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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去和现在众多的德国哲学家，人们不由得要问，哲学是否只是德语国家的事情。在不涉及古代希腊哲学家，不涉及当代法国哲学家的情况下，人们大致会获得一种印象：哲学家似乎只来自德语国家。不过应该知道，那些在德国研究哲学的人多数是基督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只有少数的德国哲学家是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比较保守，如：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1885—1968），皮柏（Josef Pieper，1904—997），斯佩曼（Robert Spaemann，1927— ），因此，他们在国际上不太知名。当然，知名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也许还有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是他们中的例外。
如何解释在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特殊影响下的德国哲学现象？应该知道，对德意志帝国中各个小国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改革（一五一七），已远远超出信仰问题。从宗教改革一开始，基督教会（新教教会）就允许人们更自由、更独立地思考。而在天主教会，从过去到现在经常是神父告诉教徒应该怎样思考。天主教徒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原始信仰坚信不疑。而基督教徒（新教徒）在认真探讨天主教信仰时，产生了各种疑问，这些疑问使他们内心不得安宁，于是他们反复地对《圣经》进行分析、解释，试图找到自己的答案。从历史来看，没有当时对《圣经》的分析、解释，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阐释学。
犹太思想家对德国哲学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寻找弥赛亚（Messias）是犹太思想家的特征，他们寻找的是救世主。这个拯救者在马克思那里被世俗化了。从马克思开始，拯救不再是宗教事业，而是社会事业。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本雅明把历史看做一种“历史神学”。这就是说，他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种能为拯救社会而发挥作用的力量。因此，只有了解犹太教和《旧约》的背景，才有可能不仅了解马克思、本雅明，而且了解法兰克福学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在构成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除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一九二九年），都是犹太哲学家。
人们会继续问，在德国哲学家中，是否有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主题？我认为有。这个典型的哲学主题与黑格尔创造的新概念“不幸意识”（unglücklichen Bewusstsein）有关。这个概念以一种内在张力为出发点。也许这种内在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这种不幸意识表现一个人的特征：他是这个人，却想做那个人，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却要生活在那个世界，生活在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绝非偶然，苏联覆灭后，忧郁在德国成为一个哲学主题。不同于美国，但是也不同于当时的东欧集团，同样也不同于毛泽东主义，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在德国从未禁止过忧郁。与此完全相反，忧郁在过去和现在经常被看做哲学家的生活态度。所以，哈贝马斯会说：在哲学中，我们是绝望的。为什么会绝望？因为哲学不解决问题，而仅是解释问题。也就是说，哲学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人们有可能对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进行思考。发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后，人们可以为此难过或高兴。例如，天主教思想家西蒙（Josef Simon，生于一九三○年）认为，人在知识上的局限性是令人愉快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人知道一切，那么他就跟上帝一样，也就没必要再研究哲学。
不过，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家不一定或不愿意承认他思想的局限性。这促使他去思索。而倾向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完全不会这样做。例如，他们说：我们只想提出我们也能回答的问题。人们只能从美国哲学家那里，而绝不可能从德国哲学家这里得到这样的见解。一个德国哲学家不愿提出他能够回答的问题，宁愿提出他无法解答的问题。
在德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别。一个美国哲学家一般只掌握一种语言。但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不得不掌握多种语言，否则他无法研究哲学。因为希腊文、拉丁文、犹太文及法文的遗产是他从事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哲学而没有上述外语知识，没有读懂外国哲学原著的能力，这在德国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德国哲学有抽象推论的特点，但它不是与世隔绝的。虽然有像布鲁门贝格那样的哲学家，他们完全隐退到农村去思索，但是也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宁愿公开说出自己对时代问题的看法。甚至有像斯洛特蒂克（Peter Sloterdijk，生于一九四七年）这样的哲学家参与电视节目。对这批有代表性的人来说，研究哲学就是做出哲学的解释。
当代德国哲学的三个典型特征是什么?我想试着从义务、形而上学、主题三个方面来介绍。
一
