前，晋商特别是资本力量雄厚的票号就有实现这种目标的责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这的确是票号经理人的英明所在，也是票号事业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