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西藏人民来说，3月28日是个特别的日子。50年前的这一天，百万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50年后的这一天，是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西藏民主改革50年，彻底改变了成千上万曾经的农奴以及他们的子孙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藏农奴制的废除，也是一场不亚于美国废奴运动的伟大革命。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
伴随着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成千上万翻身农奴过上了完全不同于他们祖辈的新生活。
“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没有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德吉说。
一个朗生的前世今生
次仁拉姆，50年前还是个朗生(旧时西藏领主对家奴的称呼)，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她却坐在观礼台上，这是她的祖辈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次仁拉姆出生在一个朗生家里，6岁时就开始为领主干活了。她平常就睡在一个阴暗的门背后，冬天的夜里常常被冻醒，她只好靠牛马的体温来取暖，或是盖着晒干了的牛粪取暖。主人每天只发给两勺糌粑，根本吃不饱。
12岁时，次仁拉姆的爸爸妈妈被领主转卖给了当地的另一个领主，这一别，她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1959年，33岁的次仁拉姆迎来了她人生难忘的一年。农奴制废除后，她分到了田地，房子，牲畜和粮食，拥有了自由。
民主改革第二年，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村里决定成立互助组。像次仁拉姆这样的朗生，因为从没种过田，没有耕种经验，被其他人排除在外。
于是，次仁拉姆将包括自己在内的11户朗生组织起来，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全部由朗生组成的互助组。不懂农活，他们就常常在别人干活的时候偷偷地去看去学，就这样，一年下来，这个互助组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了余粮，又用卖余粮的钱，买了更多的牲畜，每个人都配备了农具，生活渐渐好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互助组。
1963年10月，带领穷朗生翻了身的次仁拉姆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当上了人大代表，并成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如今，已经退休的次仁拉姆就像每一个慈祥的老人一样，照看着自己的儿孙，生活安稳舒适。老人还每天晨练，除了做操，跳舞，还参加了老人风采大赛，获得风采大奖。
让自己民族的产品走向世界
格桑是西藏日喀则地区亚美责任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主要经营地毯，民族服装，民族家具，金银铜器，唐卡绘画等民族产品，品种多达200余种。
格桑1947年出生在日喀则白朗县的一个农奴家庭，他和父母及3个兄妹成为贵族巴扎的朗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我们家欠了贵族700多公斤青稞，一年要支付高达三分之一的利息。今年还不上，明年又接着借，利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永远还不清。”
1959年，西藏开始实施民主改革。格桑记得的场景是，“大家一把火就把契约和地租都给烧了，我们家的高利贷契约也当场烧毁了，大家高兴地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格桑家六口人分到了26亩地，还分到3头犏牛和一对卡垫(藏式地毯)。格桑还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陕西成阳的民族学院读了3年书。
毕业后，格桑自愿报名到家乡担任教员。后来，由于他出色的藏汉翻译能力，又在部队工作了14个年头。
1983年，格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日喀则地区工业局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后来，他扔掉“铁饭碗”，组建了日喀则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手工业销售公司。目前，公司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下属8个控股企业。近几年，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公司的产品又从西藏打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少量产品还远销海外。
今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人大代表的格桑高举右手为自己及百万农奴解放而设立纪念日的议案表决。
“作为经历新旧社会的历史见证者，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格桑说。
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
班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藏族留学生，也是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
班觉出生于藏北草原比如县一个昔日的农奴家庭。1959年民主改革前，班觉的父亲在当地一个寺院里当佣人，干厨房里的杂活。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母亲在地主的土地里干活维持家里的生计。
民主改革之后，班觉的父亲到比如县邮电局工作，母亲在公社生产队里务农。班觉说：“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读过书，他们特别希望4个子女能读书，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
