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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时代》你们为什么把这次在“艺术空间”举行的纪录片论坛命名为“纪录片在学院”呢？
胡 我们这次展映的地点是在吴文光先生的艺术空间“草场地工作站”，那里从前更多的是向社会上的纪录片作者开放的拥有很多固定的来自社会的观众。而作为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群体去展映影片对于草场地工作站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映机会能跟学院之外的纪录片人有一个碰撞并且探讨一下在学院内外成长起来的纪录片人及他们的作品的异同。
《DV@时代》这次展映的影片作者共有几个？他们来电影学院学习纪录片之前的生活背景都是怎样的呢？
胡 一共有8个人展映八部作品。都是研究生班的学生进人电影学院之前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他们以前做过医生记者教师等职业总体上背景特别丰富。之所以放弃了以前的工作而选择了电影我想是因为他们的些共同点那就是热衷于用影像去表达和因此而产生的对影像的种偏执。
《DV@时代》那么这种不同的生活背景对他们选择题材和看待问题的视角有什么影响呢？
胡 他们的经历不同很大程度地影响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所选题材的独特视角。事实上这八部影片之所以呈现出丰富的面貌与他们的背景差异关系很密切。比如说拍医院题材的那个同学他以前做过医生长期在现行的医患体制下生活，而另一个以前做过教员的同学则更加偏爱教育题材。有了这种背景他们即使和别人拍摄相同的题材眼光也会非常不同。
《DV@时代》你们在电影学院这三年对纪录片的学习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胡 如果可以用一个动词概括地形容我们的状态那就是寻找。纪录片在中国没有个长时间的传统。在电影学院也是如此导演系纪录片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到现在为止才仅仅是第三届。电影学院能够提供给大家的更多的是种艺术创作的氛围和一些基础的纪录片的观念。而关于纪录片的很多方面的东西一些更深的东西比如如何才能实现纪录片的多层次的艺术价值不同纪录片的表达方式等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作品的拍摄过程中边学习边寻找。
《DV@时代》那您觉得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胡 尽管大家都是在学院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就我自身的创作体会而言我以为拍摄者与被摄者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通常说“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摄者共同营造的世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没有与被摄者建立起来的那种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作为基础，既使你有再好的设备和创意再好的选题都注定无法拍出好的东西来。而这种关系中爱你的拍摄对象非常重要。无论你的被摄对象是谁，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都要去爱他。这样的爱不意味着要去干涉他，或者改变他，当然如果你希望改变他也没有关系，在你的影片中能够展现出来你的这种希望就可以了。
《DV@时代》您说的“爱”，是指尊重吗？
胡 “爱”包括尊重。首先你要去尊重他然后去关心他去爱护他理解并体谅他的处境。我觉得这个东西比纪录片本身更重要。这涉及到拍摄者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和被摄者相处的。如果你只是把自己当作拍摄者把对方当作被摄者那你们之间只能建立种工作的关系。如果你们之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那么显然你所拍摄的纪录片将会呈现出 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风貌。
《DV@时代》我看这次的八部片子都没有用搬演的拍摄方式。这也与你们的共同理念有关吧？
胡 对。我们8个人对纪录片的理解虽各有不同，但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被摄对象这点大家都是共通的。
我们认为，“搬演”是对被摄对象不尊重的行为。简单来说我们不认为拍摄纪录片本身这件事情的意义大于被摄者本身的生活。因此我们无权要求我们的对象按照我们的要求去重新演绎自己的生活，现在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的虚构部分是用了“搬演的方式但那些搬演的演员本身并不是纪录片的”拍摄对象，他们的对象可能是对段历史事实的讲述所以不存在尊重与否的问题。这样的搬演也不会让观众误认为是当时的纪录。但对于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对象的纪录片而言我们很多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宁可拍不到也不会去“搬演”。
《DV@时代》现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环境您认为怎样呢？
