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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视角出发，对黄哲伦自1979年以来创作的与华裔文化身份探寻有关的8部代表作品进行分析，深入探讨黄哲伦在其剧作中体现的文化身份冲突、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超越及文化身份反思的独特文化身份探索之旅的问题。
关键词： 黄哲伦剧作 文化认同 文化超越 文化探寻
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是华裔美国文坛和百老汇舞台的璀璨明珠，其创作生涯贯穿了华裔美国戏剧创作的三大浪潮。自1979年发表第一部剧作《新移民》以来，黄哲伦已经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其中多以剧本短篇的形式出现。1988年黄哲伦凭借剧本《蝴蝶君》获得声名卓著的“托尼最佳戏剧奖”（Tony Award for Best Play），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美国人。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本文本人的理论视角，对黄哲伦自1979年至2007年近30年间创作的与华裔文化身份探寻有关的8部代表作品（《新移民》（1979）、《舞蹈与铁路》（1981）、《家庭挚爱》（1981）、《航行》（1992）、《寻找中国城》（1996）、《金童》（1998）、《花鼓歌》（2001）和《黄面孔》（2007））进行分析，可以深入探讨黄哲伦在其剧作中展现的独特文化身份探索之旅的问题。
一、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对族裔散居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1994）一书中有深刻论述和阐释。霍尔指出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essence），而是一种立场（positioning）”，文化身份既是“存在”（being）又是“变化”（becoming）（Hall，16），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而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中。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强调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因为“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确定“真正的现在”（Hall，18）。霍尔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阐释在本质上是挖掘文化认同的共性与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化性。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从承认差异开始，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文化身份是在差异中寻找相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人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在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只有身处于异质文化之中，华裔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霍尔提出差异文化认同观，认同的关键是主体与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遭遇形成的不稳定结合点，因此自我以文化叙事为参照来确定认同位置。散居族裔受宿主国主流文化叙事濡化，总是处于与本土文化相异的其他某个地方，被双重边缘化，被置换成他者，处于失声状态。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差异化——一种文化在场与缺场的较量，争夺、控制的则是文化叙事的话语权（陶家俊，5）。这就是通过差异，借助对立的两极来认识自我、界定自我。霍尔强调文化认同，更强调文化身份，即强调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只有从文化身份差异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族裔散居的性质。
二、文化身份的冲突：“美华三部曲”
“美华三部曲”（《新移民》、《舞蹈与铁路》、《家庭挚爱》）是黄哲伦初涉戏剧时期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展示了华人内部因中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族裔内部矛盾和冲突，体现出游移在东西方迥异文化之间的海外华人所时常面临的身份危机感，在中国文化身份和美国文化身份的二元对立中困惑不已。《新移民》中通过FOB（fresh off the boat）史蒂夫（Steve）、ABC（American-born Chinese）戴尔（Dale）格雷丝（Grace）三个人物的不同移民背景和身份，揭示出新老移民之间的差异，表现了华裔之间的相互敌视。《舞蹈与铁路》意在表现在美华人的男子气概和勇士精神，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华人：一类是以已经来到美国充当苦力达两年之久的原京剧演员龙（Lone）为代表的“老”华工，另一类是以刚满18岁来美国仅四周的年轻小伙子马（Ma）为代表的“新”华工。剧作表现了华裔在在对抗外部强大种族歧视势力时的不同心态。《家庭挚爱》主要讲述了一个富有的华裔家庭接待来自中国的亲戚时所发生的冲突。在此剧中，剧作家刻画了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华人。第一类是两位上了年纪来自中国的虔诚基督教徒阿嬷（Ama）和婆婆（Popo），她们代表着已经打上基督教思想深刻烙印的“白人化”华人，第二类是两位老姐妹的弟弟迪高（Di-Gou），他所代表的是坚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剧作通过这两类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对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不同理解。剧作家在这三部作品中均表达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了历史与传统的重要性，指出中华传统对于华裔文化身份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身份的认同：《航行》和《寻找中国城》