1982年，班觉以西藏文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藏语文和西藏历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991年，他前往美国卡斯西方储备大学深造，师从人类学家戈尔斯坦。1993年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在国外学习的10年时间里，班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一些人对真实的西藏了解太少，他们往往道听途说，片面理解，有时甚至捏造谎言，以“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攻击西藏。
针对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实行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来控制人口”的说法，班觉利用寒暑假回到西藏进行实地调研，他走访了3个县800多户农村家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西藏农村的生育与计划生育》论文，发表在国外一家知名学术刊物上。自此之后，以生育为把柄攻击西藏人权的声音开始少了。“再有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多会引用我的论文。”班觉说。
对于国家创办内地西藏班，達赖集团称“这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对下一代进行洗脑”。班觉和香港大学一名教授共同进行了内地西藏班的调研，调查了从西藏班毕业的数百名学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内地西藏班不仅没有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还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西藏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班觉的论文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没有民主改革，我会是一个农奴；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我也没有机会到美国去读书。”班觉说。
八廓街上的唐卡画师
八廓街是西藏最著名的商业街，30岁的格桑平措在这条街上开着一间专营唐卡的店铺，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20余幅唐卡。
格桑平措出生在距离拉萨65公里的林周县，父母都是农民。
格桑的哥哥龙桑曾师从西藏的“免 塘派”著名画师贡桑朗杰，参加过大昭寺，布达拉宫、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等西藏各大寺院壁画、唐卡及佛像的维修工作，主持过色拉寺与甘丹寺雪顿节大型唐卡的绘制。14岁时，喜欢美术的格桑平措向哥哥学起了画唐卡。
1997年，兄弟二人在八廓街开办了誉桑唐卡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唐卡店已成为八廓街上生意红火的店铺，并增开了另外两个分店。
唐卡是西藏特有的以宗教内容为主的卷轴画，是礼佛和修行的辅助工具，适合牧民携带，与酥油花和堆绣并称为“藏族艺术三绝”。
最初，到他们店里买唐卡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拉萨周边的藏族居民。渐渐地，客户越来越多，有北京、上海的佛教信徒和艺术爱好者，也有来自欧美的游客。现在，店里出售的唐卡多是订做的，订单多得做不过来。他们还收了20名学徒。
对画师而言，唐卡是艺术灵感的表达。格桑平措认为，一个优秀的唐卡画师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正直的品格、优异的天赋以及过人的耐心。据说，即便是最聪慧的画师，也要画七八年才能初步学成。学画16年来，格桑几乎没有一天不画画，直到现在，他每天最少还要画4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画唐卡，格桑平措觉得是件好事。但也有叫他生气的事情，因为一些出售唐卡的店铺为了省钱，卖的唐卡是用水彩颜料画的，一段时间后色彩就会变淡，不能像用传统矿物质颜料那样长久保持色彩的鲜艳。
卓嘎的喜悦
32岁的卓嘎，是为数不多的西藏本土培养的科技人员。
卓嘎来自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干部家庭，1997年从西藏自治区农牧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波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当了技术员。其实，成为农业技术员对她而言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进入农牧学校后，她才发现只有两个选择——农学和畜牧学，从小害怕牲口的她只有选择学农了。
在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农牧业是老百姓主要的收入来源，波密所在的日喀则地区因为其低海拔的平坦地势，丰富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地，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西藏粮仓”之一，其土地耕种面积占到西藏近四成，是西藏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的前沿。
对卓嘎来说，把在内地早已普遍应用的农业技术推广给西藏农民，并不容易。卓嘎第一次下乡就碰了一个钉子。有几个村子，遭遇蝗虫袭击，她到村里教村民如何杀虫，但信教的村民们“不太听话”，很排斥能“杀死”害虫的“毒水”。有些村民勉强答应了喷农药，但在喷药之前，一些老人还去请教当地活佛这种作法是否妥当，获得许可后，还坚持喷药前在田边焚上桑烟，告知神灵。
就在10多年前，当地普遍的种田方式还是“犏牛耕地女人撒种，天上浇水地上出粮”，要多收粮，就只有多出苦力，没人想到要学技术。这两年，波密被列为西藏的天麻种植培养基地后，老百姓通过种植天麻挣了大钱，对参加相关知识的培训特别踊跃。过去，卓嘎给村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时，要挨家挨户追着上门才能完成，现在，各个村会邀请她到村里的文化室讲课。