现在中国是个很适合拍纪录片的时代，也很需要纪录片。因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巨大的变革和转型当中她在十年间可能经历了西方国家百年经历的事情。人们在面对这一切时可能很困惑很迷茫，在面对各种全新的挑战时会不知所措。这些东西恰恰是需要我们去纪录的。当然，现在纪录片仍然很边缘不光是在社会上，既使是在电影学院它也是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对于这种非电视台体制的纪录片，一般观众可能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所以，怎么样才能使纪录片向主流靠拢一些呢，我认为要靠我们做纪录片的人自己去争取。我们这些电影学院的研究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身对纪录片不同的理解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并且具备了一定水准，具备了成为个新生力量，一个团队性力量的条件。我特别希望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契机多推广一些展映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影片。这也算是为中国的纪录片做一些事情虽然开始会很难但我们会努力。
《DV@时代》那除了展映，你们还有没有尝试过通过别的一些途径来传播这些纪录片呢？比如说参加电影节或走发行渠道？
胡 有。这批作品正在寻找机会参加一些国内国际的纪录片电影节其中有两部影片已经分别人围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但是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片子来说寻找沙龙和小规模展映以外的传播途径是很难的。首先这些片子的制作长度都不是按电视台播出的长度要求做的而是按照我们自身的感受和判断来做的，因此不符合播出的要求。其次电视台出于收视率的考虑也不是太认同这些纪录片，而是会更偏向于商业化的纪录片。当然也有极少数的纪录片通过修改影片长度满足电视台的审片要求最终获得在电视台的播映权。这对于影片的传播和影响来说可能是个好事情但是更多的作者把影片视为自己的作品和一种表达，并不愿意与电视台做这样的妥协。
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出于道德上的考量，本着对当事人的尊重，不希望作品的大规模放映会影响被摄者的隐私并因此带来对被摄者的伤害，这恰恰是纪录片道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并必须大力提倡的东西。
《DV@时代》对于这些片子除了这次的展映还有什么计划呢？
胡 我们一直有个计划就是拿这几部影片 在北京的高校范围内做个巡展。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生是纪录片非常重要的观众。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深入的思考能力但同时他们却很难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影片。所以我相信如果是在高校巡展的话一定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响 而这种放映本身也可让象牙塔里的学生更多地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
胡 我们这次展映的地点是在吴文光先生的艺术空间“草场地工作站”，那里从前更多的是向社会上的纪录片作者开放的拥有很多固定的来自社会的观众。而作为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群体去展映影片对于草场地工作站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展映机会能跟学院之外的纪录片人有一个碰撞并且探讨一下在学院内外成长起来的纪录片人及他们的作品的异同。
《DV@时代》这次展映的影片作者共有几个？他们来电影学院学习纪录片之前的生活背景都是怎样的呢？
胡 一共有8个人展映八部作品。都是研究生班的学生进人电影学院之前大部分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他们以前做过医生记者教师等职业总体上背景特别丰富。之所以放弃了以前的工作而选择了电影我想是因为他们的些共同点那就是热衷于用影像去表达和因此而产生的对影像的种偏执。
《DV@时代》那么这种不同的生活背景对他们选择题材和看待问题的视角有什么影响呢？
胡 他们的经历不同很大程度地影响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所选题材的独特视角。事实上这八部影片之所以呈现出丰富的面貌与他们的背景差异关系很密切。比如说拍医院题材的那个同学他以前做过医生长期在现行的医患体制下生活，而另一个以前做过教员的同学则更加偏爱教育题材。有了这种背景他们即使和别人拍摄相同的题材眼光也会非常不同。
《DV@时代》你们在电影学院这三年对纪录片的学习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胡 如果可以用一个动词概括地形容我们的状态那就是寻找。纪录片在中国没有个长时间的传统。在电影学院也是如此导演系纪录片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到现在为止才仅仅是第三届。电影学院能够提供给大家的更多的是种艺术创作的氛围和一些基础的纪录片的观念。而关于纪录片的很多方面的东西一些更深的东西比如如何才能实现纪录片的多层次的艺术价值不同纪录片的表达方式等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作品的拍摄过程中边学习边寻找。
《DV@时代》那您觉得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胡 尽管大家都是在学院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就我自身的创作体会而言我以为拍摄者与被摄者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通常说“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摄者共同营造的世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没有与被摄者建立起来的那种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作为基础，既使你有再好的设备和创意再好的选题都注定无法拍出好的东西来。而这种关系中爱你的拍摄对象非常重要。无论你的被摄对象是谁，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都要去爱他。这样的爱不意味着要去干涉他，或者改变他，当然如果你希望改变他也没有关系，在你的影片中能够展现出来你的这种希望就可以了。