人们经常把哲学家看做生活在象牙塔内，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不闻不问的思想家。可能有过这类哲学家，但是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德国哲学家绝对不会这样。他们无意或有意地被卷入政治。这就是说，不管愿意不愿意，当代德国哲学通常也带有政治的一面。就这一方面来说，哲学和义务经常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分不开。众所周知，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与纳粹分子保持距离，但是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先与纳粹分子合作，随后既未对此进行反思，也未清除他当时写的那些与纳粹思想有关的著作。一九一九年在维也纳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者，最后由于政治局势，他离开维也纳移居英国。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2）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为了自己的犹太信仰，于一九三三年移居耶路撒冷。在希特勒时代，布鲁门贝格被看成半个犹太人，不允许他上大学。根据在第三帝国的经历，阿佩尔（Karl-Otto Apel，生于一九二二年）想创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伦理思想，其中不仅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政治准则。
最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的情况。他在波恩大学一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读博士。他的导师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曾是纳粹分子，哈贝马斯原来想留在波恩大学当老师，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最终不仅离开了母校，也同时放弃了哲学，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原因使他从波恩转到法兰克福，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一、他认为在波恩教的哲学不承担政治义务。二、他吃惊地发现，在一九四五年后，海德格尔将他在纳粹时代写的著作不加任何修改地重新出版。哈贝马斯无疑是第一个向弗赖堡哲学家（海德格尔）公开提出批评的人。做到这一步固然不错，可是人们知道哈贝马斯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立场上。强烈的义务感使他一再和党代表们公开露面，只有这样才使他不觉得遗憾。在德国，人们区分政治和政策，政治观点和党派观点。根据德国的历史经验，一个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不应该为此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也不应该让政策取代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这点而言，哈贝马斯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尽义务时，可能做得过分了一些。
即便如此，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清楚地表明：德国哲学家不是各行其是的独行者，而是处在互相的讨论之中。他们共同思考，互相推荐，他们依据传统。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伽达默尔在反思有关成见的概念时，把这个概念与启蒙运动相互联系。哈贝马斯也同样地援引启蒙运动，认为自己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他作为批评性理论的代表与系统论的代表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进行讨论。六十年代，在波普尔和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实证论的争论。阿佩尔使当时无名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六十年代的德国引人注目。
如何解释在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特殊影响下的德国哲学现象？应该知道，对德意志帝国中各个小国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改革（一五一七），已远远超出信仰问题。从宗教改革一开始，基督教会（新教教会）就允许人们更自由、更独立地思考。而在天主教会，从过去到现在经常是神父告诉教徒应该怎样思考。天主教徒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原始信仰坚信不疑。而基督教徒（新教徒）在认真探讨天主教信仰时，产生了各种疑问，这些疑问使他们内心不得安宁，于是他们反复地对《圣经》进行分析、解释，试图找到自己的答案。从历史来看，没有当时对《圣经》的分析、解释，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阐释学。
犹太思想家对德国哲学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寻找弥赛亚（Messias）是犹太思想家的特征，他们寻找的是救世主。这个拯救者在马克思那里被世俗化了。从马克思开始，拯救不再是宗教事业，而是社会事业。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本雅明把历史看做一种“历史神学”。这就是说，他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种能为拯救社会而发挥作用的力量。因此，只有了解犹太教和《旧约》的背景，才有可能不仅了解马克思、本雅明，而且了解法兰克福学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在构成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除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一九二九年），都是犹太哲学家。
人们会继续问，在德国哲学家中，是否有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主题？我认为有。这个典型的哲学主题与黑格尔创造的新概念“不幸意识”（unglücklichen Bewusstsein）有关。这个概念以一种内在张力为出发点。也许这种内在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这种不幸意识表现一个人的特征：他是这个人，却想做那个人，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却要生活在那个世界，生活在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绝非偶然，苏联覆灭后，忧郁在德国成为一个哲学主题。不同于美国，但是也不同于当时的东欧集团，同样也不同于毛泽东主义，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在德国从未禁止过忧郁。与此完全相反，忧郁在过去和现在经常被看做哲学家的生活态度。所以，哈贝马斯会说：在哲学中，我们是绝望的。为什么会绝望？因为哲学不解决问题，而仅是解释问题。也就是说，哲学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人们有可能对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进行思考。发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后，人们可以为此难过或高兴。例如，天主教思想家西蒙（Josef Simon，生于一九三○年）认为，人在知识上的局限性是令人愉快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人知道一切，那么他就跟上帝一样，也就没必要再研究哲学。
