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小萌:中国“街拍”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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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20日,“著名
  作家、外交家司马文
  森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位于北
  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当
  天,有个“自带主角光环”的人来
  到了现场,她就是司马文森的二女
  儿、中国晚报摄影学会会长司马小
  萌。
  “萌”眼看泉州
  司马小萌在2015年9月回过一
  次泉州,那是她第一次返乡寻根。
  她本是8月底到厦门主持中国
  晚报摄影学会2015理论年会,“像
  是‘鬼使神差’,就在爸爸百年诞
  辰到来之际”,她得到了个机
  会——泉州晚报社邀请她回乡参观
  寻根。年会结束后,她就“坐一个
  半小时汽车,顺访爸爸老家泉
  州”。
  “老城、老街、老屋、老乡,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操着一口
  京片子的泉州人全程兴致颇高,
  “我父亲司马文森虽然出生在这
  里,但他18岁离乡去上海,在广
  州、在桂林、在香港、在国外,我
  们六姐妹随着他的革命足迹出生成
  长、定居北京。就连我的母亲也没
  有去过泉州。”
  匆匆三天,司马小萌不但找到
  了父亲的出生地——泉州东街第三
  巷,也第一次见到了老家的亲戚
  们。此外,她还特意到泉州市图书
  馆,赠送司马文森在新中国成立后
  出版的几本著作,却得到了一个惊
  喜,“原来泉州市图书馆早已收藏
  了我父亲的著作,并且数量有50多
  种。”
  司马小萌说:“我是记者,是
  新闻摄影人,我的主要武器是照相
  机。于是我用它,向爸爸的老家和
  妈妈的老家发出爱的昭示。”
  2015年12月4日,泉州晚报社
  旗下的微信公众号《摄影大视界》
  推送了她的《“萌”眼看泉州》微
  缩版,放出了她此次泉州之行中拍
  的11张图片。她看到后犹觉“不尽
  兴”,7日,由她任总编辑的“中
  国晚报摄影学会网”又推出了“加
  长版”的《“萌”眼看泉州》,34
  张照片滚动播放,还在官微发出。
  司马小萌说,家乡一下子给予
  太多灵感,她似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找到想要的角度。“照片拍得
  那叫一个顺手啊,就像冥冥之中祖
  先在保佑。”
  “我把对故乡的观感和印象,
  把浓浓的情深深的爱,一股脑儿融
  进自己的镜头中,也算是我对故乡
  的感恩……”她说,“尽管是对家
  乡迟来的敬意,但总算‘功德圆
  满’。”
  凉鞋里套袜子。“街拍客”第
  一人这样穿
  2008年,北京电视台摄制并播
  放了15集纪录片《北京记忆》,全
  景l生地反映北京30年改革开放的全
  过程。司马小萌说,在上世纪80年
  代和90年代,她是穿梭在北京大街
  小巷的忙碌人士之一。纪录片第二
  集里,就有不少她的镜头。
  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段上世纪
  80年代初她外出采访的画面。那些
  画面,来自当年北京广播学院一个
  毕业生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
  作业——这个题为《女摄影记者司
  马小萌》的短片,记录了她一天的
  采访经历。
  这个学生曾经跟着司马小萌采
  访多天,当时他就注意到,司马小
  萌走路速度极快,因而用了好几组
  镜头拍摄她的脚步。影片在播放这
  些脚步的特写时,加上了这样的旁
  白:“影像中匆忙的脚步告诉我
  们,在这种对美的淳朴追求背后,
  是那个年代追赶光阴的迫切心
  情。”
  “调皮”的旁白还“友情提
  醒”观众“再仔细观察这段不加修
  饰的影像”。画面中的司马小萌烫
  了大波浪卷发,穿着白色的短袖衬
  衫,戴着手表,俨然是一个步履匆
  匆、努力追赶时代脚步的“潮
  女”。旁白还特意强调她在凉鞋里
  套着袜子,约摸是调侃这“潮女”
  还不够开放、前卫,“潮”得不够
  彻底。
  凉鞋里套袜子到底是保守还是