经过多年的发展，西藏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楼上住人，楼下养牛”的破木板房被干净明亮的藏式砖木安居房所代替；从前连鞋子都穿不起的部分村民家里看上了电视，酥油茶和糌粑虽然仍是老百姓的最爱，但是内地引进的蘑菇，木耳等新鲜蔬菜也渐渐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一份令人信服的民生报告
3月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以详尽的数据，权威的分析，对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对比，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西藏50年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
“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平，是民主改革引领西藏农牧民走上了致富的幸福之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的主笔人之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绒战堆说。
作为一名藏族学者，罗绒战堆自1996年以来就致力于西藏扶贫攻坚的研究，每年入藏调研，与西藏农牧民同吃同住，因而对西藏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调研中罗绒战堆了解到，民主改革以前，西藏老百姓人均生产的粮食每天不足一斤，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要作为差役交给领主，不能归自己所有。而现在，西藏百姓每天人均生产2斤粮食，却没有一粒赋税。“我们就比比肚皮，是过去吃得饱还是今天吃得饱?”罗绒战堆说，“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政治权利了。”
西藏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得益于收入的增长。统计显示，2008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分别是1984年和1978年的7.1倍和18.1倍，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问，其年均增长率超过10％。
罗绒战堆说，民主改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关心西藏农牧民的增收问题。“西藏每花100元人民币，有90多元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1959年至2008年，中央財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2019亿元，其中2001年至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1541亿余元，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
“一杯小小的酥油茶，就可以折射出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罗绒战堆说，在他历年走访的三个贫困村中，1996年，仅有10％左右的富裕西藏农牧民能够随时喝上酥油茶，40％左右的人只有早上才能喝到，而剩下约一半的农牧民一天连一顿酥油茶都喝不到；而现在，90％以上的农牧民每天都至少可以喝上一顿香喷喷的酥油茶了。
西藏民主改革50年，彻底改变了成千上万曾经的农奴及其子孙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农奴制的废除，也是一场不亚于美国废奴运动的伟大革命。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
伴随着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成千上万翻身农奴过上了完全不同于他们祖辈的新生活。
“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没有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德吉说。
一个朗生的前世今生
次仁拉姆，50年前还是个朗生(旧时西藏领主对家奴的称呼)，去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她却坐在观礼台上，这是她的祖辈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次仁拉姆出生在一个朗生家里，6岁时就开始为领主干活了。她平常就睡在一个阴暗的门背后，冬天的夜里常常被冻醒，她只好靠牛马的体温来取暖，或是盖着晒干了的牛粪取暖。主人每天只发给两勺糌粑，根本吃不饱。
12岁时，次仁拉姆的爸爸妈妈被领主转卖给了当地的另一个领主，这一别，她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1959年，33岁的次仁拉姆迎来了她人生难忘的一年。农奴制废除后，她分到了田地，房子，牲畜和粮食，拥有了自由。
民主改革第二年，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村里决定成立互助组。像次仁拉姆这样的朗生，因为从没种过田，没有耕种经验，被其他人排除在外。
于是，次仁拉姆将包括自己在内的11户朗生组织起来，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全部由朗生组成的互助组。不懂农活，他们就常常在别人干活的时候偷偷地去看去学，就这样，一年下来，这个互助组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了余粮，又用卖余粮的钱，买了更多的牲畜，每个人都配备了农具，生活渐渐好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互助组。
1963年10月，带领穷朗生翻了身的次仁拉姆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当上了人大代表，并成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如今，已经退休的次仁拉姆就像每一个慈祥的老人一样，照看着自己的儿孙，生活安稳舒适。老人还每天晨练，除了做操，跳舞，还参加了老人风采大赛，获得风采大奖。
让自己民族的产品走向世界
格桑是西藏日喀则地区亚美责任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主要经营地毯，民族服装，民族家具，金银铜器，唐卡绘画等民族产品，品种多达200余种。
