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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行团被匪徒血腥劫持、飞机突然失事、行凶者校园屠童、地震、泥石流,劫难下的同胞身心受创。灾难多发年代,真正难熬的还是生者,包括幸存者、目睹者、受难者家属以及千千万万普罗大众。劫后重生,意味着重修建筑物、医治身体创伤、弥补物质损失,更意味着精神伤口的艰难愈合。
劫后余生,心有余悸。从经历灾难的幸存者,到感受灾难的旁观者,皆是如此。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劫难猝不及防,他们深受创伤,痛失亲友。他们甚至从此活在梦魇中:死亡的回忆,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愤怒……要重获心灵的平静,他们往往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对20年前那场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难幸存者来说,专业的心理辅导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针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系统工作到2008年才有所开展,乃至“井喷”。与每次灾难过后那些高调、密集、容易出成绩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
看不见的重创
曹秋雯是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的服务总监,曾经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到过东南亚,又从2008年开始在北川从事心理援助的工作。“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受灾,或者有天灾或人祸的区别,劫难之后,经历者的心理状态通常有着共同的循环:开始是震惊等负面情绪出现,然后是否认、愤怒,接着是自责、痛苦。这些都是普遍、自然,符合人性的现象。”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地震过后,抑郁、孤独、恐惧、愤怒等情绪在灾区人群中的比例比正常人群多出了0.7到9个百分点,而折算出的具体人数,更显示了心理创伤的波及面之大,譬如,重灾区有抑郁情绪和抑郁倾向的总人数超过了12万。
突发灾难对存活者的心理影响不仅仅以周或月计算。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有过系统的阐述,调研表明,抑郁和应激障碍(PTSD)是灾后最常见的症状,而这些症状的形成过程和周期可达数周、数年,乃至“终生不治”。
灾难可以在心理上改变存活者的一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近70%的家庭短期内进行了重组,但其中又有70%的家庭在此后10年内解散,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普通人群的8倍之多—“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已经丧失,性格也受到负面影响,重新结合的夫妻双方容易发生冲突,这也往往会对心理造成新的伤害。”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认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到过北川、玉树与舟曲,两年多来的观察令他发现,灾难以后的心理问题也会在现实问题中产生累积。“这些灾区老百姓多在边缘地区,生活比较艰苦,比较看重援助,如果援助分配不公就会使得老百姓产生更大的受挫感。……安置费、回迁、再就业、妇女再怀孕,各种事情,使我们在后期做心理援助时,面对的情况也更复杂。”
异常的心理状态下,受灾者们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反应,包括失眠、食欲下降、思考与理解困难、失控等等,而自杀是其中最极端,也是最让外界震惊的举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沃建中教授认为,在5·12灾后第一时间进行的调查中,就已经预示四川地震灾区未来自杀率的上升。“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占27.2%,比常模高出7.2个百分点。”这位《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的主编对记者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劫难,但目击了事件的外界人群,也有可能成为 “隐形受害人”、“间接受害人”。菲律宾香港旅游团血案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心理学会联合开通的心理热线,5天内接到的720多宗电话心理求助个案,大部分是电视观众;在近年的诸次自然浩劫过后,前线记者、救援军人等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也是屡见不鲜。
心灵救援的中国国情
据张建新介绍,中国内地过去也曾经有过小规模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行动。“山东火车出轨,大连飞机失事,当时都有心理工作者前去,但是大众,至少从舆论来讲,主要还是第一抢救生命,第二调查事故,很少会有人关注受难者,还有他们亲属的心理问题。”
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用张建新的话来说,“正规的心理学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以及民间的心理咨询师、医院的心理门诊、部队的心理工作者,都派出心理工作者到前方。”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一些设备,譬如“综合生物心理治疗模式”仪器,“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
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一些被称为“心理干扰”的现象。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政策法规对突发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活动进行规划,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对付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慰问者,还要填写一批又一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另外,在心理援助的长期计划上,不同的团队也有分歧。中科院在四川计划了5年的心理援助,无国界社工则认为“3年以上的介入不利于援助的本土化”,而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沃建中对记者主张,“做这种心理干预的,一年以后要撤出来。”
两三年的坚持之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经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张建新认为,除了理论上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来进行。譬如,在援助玉树地震灾区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沃建中则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舟曲地区受灾群众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相对更强。
曹秋雯已经参与北川心理援助项目三年。这个香港人对记者表示,她每到北川老县城还是会潸然落泪;但是,当她回到当年印度洋海啸肆虐的印尼海岸,看着人们过上了劫难后的新生活,拜神、吃饭、玩耍,也会喜上眉梢。