  时髦?“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司
  马小萌说,“也许时尚界人士会给
  出答案。不过我仍很得意:有机会
  在时代大潮中‘弄潮’一把,感觉
  蛮爽的。”
  她所说的“弄潮”,不仅仅指
  衣着打扮,更是在新闻摄影领域中
  “弄潮”。
  上世纪80年代初,司马小萌在
  《北京晚报》开辟了一个图片专栏
  《十字街头》,以抓拍镜头来关注
  民生、反映民生。凭借独到的视角
  和高超的技艺,她记录下了北京的
  点点滴滴。这个栏目甫一面世,就
  吸引了无数目光,极受百姓欢迎。   “在此之前,报纸只能批评老
  百姓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之类,极
  少触及政府工作方面,”司马小萌
  说,“这个栏目,算是开创了批评
  性报道的先河。”
  一说起希望工程,想必浮现在
  大家眼前的大多会是那双“渴望读
  书的大眼睛”,其实比那个公益广
  告更早10多年,司马小萌已经开始
  关注希望工程,并拍摄了大量照
  片。
  “记得80年代司马小萌拍摄的
  京郊小学生在危房教室里上课的照
  片,是我见得最早的希望工程照
  片,比邓(小平)的题词还早。”
  《中国青年》图片总监贺延光说。
  这幅“一间年久失修的教室”
  和“一条污水横流的路”“一车被
  扔掉的韭菜”“一排女人头像封面
  的挂历”一起组成的《十字街
  头》,获评第一届全国好新闻奖。
  司马小萌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以
  批评性图片报道获全国性新闻奖项
  的记者。
  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在他的
  论文集中评价这组照片为“中国最
  早的社会问题新闻照片”,“对运
  用新闻摄影报道社会问题具有探索
  意义”,并称这些照片开了+好
  头,是新闻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选这4张,因为它们代表社
  会的各个方面。”时隔多年,司马
  小萌谈起作品仍如数家珍,“污水
  横流的路,是在敦促市政;韭菜倒
  进垃圾桶,反映出计划经济供销脱
  节的弊端;挂历上出现了女人像,
  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对美开始有
  了追求;年久失修的教室,鞭策的
  是教育系统。”
  “我最先尝试走街串巷抓拍这
  种采访方式,算得上是北京城第一
  批‘拍客’了吧!”她用轻陕的语
  气说道。
  与现在我们熟悉的“街拍”不
  同,司马小萌不摆拍,从来都是抓
  拍。“这是主要手段,摆脱令人生
  厌的、千人一面的摆布风。”她
  说,人的喜怒哀乐,瞬息万变,在
  摄影机面前许多人不能自然表露,
  “要力争在他们溢露真情、毫无防
  备的一刹那,眼快手陕抓拍完”。
  “我喜欢用镜头说话。”司马
  小萌说。
  一次,司马小萌到浙江温州洞
  头采访拍摄,当地记者问她对洞头
  的感受,她说:“我的照片已经表
  达了心中感受。”
  “小萌无论走到哪里,经常随
  身揣着一只照相机,裹在风衣底
  下。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怀了
  孩子。”上世纪80年代,《新闻记
  者》杂志的记者陈可雄、姜留义在
  一篇司马小萌的专访中写道。
  如今年逾古稀,“潮女”依然
  潮。她拍照不只用“高大上”的单
  反相机,智能手机更是她常用的宠
  儿。
  分身有术,一条条新闻“走”
  出来
  1979年底《北京晚报》复刊
  后,司马小萌每天必有一条以上的
  图片新闻见报。不过3年,《今日
  北京》《十字街头》《图片新闻》
  等栏目,已刊登她拍摄的新闻照片
  近千幅。
  有时,人们在同一天的报纸
  上,会看到她从四个不同地方采拍
  来的照片。新年第一天,报纸上既
  有她拍摄的岁末守在高炉前的钢铁
  厂厂长,又有她拍摄的零点零分在
  医院出生的婴儿……1980年,365
  天,晚报刊发了她拍摄的384幅照
  片;第二年,又是360多幅。
  “小萌有分身法。”社里的同
  事这样开她玩笑。
  “不,我学的是统筹法。”她
  的回复不失风趣,又不全然是玩
  笑。人们不知道,为了抢时间,她
  曾怎样周密地计划过采访的路线,
  然后飞快地甩动自己的双腿。
  “摄影记者的工作方式有两
  种,一是给文字配照片,二是自己
  发现新闻,我就特别喜欢拿着相机