在《航行》和《寻找中国城》两部作品中，剧作家继续探讨了文化认同的问题。此时剧作家黄哲伦已经跳出中国文化身份和美国文化身份二元对立的困惑，指明华裔美国人应该如何建构华裔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剧作《航行》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主线，透过这个事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空片断，剧作家表明虽然东西方文化可能产生误解、对立和冲突，但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与沟通，通过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解、包容与欣赏，人类可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处并存和繁荣发展，最终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作家在第三幕中对全球人类携手共同探索生命起源事件的着力描写，表达出剧作家对身处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们相互帮助、和平共处的人类美好未来的展望与憧憬。在《寻找中国城》中，剧作家讲述了土生土长的白人小伙子本杰明（Benjamin）去中国城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的经历。通过对中国城的再现、亚裔男子罗尼（Ronnie）的迷失和白人小伙本杰明的寻找，作者呈现出华人对于华裔身份认同的不同看法。在此剧中，黄哲伦对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裔美国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指出族裔特征是由文化而非肤色和种族所决定的，表现出剧作家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四、文化身份的超越：《金童》、《花鼓歌》
在《金童》和《花鼓歌》中，黄哲伦表达了其文化超越的理想。在《金童》中，黄哲伦以外祖母所讲述的真实家族故事为创作素材，以自己的曾祖父和外祖母为原型，通过“金童”翁阿安（Eng Ahn）叙述发生在父亲翁廷彬（Eng Tieng-Bin）及自己身上的故事，指出虽然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并可能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和误解，但是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和接纳西方先进思想都是十分必要的。在《金童》中，通过阿安所回忆的家族故事，黄哲伦再现了华裔美国人的移民历史与身份认同历程。阿安因为能以理解与宽容的平和心态看待东西文化并坦然接受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真正摆脱了两种文化的束缚。在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转变的意义上，黄哲伦的《花鼓歌》是对黎锦扬（C.Y.Lee）的同名小说《花鼓歌》的续写。在剧作中王大（Wang Ta）和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父子关系也归于融洽。在此剧作家指出华裔美国人一方面必须保留华裔身份中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吸收美国文化的优良成分，唯有如此，华裔美国人才能构建其独特的双重文化认同，以开放、灵活、有效的方式畅行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
五、文化身份的反思：《黄面孔》
在《黄面孔》中，黄哲伦结合自身族裔散居经历，探讨了过去二十年美国主流社会对待亚裔美国人的态度变迁，这是剧作家对其自身文化探寻历程的反思。《黄面孔》中有两条主线：一是华人剧作家DHH（黄哲伦本人英文名字的缩写）领导的旨在为亚裔演员谋求平等权益的抗议活动以失败告终，二是DHH的父亲HYH（黄哲伦父亲英文名字的缩写）卷入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的政治献金案。通过这两条线索，剧作家戏剧性地再现了主流媒体充满政治意识的主观认定与客观现实的强烈反差。《黄面孔》以讽刺喜剧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反英雄的手法，以当代美国政坛发生的真实事件为题材，指出在当前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美国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探讨了亚裔美国人开展文化斗争、塑造自身文化形象、探寻文化身份的艰辛道路，批判了主流媒体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此，黄哲伦指出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融合的当代语境中，亚裔美国人必须通过奋斗和协商，才能最终实现其文化超越的理想，实现光明的文化前景。
从“美华三部曲”（《新移民》、《舞蹈与铁路》、《家庭挚爱》）中华裔美国人对文化身份的探寻，到《航行》、《寻找中国城》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再到《金童》、《花鼓歌》中对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超越，最后到《黄面孔》中对亚裔文化身份问题的反思，黄哲伦为华裔美国人摆脱文化身份的困扰开辟了一条独树一帜的路径：真实的文化身份是依据个人背后的文化来判断的，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通过对东西文化的理解、宽容与欣赏，华裔美国人能够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超越的理想，但是这种文化理想还必须通过奋斗和协商才能最终得以实现。黄哲伦在文化身份探寻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超越了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和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而将目光投得更远——关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all，Stuart.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J］.Radical America，1991，Vol 23.
［2］Hwang，David Henry.FOB.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79.
［3］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81.
［4］Family Devotion.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81.
［5］The Voyage.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2.
［6］Trying to Find Chinatown.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6.
［7］Golden Child.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8.
［8］Flower Drum Song.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2001.