格桑1947年出生在日喀则白朗县的一个农奴家庭，他和父母及3个兄妹成为贵族巴扎的朗生，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我们家欠了贵族700多公斤青稞，一年要支付高达三分之一的利息。今年还不上，明年又接着借，利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永远还不清。”
1959年，西藏开始实施民主改革。格桑记得的场景是，“大家一把火就把契约和地租都给烧了，我们家的高利贷契约也当场烧毁了，大家高兴地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格桑家六口人分到了26亩地，还分到3头犏牛和一对卡垫(藏式地毯)。格桑还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陕西成阳的民族学院读了3年书。
毕业后，格桑自愿报名到家乡担任教员。后来，由于他出色的藏汉翻译能力，又在部队工作了14个年头。
1983年，格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日喀则地区工业局工作，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后来，他扔掉“铁饭碗”，组建了日喀则历史上第一个民族手工业销售公司。目前，公司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下属8个控股企业。近几年，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公司的产品又从西藏打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少量产品还远销海外。
今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人大代表的格桑高举右手为自己及百万农奴解放而设立纪念日的议案表决。
“作为经历新旧社会的历史见证者，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格桑说。
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
班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藏族留学生，也是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
班觉出生于藏北草原比如县一个昔日的农奴家庭。1959年民主改革前，班觉的父亲在当地一个寺院里当佣人，干厨房里的杂活。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母亲在地主的土地里干活维持家里的生计。
民主改革之后，班觉的父亲到比如县邮电局工作，母亲在公社生产队里务农。班觉说：“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读过书，他们特别希望4个子女能读书，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
1982年，班觉以西藏文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藏语文和西藏历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991年，他前往美国卡斯西方储备大学深造，师从人类学家戈尔斯坦。1993年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在国外学习的10年时间里，班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一些人对真实的西藏了解太少，他们往往道听途说，片面理解，有时甚至捏造谎言，以“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攻击西藏。
针对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实行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来控制人口”的说法，班觉利用寒暑假回到西藏进行实地调研，他走访了3个县800多户农村家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写的《西藏农村的生育与计划生育》论文，发表在国外一家知名学术刊物上。自此之后，以生育为把柄攻击西藏人权的声音开始少了。“再有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多会引用我的论文。”班觉说。
对于国家创办内地西藏班，達赖集团称“这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对下一代进行洗脑”。班觉和香港大学一名教授共同进行了内地西藏班的调研，调查了从西藏班毕业的数百名学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内地西藏班不仅没有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还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西藏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班觉的论文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没有民主改革，我会是一个农奴；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我也没有机会到美国去读书。”班觉说。
八廓街上的唐卡画师
八廓街是西藏最著名的商业街，30岁的格桑平措在这条街上开着一间专营唐卡的店铺，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20余幅唐卡。
格桑平措出生在距离拉萨65公里的林周县，父母都是农民。
格桑的哥哥龙桑曾师从西藏的“免 塘派”著名画师贡桑朗杰，参加过大昭寺，布达拉宫、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等西藏各大寺院壁画、唐卡及佛像的维修工作，主持过色拉寺与甘丹寺雪顿节大型唐卡的绘制。14岁时，喜欢美术的格桑平措向哥哥学起了画唐卡。
1997年，兄弟二人在八廓街开办了誉桑唐卡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唐卡店已成为八廓街上生意红火的店铺，并增开了另外两个分店。
唐卡是西藏特有的以宗教内容为主的卷轴画，是礼佛和修行的辅助工具，适合牧民携带，与酥油花和堆绣并称为“藏族艺术三绝”。
最初，到他们店里买唐卡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拉萨周边的藏族居民。渐渐地，客户越来越多，有北京、上海的佛教信徒和艺术爱好者，也有来自欧美的游客。现在，店里出售的唐卡多是订做的，订单多得做不过来。他们还收了20名学徒。