  到处溜达。”上世纪80年代,司马
  小萌开辟了《摄影记者巡游北京》
  的专栏,“靠两条腿、靠自行车、
  靠公交车”,新闻都是她“走”出
  来的。后来也“靠同事的摩托
  车”,司马小萌坐在后座,一见合
  适场景即随时叫停拍照。
  到了90年代,采访“硬件”先
  进了许多,部门开始有了汽车,司
  马小萌改出整版画刊,栏目就叫
  《司马小萌驱车走京城》,所见所
  拍所采,仍是百姓生活,反映的依
  然是民生问题。
  “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怀孩
  子,就是临生的头一天才请的假。
  现在自己都不行了,想想我当时怎
  么那么能干啊,怎么那么能吃苦
  啊。”马不停蹄的司马小萌,有一
  次却不得不停下脚步。   那是一次采访回来的路上。在
  公共汽车里,司机一脚急刹车,两
  位“重量级”的乘客重重地摔在她
  的腿上,以致她右腿膝盖内侧副韧
  带断裂——俗称“筋断了”。“开
  句玩笑,我差一点儿就进了邓朴方
  的中国残疾人协会。”
  “要跟公交公司打官司,我绝
  对赢定了。可我,竟然一拐一拐回
  了报社,一拐一拐做了手术,一拐
  一拐当了12个月瘸子,没找对方一
  点儿麻烦,”司马小萌说着笑了
  笑,“这事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
  议,但当时的人就是那么纯朴:
  ‘反正都是公费医疗,我自认倒霉
  好了……’”
  有意思的是,起初到北医三院
  运动医学研究所动手术时,医院不
  肯收她。因为研究所规模小、档次
  高,只收治运动员和演员。为此,
  她不得不“大费周章”,找中央电
  视台出具“演员”证明,方得以住
  院。
  “因为那时我正在中央电视台
  《为您服务》节目中讲授摄影课
  哩,好歹也跟‘演员’沾边儿
  吧。”司马小萌说。
  “瘸”了一年,心里难免憋
  闷,总得找个出气口吧。司马小萌
  的出气方式倒也别致。躺在北医三
  院的病床上,她写了一篇短篇小
  说,发表在《北京晚报》上,题目
  是《永别了,活火山》,把走神的
  司机、冷漠的售票员好好讽刺了一
  番。
  “多年后,当我已跟北京市公
  交公司的许多领导熟悉到‘称兄道
  弟’的时候,我才淋漓尽致地控诉
  了一回。”也算是“一笑泯恩仇
  了”。
  “不过,‘纪念物’是永远留
  下了,就是右腿膝盖上一条近半尺
  长的伤痕。”司马小萌说着,撩起
  她的裤管。
  而另一些“纪念物”的遗失,
  则是她最大的遗憾。1999年,她离
  开了工作近20年的《北京晚报》摄
  影部,被调到家庭生活部当主任,
  主办《家庭周刊》和《生活周
  刊》。后来摄影部几次搬家,不知
  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她留在摄影部
  的所有底片,估计有近万张,竟然
  全都不知去向!
  那近万张底片,记录了北京市
  改革开放的主要过程,是珍贵的历
  史资料。“这几年,先是纪念改革
  开放30年,后又纪念新中国成立60
  年,到处都在出书、拍纪录片。许
  多单位纷纷向我索要资料,而我却
  无法提供,”司马小萌很无奈,
  “‘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
  网’,汇集全国140多位摄影家,
  逐一介绍其作品,我也在其中。但
  我能提供的照片真是少得可怜,有
  些甚至只能狼狈地从旧杂志上翻
  拍。”
  “好在有报纸为证。那些已经
  发黄的纸,那些发黄纸上的粗颗粒
  的见报照片,留下了一个个历史足
  迹,给我以平静,也给我安慰。或
  许许多许多年之后,人们会冷不丁
  地,从某些故纸堆、某些旧家具
  中,突然发现这些宝贝。那时尽管
  我可能不在了,也没关系。”司马
  小萌说。
  “灭掉司马小萌”
  “在北京,45岁以上的人,没
  有不知道司马小萌的。”这话听着
  夸张,但事实确是差不离。
  对于北京人,特别是《北京晚
  报》的老读者来说,司马小萌是一
  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她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现场
  抓拍的《十字街头》《司马小萌驱
  车走京城》等图片专栏和专版,用
  大量精彩的新闻照片讴歌真善美、
  抨击假恶丑,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人
  民记者的正义形象。