“很多人问我们,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那不是填问卷就搞得定的问题。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我们的班,并带更多人继续工作?”“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总结说。
劫后余生,心有余悸。从经历灾难的幸存者,到感受灾难的旁观者,皆是如此。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劫难猝不及防,他们深受创伤,痛失亲友。他们甚至从此活在梦魇中:死亡的回忆,自罪的悔疚,表面的麻木,疑惑的愤怒……要重获心灵的平静,他们往往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对20年前那场发生在广州白云机场的空难幸存者来说,专业的心理辅导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2年前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针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系统工作到2008年才有所开展,乃至“井喷”。与每次灾难过后那些高调、密集、容易出成绩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
看不见的重创
曹秋雯是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的服务总监,曾经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到过东南亚,又从2008年开始在北川从事心理援助的工作。“即使是不同的地方受灾,或者有天灾或人祸的区别,劫难之后,经历者的心理状态通常有着共同的循环:开始是震惊等负面情绪出现,然后是否认、愤怒,接着是自责、痛苦。这些都是普遍、自然,符合人性的现象。”她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地震过后,抑郁、孤独、恐惧、愤怒等情绪在灾区人群中的比例比正常人群多出了0.7到9个百分点,而折算出的具体人数,更显示了心理创伤的波及面之大,譬如,重灾区有抑郁情绪和抑郁倾向的总人数超过了12万。
突发灾难对存活者的心理影响不仅仅以周或月计算。美日等国家的研究者有过系统的阐述,调研表明,抑郁和应激障碍(PTSD)是灾后最常见的症状,而这些症状的形成过程和周期可达数周、数年,乃至“终生不治”。
灾难可以在心理上改变存活者的一生。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近70%的家庭短期内进行了重组,但其中又有70%的家庭在此后10年内解散,离婚率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普通人群的8倍之多—“从创伤心理的角度来讲,他们内心的安全感已经丧失,性格也受到负面影响,重新结合的夫妻双方容易发生冲突,这也往往会对心理造成新的伤害。”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认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到过北川、玉树与舟曲,两年多来的观察令他发现,灾难以后的心理问题也会在现实问题中产生累积。“这些灾区老百姓多在边缘地区,生活比较艰苦,比较看重援助,如果援助分配不公就会使得老百姓产生更大的受挫感。……安置费、回迁、再就业、妇女再怀孕,各种事情,使我们在后期做心理援助时,面对的情况也更复杂。”
异常的心理状态下,受灾者们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反应,包括失眠、食欲下降、思考与理解困难、失控等等,而自杀是其中最极端,也是最让外界震惊的举动。北京师范大学的沃建中教授认为,在5·12灾后第一时间进行的调查中,就已经预示四川地震灾区未来自杀率的上升。“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占27.2%,比常模高出7.2个百分点。”这位《5·12汶川地震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报告》的主编对记者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没有经过劫难,但目击了事件的外界人群,也有可能成为 “隐形受害人”、“间接受害人”。菲律宾香港旅游团血案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心理学会联合开通的心理热线,5天内接到的720多宗电话心理求助个案,大部分是电视观众;在近年的诸次自然浩劫过后,前线记者、救援军人等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也是屡见不鲜。
心灵救援的中国国情
据张建新介绍,中国内地过去也曾经有过小规模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行动。“山东火车出轨,大连飞机失事,当时都有心理工作者前去,但是大众,至少从舆论来讲,主要还是第一抢救生命,第二调查事故,很少会有人关注受难者,还有他们亲属的心理问题。”
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用张建新的话来说,“正规的心理学科研单位和教学单位,以及民间的心理咨询师、医院的心理门诊、部队的心理工作者,都派出心理工作者到前方。”中科院的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一些设备,譬如“综合生物心理治疗模式”仪器,“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
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一些被称为“心理干扰”的现象。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政策法规对突发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活动进行规划,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除了对付蜂拥而来的记者和慰问者,还要填写一批又一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另外,在心理援助的长期计划上,不同的团队也有分歧。中科院在四川计划了5年的心理援助,无国界社工则认为“3年以上的介入不利于援助的本土化”,而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沃建中对记者主张,“做这种心理干预的,一年以后要撤出来。”
两三年的坚持之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经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张建新认为,除了理论上现成的东西可以用,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的文化风俗来进行。譬如,在援助玉树地震灾区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沃建中则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舟曲地区受灾群众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相对更强。
曹秋雯已经参与北川心理援助项目三年。这个香港人对记者表示,她每到北川老县城还是会潸然落泪;但是,当她回到当年印度洋海啸肆虐的印尼海岸,看着人们过上了劫难后的新生活,拜神、吃饭、玩耍,也会喜上眉梢。
“很多人问我们,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那不是填问卷就搞得定的问题。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我们的班,并带更多人继续工作?”“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应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