［9］Yellow Face.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2007.
［10］陶家俊.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9）：3-8.
关键词： 黄哲伦剧作 文化认同 文化超越 文化探寻
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是华裔美国文坛和百老汇舞台的璀璨明珠，其创作生涯贯穿了华裔美国戏剧创作的三大浪潮。自1979年发表第一部剧作《新移民》以来，黄哲伦已经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其中多以剧本短篇的形式出现。1988年黄哲伦凭借剧本《蝴蝶君》获得声名卓著的“托尼最佳戏剧奖”（Tony Award for Best Play），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美国人。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本文本人的理论视角，对黄哲伦自1979年至2007年近30年间创作的与华裔文化身份探寻有关的8部代表作品（《新移民》（1979）、《舞蹈与铁路》（1981）、《家庭挚爱》（1981）、《航行》（1992）、《寻找中国城》（1996）、《金童》（1998）、《花鼓歌》（2001）和《黄面孔》（2007））进行分析，可以深入探讨黄哲伦在其剧作中展现的独特文化身份探索之旅的问题。
一、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
对族裔散居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1994）一书中有深刻论述和阐释。霍尔指出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essence），而是一种立场（positioning）”，文化身份既是“存在”（being）又是“变化”（becoming）（Hall，16），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而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中。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强调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因为“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确定“真正的现在”（Hall，18）。霍尔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阐释在本质上是挖掘文化认同的共性与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化性。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从承认差异开始，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文化身份是在差异中寻找相同，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人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在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只有身处于异质文化之中，华裔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霍尔提出差异文化认同观，认同的关键是主体与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遭遇形成的不稳定结合点，因此自我以文化叙事为参照来确定认同位置。散居族裔受宿主国主流文化叙事濡化，总是处于与本土文化相异的其他某个地方，被双重边缘化，被置换成他者，处于失声状态。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差异化——一种文化在场与缺场的较量，争夺、控制的则是文化叙事的话语权（陶家俊，5）。这就是通过差异，借助对立的两极来认识自我、界定自我。霍尔强调文化认同，更强调文化身份，即强调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只有从文化身份差异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族裔散居的性质。
二、文化身份的冲突：“美华三部曲”
“美华三部曲”（《新移民》、《舞蹈与铁路》、《家庭挚爱》）是黄哲伦初涉戏剧时期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展示了华人内部因中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族裔内部矛盾和冲突，体现出游移在东西方迥异文化之间的海外华人所时常面临的身份危机感，在中国文化身份和美国文化身份的二元对立中困惑不已。《新移民》中通过FOB（fresh off the boat）史蒂夫（Steve）、ABC（American-born Chinese）戴尔（Dale）格雷丝（Grace）三个人物的不同移民背景和身份，揭示出新老移民之间的差异，表现了华裔之间的相互敌视。《舞蹈与铁路》意在表现在美华人的男子气概和勇士精神，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华人：一类是以已经来到美国充当苦力达两年之久的原京剧演员龙（Lone）为代表的“老”华工，另一类是以刚满18岁来美国仅四周的年轻小伙子马（Ma）为代表的“新”华工。剧作表现了华裔在在对抗外部强大种族歧视势力时的不同心态。《家庭挚爱》主要讲述了一个富有的华裔家庭接待来自中国的亲戚时所发生的冲突。在此剧中，剧作家刻画了另外两种不同类型的华人。第一类是两位上了年纪来自中国的虔诚基督教徒阿嬷（Ama）和婆婆（Popo），她们代表着已经打上基督教思想深刻烙印的“白人化”华人，第二类是两位老姐妹的弟弟迪高（Di-Gou），他所代表的是坚持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剧作通过这两类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对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不同理解。剧作家在这三部作品中均表达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了历史与传统的重要性，指出中华传统对于华裔文化身份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身份的认同：《航行》和《寻找中国城》
