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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从立案审批制修改为立案登记制是司法实践的重要进步，能够更好的保障民众的诉权，更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但立案登记制改革也给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保护民众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人民法院既要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又必须要面对案件激增给法院带来的各种压力。当然，这种改革也考验着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共同体成员的勇气和智慧。
【关键词】立案登记；纠纷解决；法律共同体
一、概述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说这并非一个新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理念。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矛盾的不断凸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显得日益重要，尤其是目前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社会矛盾多发等现实问题交织的时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就显得更加意义重大。俗话说：“多一种选择就多一种可能”，法律共同体的任何一方都應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纠纷解决方式。
二、深化完善调解机制
目前，在我国仲裁、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日趋完善，并有相关法律为其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调解，作为另一种比较重要的定纷止争的方式，法律虽也有所涉及，但还存在很大发展和进步的空间。
（一）完善司法调解
第一、加强立案调解，完善立案诉讼服务管理机制。起诉登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起诉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就审理和执行中可能遇到的诉讼风险进行告知。当事人起诉至法院，法院登记后，根据案件情况作出不同处理：（1）当事人若能达成合意，均同意在立案阶段进行调解的，进入立案调解阶段；（2）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立案后移转审判庭；（3）若对于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要进一步审查确定的，案件进入立案审查阶段。
立案调解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引导起诉人通过立案阶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应当在法院中进行立案调解程序，法官可以独任调解，也可以发展、培训其他人员一起调解。
第二、完善庭审过程中和庭后调解机制。其一，坚持调审结合。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可以转变思路，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弄清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兼顾当事人的利益均衡，提出相应的调解方案和解决争议的思路，引导和推进当事人调解。其二，在不违背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基础上，法官依职权启动调解。目前，我国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但其并非法律共同体成员，其对诉讼过程的认识还相对局限。加之，当事人之间在庭审中和庭审后，多处于敌对状态，需要有人作为纽带，打破僵局，启动和主导调解过程。其三，规范法官的调解方式。实践中常见的做法为法院分别同当事人进行协商，努力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和解，从而化减少法院工作压力，提高民众对人民司法的满意度。在坚持这种调解方式的同时，应尽可能的参考国外经验，推进调解方式创新，并将经过科学论证后的调解方式成文化。
（二）完善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民事纠纷，通过教育的方式，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完善行政调解，必须坚持以下两点：
第一、坚持自愿原则。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众的重要权利，是从实质意义上保障民众合法利益的起点，也是调解本身的应有之意。
第二、必须坚持依法行政为前提。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行使其职权，不可越权执法，越权调解，避免行政机关部分官员，违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民事行为。
（三）推进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作为定纷止争的重要方式，在推进社会和谐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最主要的人民调解机构，为了推进和衔接人民调解，确认人民调解的成果，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确认效力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对人民调解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加强人民调解形式的创新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的必经之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人民调解的最主要形式，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形式，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现实需要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创新出更多、更灵活的调解形式。事实上，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已经逐步显现，比如很多卫视联合社会调解力量、知名人士开办了很多以人民调解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如《金牌调解》等节目不但能力所能及的调解民间纠纷，还通过各大卫视的播出，起到教育、引导、警示的作用。
另外，应着力建设具有行业特色的调解组织，国家推进并扶植具有行业特点的调解组织建设，从国家财政和人员培养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具有行业特色的调解组织更具专业性，能更清晰的把握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这就为更准确的法律适用和更高效的纠纷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一）以法治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底线
我国人口基数大，且社会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这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民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有利于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来处理。
当前我国坚持通过客观、公正的法治来创设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法治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化解民众纠纷的最重要手段，逐步显现出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对“法律共同体”的所有参与者提出更高要求，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都必须不断开拓。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化
眉山经验的形成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懈努力的结果，当然，“法律共同体”成员是其中的中坚力量。眉山经验是衔接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成果，要逐步完善这种高效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观念上不遗余力地提倡和鼓励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其次，不断地扩大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增加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渠道。再次，建立起一个有约束力的地方社会治理绩效激励评估制度，促进纠纷解决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
（三）人民法院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权威性以及终局性，这无疑会影响民众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而诉讼方式不该成为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桎梏，应将其与非诉方式有机结合。通过诉讼方式的保驾护航，非诉讼方式会逐步被更多的人认同并选择，同时，可以降低纠纷当事人对诉讼方式的单一依赖，减轻立案登记证情形下法院的压力。
（四）司法发展战略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化。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及《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为中国的司法发展战略划定了路线图。在“努力让民众感受社会法治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下，立案登记、分类管理、审判中心、司法公开等有关法官制度、审判权运行机制、司法保障制度领域的改革也都是时下司法改革的紧迫任务。 通过实现内部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外部多层次的依法治理，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效用。