  她的新闻着眼点始终系在民生
  上。
  《北京晚报》复刊后,记者胡
  明朗写下了题为《怎样消灭取奶
  “长龙”》的报道,刊登在1979年
  12月25日《北京晚报》复刊试刊第
  一号二版头条。司马小萌是当时报
  社唯一的摄影记者,专门为这篇文
  章拍摄了配图。报道发表之后,北
  京市牛奶公司当即表示要尽快解决
  问题,不久后,取奶“长龙”渐渐
  在北京街头消失。
  从1999年开始,司马小萌担任
  《生活周刊》和《家庭周刊》的主
  编,创办了《萌姐支招》专栏,致
  力于为广大读者解决情感困惑,处
  理心理危机。这个专栏一开,就吸
  引眼球无数,无论是社区老太,还
  是长时间寓居北京的打工者,都知
  道“有难事,问萌姐”。几年下
  来,她给读者支了400多招,后来
  便把这些文稿集结成书,于2003
  年、2004年先后出版了两本,《萌
  姐支招》成为京城报业的一个知名   品牌。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对于众多
  摄影爱好者来说,司马小萌依旧是
  偶像级大咖。网友“雪竹”在《快
  乐影友》论坛上留言说:“司马小
  萌老师可是我最初学习摄影的最关
  注的摄影记者,她的作品只要在报
  纸上刊登,我都会一一保留,仔细
  学习她拍摄的角度、光影、构
  图。”
  司马小萌“吸粉”,不光靠过
  硬的摄影技术。上世纪80年代,她
  还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摄影爱好
  者,与他们一起拿起相机走上街
  头,使《北京晚报》率先成为拥有
  大量“编外摄影记者”的报社,也
  使晚报的新闻摄影更贴近市民的生
  活。
  《我从战场上归来》《重返巴
  格达》等书的作者、新华社主任记
  者唐师曾说:“我那时刚学摄影不
  久,常去晚报帮着拆摄影比赛的来
  稿信封,小萌是我的老师呢。”司
  马小萌是他的偶像,同时也是他拍
  北京新闻的“唯一劲敌”。
  1987年,唐师曾被特批进新华
  社摄影部时,接到的命令就是……
  “灭掉司马小萌”。
  敢上书外交部长的“留守儿童”
  司马文森有6个女儿,司马小
  萌是老二。小时候,司马小萌和姐
  妹们做过一件至今仍为老一代外交
  官津津乐道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外交部盛
  传的‘五姐妹上书外交部长陈毅,
  请求让父母回国工作’事件,就是
  我们的‘杰作’。”司马小萌用文
  字记录了这段往事。
  1955年,司马文森出任中国驻
  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他的妻子雷
  维音也一同到大使馆工作,他们不
  得不把3个女儿留在国内,其中最
  大的11岁,最小的才7岁。3年后他
  们又把2个女儿送回国,一个当时7
  岁,另一个5岁。夫妻俩身边只留
  下刚满周岁的幺女。
  父母长年不在身边,司马小萌
  和几个姐妹,每逢周末只好以外交
  部招待所为家,过着“留守儿童”
  的孤寂生活。
  “‘天伦乐’是人类最向往的
  情感。我们都喜欢把爱挂在嘴边,
  我也不能免俗。”当时才10多岁的
  司马小萌本能地渴求父爱和母爱。
  1961年,实在是禁不住思念,她和4
  个“留守”的姐妹联名给外交部部
  长陈毅写信,请求把父母调回国内
  工作。
  陈毅看到这封信,并没有生
  气,也没有认为她们的行为荒唐,
  而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几
  个孩子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应该更
  多一些关心外事人员的家庭生
  活。”
  司马小萌说:“这封信收到了
  比较满意的效果,从此‘留守儿
  童’得到的关心更多。每逢春节,
  我们还会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玩游
  艺。”
  1962年秋,司马文森夫妇离任
  回国,在任期内,他们只回国休假
  过一次。司马小萌姐妹如愿与父母
  及幼妹团聚,度过了珍贵的一年半
  时光。到了1964年春,中法建交,
  司马文森上任驻法文化参赞,夫妇
  俩又离开了北京,司马小萌姐妹几
  个又成了“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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