在《航行》和《寻找中国城》两部作品中，剧作家继续探讨了文化认同的问题。此时剧作家黄哲伦已经跳出中国文化身份和美国文化身份二元对立的困惑，指明华裔美国人应该如何建构华裔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剧作《航行》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主线，透过这个事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空片断，剧作家表明虽然东西方文化可能产生误解、对立和冲突，但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与沟通，通过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理解、包容与欣赏，人类可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处并存和繁荣发展，最终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作家在第三幕中对全球人类携手共同探索生命起源事件的着力描写，表达出剧作家对身处不同文化之中的人们相互帮助、和平共处的人类美好未来的展望与憧憬。在《寻找中国城》中，剧作家讲述了土生土长的白人小伙子本杰明（Benjamin）去中国城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的经历。通过对中国城的再现、亚裔男子罗尼（Ronnie）的迷失和白人小伙本杰明的寻找，作者呈现出华人对于华裔身份认同的不同看法。在此剧中，黄哲伦对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裔美国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指出族裔特征是由文化而非肤色和种族所决定的，表现出剧作家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四、文化身份的超越：《金童》、《花鼓歌》
在《金童》和《花鼓歌》中，黄哲伦表达了其文化超越的理想。在《金童》中，黄哲伦以外祖母所讲述的真实家族故事为创作素材，以自己的曾祖父和外祖母为原型，通过“金童”翁阿安（Eng Ahn）叙述发生在父亲翁廷彬（Eng Tieng-Bin）及自己身上的故事，指出虽然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并可能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和误解，但是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和接纳西方先进思想都是十分必要的。在《金童》中，通过阿安所回忆的家族故事，黄哲伦再现了华裔美国人的移民历史与身份认同历程。阿安因为能以理解与宽容的平和心态看待东西文化并坦然接受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真正摆脱了两种文化的束缚。在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转变的意义上，黄哲伦的《花鼓歌》是对黎锦扬（C.Y.Lee）的同名小说《花鼓歌》的续写。在剧作中王大（Wang Ta）和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父子关系也归于融洽。在此剧作家指出华裔美国人一方面必须保留华裔身份中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吸收美国文化的优良成分，唯有如此，华裔美国人才能构建其独特的双重文化认同，以开放、灵活、有效的方式畅行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
五、文化身份的反思：《黄面孔》
在《黄面孔》中，黄哲伦结合自身族裔散居经历，探讨了过去二十年美国主流社会对待亚裔美国人的态度变迁，这是剧作家对其自身文化探寻历程的反思。《黄面孔》中有两条主线：一是华人剧作家DHH（黄哲伦本人英文名字的缩写）领导的旨在为亚裔演员谋求平等权益的抗议活动以失败告终，二是DHH的父亲HYH（黄哲伦父亲英文名字的缩写）卷入克林顿竞选连任总统的政治献金案。通过这两条线索，剧作家戏剧性地再现了主流媒体充满政治意识的主观认定与客观现实的强烈反差。《黄面孔》以讽刺喜剧的形式，以第一人称反英雄的手法，以当代美国政坛发生的真实事件为题材，指出在当前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美国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探讨了亚裔美国人开展文化斗争、塑造自身文化形象、探寻文化身份的艰辛道路，批判了主流媒体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此，黄哲伦指出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融合的当代语境中，亚裔美国人必须通过奋斗和协商，才能最终实现其文化超越的理想，实现光明的文化前景。
从“美华三部曲”（《新移民》、《舞蹈与铁路》、《家庭挚爱》）中华裔美国人对文化身份的探寻，到《航行》、《寻找中国城》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再到《金童》、《花鼓歌》中对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超越，最后到《黄面孔》中对亚裔文化身份问题的反思，黄哲伦为华裔美国人摆脱文化身份的困扰开辟了一条独树一帜的路径：真实的文化身份是依据个人背后的文化来判断的，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通过对东西文化的理解、宽容与欣赏，华裔美国人能够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超越的理想，但是这种文化理想还必须通过奋斗和协商才能最终得以实现。黄哲伦在文化身份探寻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超越了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和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而将目光投得更远——关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all，Stuart.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J］.Radical America，1991，Vol 23.
［2］Hwang，David Henry.FOB.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79.
［3］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81.
［4］Family Devotion.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81.
［5］The Voyage.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2.
［6］Trying to Find Chinatown.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6.
［7］Golden Child.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8.
［8］Flower Drum Song.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2001.
［9］Yellow Face.New York：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2007.
［10］陶家俊.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