对画师而言，唐卡是艺术灵感的表达。格桑平措认为，一个优秀的唐卡画师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正直的品格、优异的天赋以及过人的耐心。据说，即便是最聪慧的画师，也要画七八年才能初步学成。学画16年来，格桑几乎没有一天不画画，直到现在，他每天最少还要画4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画唐卡，格桑平措觉得是件好事。但也有叫他生气的事情，因为一些出售唐卡的店铺为了省钱，卖的唐卡是用水彩颜料画的，一段时间后色彩就会变淡，不能像用传统矿物质颜料那样长久保持色彩的鲜艳。
卓嘎的喜悦
32岁的卓嘎，是为数不多的西藏本土培养的科技人员。
卓嘎来自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干部家庭，1997年从西藏自治区农牧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波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当了技术员。其实，成为农业技术员对她而言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进入农牧学校后，她才发现只有两个选择——农学和畜牧学，从小害怕牲口的她只有选择学农了。
在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农牧业是老百姓主要的收入来源，波密所在的日喀则地区因为其低海拔的平坦地势，丰富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地，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西藏粮仓”之一，其土地耕种面积占到西藏近四成，是西藏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的前沿。
对卓嘎来说，把在内地早已普遍应用的农业技术推广给西藏农民，并不容易。卓嘎第一次下乡就碰了一个钉子。有几个村子，遭遇蝗虫袭击，她到村里教村民如何杀虫，但信教的村民们“不太听话”，很排斥能“杀死”害虫的“毒水”。有些村民勉强答应了喷农药，但在喷药之前，一些老人还去请教当地活佛这种作法是否妥当，获得许可后，还坚持喷药前在田边焚上桑烟，告知神灵。
就在10多年前，当地普遍的种田方式还是“犏牛耕地女人撒种，天上浇水地上出粮”，要多收粮，就只有多出苦力，没人想到要学技术。这两年，波密被列为西藏的天麻种植培养基地后，老百姓通过种植天麻挣了大钱，对参加相关知识的培训特别踊跃。过去，卓嘎给村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时，要挨家挨户追着上门才能完成，现在，各个村会邀请她到村里的文化室讲课。
经过多年的发展，西藏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楼上住人，楼下养牛”的破木板房被干净明亮的藏式砖木安居房所代替；从前连鞋子都穿不起的部分村民家里看上了电视，酥油茶和糌粑虽然仍是老百姓的最爱，但是内地引进的蘑菇，木耳等新鲜蔬菜也渐渐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一份令人信服的民生报告
3月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以详尽的数据，权威的分析，对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对比，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西藏50年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
“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平，是民主改革引领西藏农牧民走上了致富的幸福之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的主笔人之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绒战堆说。
作为一名藏族学者，罗绒战堆自1996年以来就致力于西藏扶贫攻坚的研究，每年入藏调研，与西藏农牧民同吃同住，因而对西藏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调研中罗绒战堆了解到，民主改革以前，西藏老百姓人均生产的粮食每天不足一斤，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要作为差役交给领主，不能归自己所有。而现在，西藏百姓每天人均生产2斤粮食，却没有一粒赋税。“我们就比比肚皮，是过去吃得饱还是今天吃得饱?”罗绒战堆说，“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政治权利了。”
西藏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得益于收入的增长。统计显示，2008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分别是1984年和1978年的7.1倍和18.1倍，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问，其年均增长率超过10％。
罗绒战堆说，民主改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常关心西藏农牧民的增收问题。“西藏每花100元人民币，有90多元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1959年至2008年，中央財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2019亿元，其中2001年至2008年，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1541亿余元，占同期西藏总财力的93.7％。
“一杯小小的酥油茶，就可以折射出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罗绒战堆说，在他历年走访的三个贫困村中，1996年，仅有10％左右的富裕西藏农牧民能够随时喝上酥油茶，40％左右的人只有早上才能喝到，而剩下约一半的农牧民一天连一顿酥油茶都喝不到；而现在，90％以上的农牧民每天都至少可以喝上一顿香喷喷的酥油茶了。
西藏民主改革50年，彻底改变了成千上万曾经的农奴及其子孙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藏农奴制的废除，也是一场不亚于美国废奴运动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