不过，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家不一定或不愿意承认他思想的局限性。这促使他去思索。而倾向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完全不会这样做。例如，他们说：我们只想提出我们也能回答的问题。人们只能从美国哲学家那里，而绝不可能从德国哲学家这里得到这样的见解。一个德国哲学家不愿提出他能够回答的问题，宁愿提出他无法解答的问题。
在德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别。一个美国哲学家一般只掌握一种语言。但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不得不掌握多种语言，否则他无法研究哲学。因为希腊文、拉丁文、犹太文及法文的遗产是他从事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哲学而没有上述外语知识，没有读懂外国哲学原著的能力，这在德国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德国哲学有抽象推论的特点，但它不是与世隔绝的。虽然有像布鲁门贝格那样的哲学家，他们完全隐退到农村去思索，但是也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宁愿公开说出自己对时代问题的看法。甚至有像斯洛特蒂克（Peter Sloterdijk，生于一九四七年）这样的哲学家参与电视节目。对这批有代表性的人来说，研究哲学就是做出哲学的解释。
当代德国哲学的三个典型特征是什么?我想试着从义务、形而上学、主题三个方面来介绍。
一
人们经常把哲学家看做生活在象牙塔内，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不闻不问的思想家。可能有过这类哲学家，但是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德国哲学家绝对不会这样。他们无意或有意地被卷入政治。这就是说，不管愿意不愿意，当代德国哲学通常也带有政治的一面。就这一方面来说，哲学和义务经常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分不开。众所周知，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与纳粹分子保持距离，但是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先与纳粹分子合作，随后既未对此进行反思，也未清除他当时写的那些与纳粹思想有关的著作。一九一九年在维也纳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者，最后由于政治局势，他离开维也纳移居英国。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2）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为了自己的犹太信仰，于一九三三年移居耶路撒冷。在希特勒时代，布鲁门贝格被看成半个犹太人，不允许他上大学。根据在第三帝国的经历，阿佩尔（Karl-Otto Apel，生于一九二二年）想创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伦理思想，其中不仅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政治准则。
最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的情况。他在波恩大学一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读博士。他的导师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曾是纳粹分子，哈贝马斯原来想留在波恩大学当老师，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最终不仅离开了母校，也同时放弃了哲学，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原因使他从波恩转到法兰克福，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一、他认为在波恩教的哲学不承担政治义务。二、他吃惊地发现，在一九四五年后，海德格尔将他在纳粹时代写的著作不加任何修改地重新出版。哈贝马斯无疑是第一个向弗赖堡哲学家（海德格尔）公开提出批评的人。做到这一步固然不错，可是人们知道哈贝马斯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立场上。强烈的义务感使他一再和党代表们公开露面，只有这样才使他不觉得遗憾。在德国，人们区分政治和政策，政治观点和党派观点。根据德国的历史经验，一个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不应该为此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也不应该让政策取代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这点而言，哈贝马斯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尽义务时，可能做得过分了一些。
即便如此，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清楚地表明：德国哲学家不是各行其是的独行者，而是处在互相的讨论之中。他们共同思考，互相推荐，他们依据传统。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伽达默尔在反思有关成见的概念时，把这个概念与启蒙运动相互联系。哈贝马斯也同样地援引启蒙运动，认为自己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他作为批评性理论的代表与系统论的代表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进行讨论。六十年代，在波普尔和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实证论的争论。阿佩尔使当时无名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六十年代的德国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