《DV@时代》您说的“爱”，是指尊重吗？
胡 “爱”包括尊重。首先你要去尊重他然后去关心他去爱护他理解并体谅他的处境。我觉得这个东西比纪录片本身更重要。这涉及到拍摄者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和被摄者相处的。如果你只是把自己当作拍摄者把对方当作被摄者那你们之间只能建立种工作的关系。如果你们之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那么显然你所拍摄的纪录片将会呈现出 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风貌。
《DV@时代》我看这次的八部片子都没有用搬演的拍摄方式。这也与你们的共同理念有关吧？
胡 对。我们8个人对纪录片的理解虽各有不同，但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被摄对象这点大家都是共通的。
我们认为，“搬演”是对被摄对象不尊重的行为。简单来说我们不认为拍摄纪录片本身这件事情的意义大于被摄者本身的生活。因此我们无权要求我们的对象按照我们的要求去重新演绎自己的生活，现在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的虚构部分是用了“搬演的方式但那些搬演的演员本身并不是纪录片的”拍摄对象，他们的对象可能是对段历史事实的讲述所以不存在尊重与否的问题。这样的搬演也不会让观众误认为是当时的纪录。但对于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对象的纪录片而言我们很多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宁可拍不到也不会去“搬演”。
《DV@时代》现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环境您认为怎样呢？
现在中国是个很适合拍纪录片的时代，也很需要纪录片。因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巨大的变革和转型当中她在十年间可能经历了西方国家百年经历的事情。人们在面对这一切时可能很困惑很迷茫，在面对各种全新的挑战时会不知所措。这些东西恰恰是需要我们去纪录的。当然，现在纪录片仍然很边缘不光是在社会上，既使是在电影学院它也是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对于这种非电视台体制的纪录片，一般观众可能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所以，怎么样才能使纪录片向主流靠拢一些呢，我认为要靠我们做纪录片的人自己去争取。我们这些电影学院的研究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身对纪录片不同的理解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并且具备了一定水准，具备了成为个新生力量，一个团队性力量的条件。我特别希望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契机多推广一些展映让更多的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影片。这也算是为中国的纪录片做一些事情虽然开始会很难但我们会努力。
《DV@时代》那除了展映，你们还有没有尝试过通过别的一些途径来传播这些纪录片呢？比如说参加电影节或走发行渠道？
胡 有。这批作品正在寻找机会参加一些国内国际的纪录片电影节其中有两部影片已经分别人围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但是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片子来说寻找沙龙和小规模展映以外的传播途径是很难的。首先这些片子的制作长度都不是按电视台播出的长度要求做的而是按照我们自身的感受和判断来做的，因此不符合播出的要求。其次电视台出于收视率的考虑也不是太认同这些纪录片，而是会更偏向于商业化的纪录片。当然也有极少数的纪录片通过修改影片长度满足电视台的审片要求最终获得在电视台的播映权。这对于影片的传播和影响来说可能是个好事情但是更多的作者把影片视为自己的作品和一种表达，并不愿意与电视台做这样的妥协。
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出于道德上的考量，本着对当事人的尊重，不希望作品的大规模放映会影响被摄者的隐私并因此带来对被摄者的伤害，这恰恰是纪录片道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并必须大力提倡的东西。
《DV@时代》对于这些片子除了这次的展映还有什么计划呢？
胡 我们一直有个计划就是拿这几部影片 在北京的高校范围内做个巡展。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生是纪录片非常重要的观众。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深入的思考能力但同时他们却很难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影片。所以我相信如果是在高校巡展的话一定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响 而这种放映本身也可让象牙塔里的学生更多地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