总之，须克服部门之间的权利与利益之争，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兼顾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资源价值最大化，更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法律共同体”成员主动性和创造性，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道路。
作者简介：
王蕾，女，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耿立伟，女，黑龙江海伦市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立案登记；纠纷解决；法律共同体
一、概述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说这并非一个新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理念。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矛盾的不断凸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显得日益重要，尤其是目前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社会矛盾多发等现实问题交织的时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就显得更加意义重大。俗话说：“多一种选择就多一种可能”，法律共同体的任何一方都應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纠纷解决方式。
二、深化完善调解机制
目前，在我国仲裁、诉讼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日趋完善，并有相关法律为其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撑。调解，作为另一种比较重要的定纷止争的方式，法律虽也有所涉及，但还存在很大发展和进步的空间。
（一）完善司法调解
第一、加强立案调解，完善立案诉讼服务管理机制。起诉登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起诉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并就审理和执行中可能遇到的诉讼风险进行告知。当事人起诉至法院，法院登记后，根据案件情况作出不同处理：（1）当事人若能达成合意，均同意在立案阶段进行调解的，进入立案调解阶段；（2）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立案后移转审判庭；（3）若对于案件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要进一步审查确定的，案件进入立案审查阶段。
立案调解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引导起诉人通过立案阶段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应当在法院中进行立案调解程序，法官可以独任调解，也可以发展、培训其他人员一起调解。
第二、完善庭审过程中和庭后调解机制。其一，坚持调审结合。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可以转变思路，通过庭审了解案件事实，弄清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兼顾当事人的利益均衡，提出相应的调解方案和解决争议的思路，引导和推进当事人调解。其二，在不违背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基础上，法官依职权启动调解。目前，我国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但其并非法律共同体成员，其对诉讼过程的认识还相对局限。加之，当事人之间在庭审中和庭审后，多处于敌对状态，需要有人作为纽带，打破僵局，启动和主导调解过程。其三，规范法官的调解方式。实践中常见的做法为法院分别同当事人进行协商，努力沟通，促成双方达成和解，从而化减少法院工作压力，提高民众对人民司法的满意度。在坚持这种调解方式的同时，应尽可能的参考国外经验，推进调解方式创新，并将经过科学论证后的调解方式成文化。
（二）完善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民事纠纷，通过教育的方式，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完善行政调解，必须坚持以下两点：
第一、坚持自愿原则。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众的重要权利，是从实质意义上保障民众合法利益的起点，也是调解本身的应有之意。
第二、必须坚持依法行政为前提。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行使其职权，不可越权执法，越权调解，避免行政机关部分官员，违法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民事行为。
（三）推进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作为定纷止争的重要方式，在推进社会和谐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最主要的人民调解机构，为了推进和衔接人民调解，确认人民调解的成果，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确认效力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对人民调解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加强人民调解形式的创新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的必经之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人民调解的最主要形式，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形式，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现实需要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创新出更多、更灵活的调解形式。事实上，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已经逐步显现，比如很多卫视联合社会调解力量、知名人士开办了很多以人民调解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如《金牌调解》等节目不但能力所能及的调解民间纠纷，还通过各大卫视的播出，起到教育、引导、警示的作用。
另外，应着力建设具有行业特色的调解组织，国家推进并扶植具有行业特点的调解组织建设，从国家财政和人员培养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具有行业特色的调解组织更具专业性，能更清晰的把握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这就为更准确的法律适用和更高效的纠纷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一）以法治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底线
我国人口基数大，且社会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这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民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有利于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来处理。
当前我国坚持通过客观、公正的法治来创设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法治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化解民众纠纷的最重要手段，逐步显现出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对“法律共同体”的所有参与者提出更高要求，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都必须不断开拓。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化
眉山经验的形成是我们党和国家不懈努力的结果，当然，“法律共同体”成员是其中的中坚力量。眉山经验是衔接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成果，要逐步完善这种高效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观念上不遗余力地提倡和鼓励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其次，不断地扩大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增加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渠道。再次，建立起一个有约束力的地方社会治理绩效激励评估制度，促进纠纷解决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
（三）人民法院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权威性以及终局性，这无疑会影响民众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而诉讼方式不该成为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桎梏，应将其与非诉方式有机结合。通过诉讼方式的保驾护航，非诉讼方式会逐步被更多的人认同并选择，同时，可以降低纠纷当事人对诉讼方式的单一依赖，减轻立案登记证情形下法院的压力。
（四）司法发展战略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化。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及《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为中国的司法发展战略划定了路线图。在“努力让民众感受社会法治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下，立案登记、分类管理、审判中心、司法公开等有关法官制度、审判权运行机制、司法保障制度领域的改革也都是时下司法改革的紧迫任务。 通过实现内部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外部多层次的依法治理，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效用。
总之，须克服部门之间的权利与利益之争，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体系。兼顾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资源价值最大化，更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法律共同体”成员主动性和创造性，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道路。
作者简介：
王蕾，女，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耿立伟，女，黑龙江海伦市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