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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现在鼓励以县城为突破口来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像郭宝成这样的县委书记大胆突破，进行县域改革。
——吕日周
神木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省榆林市，位于陕西的最东北角，但是去这里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先到山西大同或者内蒙古的额尔多斯，然后搭乘长途汽车或者火车慢车前往。事实上，从某种角度看，这三个地方才是“一体化”的，将其连接起来的就是蕴藏在地下的巨大煤田，特别是横跨陕西和内蒙古的神东煤田。——记者从大同到神木经过的铁路就是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为了煤炭外运而建设的，客运只是其副产品。
黑色的煤给这里带来的是金色的财富，在2008年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榜单上，西北的县市一共有四个，除了新疆库尔勒市以外，其他三家(内蒙古额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以及神木县)都发迹于神东。
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今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神木也不会成为全国广泛关注的焦点。在今年国家明显加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医疗制度改革的力度后，神木县的这一惊世之举就如同向平静的水面上扔进了一颗石子，其泛起的“涟漪”可想而知。
除了媒体之外，诸多关注地方改革创新的专家学者也将目光投向神木。曾经闻名全国的改革人物吕日周就对神木“新政”十分关注，他向记者透露，打算近期带一批北京的专家专门去神木县调研，看看神木的创新之处。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所长何增科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陕西省神术县率先实行全县免费医疗，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全社会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这种创新行为。”该中心正在举行两年一次的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活动，何增科表示，虽然神木新政的时间还没达到申报标准，但是他们以后会长期关注神木的大胆创新。“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全社会应该多一些肯定和宽容。鼓励它发展壮大。神木县的做法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几十年后全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也是有可能的。” 几十年后可能实现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为何现在就能在一个小小的陕北县城得以施行?神木县实行这一制度的底气何在?郭宝成究竟何许人也?
“我只是一个山野村夫”
“我只是一个读过十多年书的山野村夫而已。”说完这话，郭宝成哈哈大笑。眼前这个身高一米八的陕北大汉，有着陕北人所特有的乐观和热情，厚厚的近视眼镜后的眼神让你觉得他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
如果说人的一生中必须有一段经历来完成自我锤炼的过程的话，那么，1974年12月至1980年1月在武汉部队的服役绝对是郭宝成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在这五年中，他随部队先后辗转湖北、河南和广西，并于1979年参加了广西前线的对越自卫还击战。谈及服役的经历，郭宝成丝毫不掩饰对这段经历的怀念和自豪：“当时，广西前线的总指挥是许世友将军，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央下达停战命令后，他还会‘向前拱一拱’。” 在这几年里，特别是部队在湖北襄樊驻扎期间，郭宝成亲眼见证了当地百姓生活的艰辛和苦涩：“当地百姓的生活那真叫一个贫穷，卫生设施条件特别差，他们房子很大，但窗户很小，门外立着一个小桩子，上面拴头猪，冬天天气寒冷，他们就把猪牵进家里来，睡在自己的床底下，人畜就这么共处一室地生活着。”
关于文化素养，按郭宝成自己的话说，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国民教育的高中生。“高中也只上了两年半，当时的学制是春季上学，秋季毕业。上世纪80年代，赶上‘教育回潮’，才好好学了一段时间，返城后又中断了。”
郭宝成说，后来在省委党校学习的经历对他帮助很大，因为当时已经工作了七八年，学习的选择性就很强。“党校的老师对我也很好，说课可以不去听，考试只要考及格就行。因此，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自己找书看。曾经有几年时间，我几乎每天要看一本书，光读书笔记就记了100万字。那时也没有电脑，全是手写，就是现在，我还是不能熟练使用电脑。”
这位常自嘲为“土老冒”的县委书记却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酷爱书法、古诗词，热衷于“以诗明志”，日常工作中也习惯于在中国的国学经典中寻找“济世救人”的智慧。
2008年5月，他针对“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乡村调研时曾写道：“公仆不畏行路难，斩棘披荆若等闲。凝目千山来新策，挥毫万壑去陈颜。江河浩浩滋大地，日月昭昭润长天。医病医贫医天下，徐徐大爱到人间。…这些诗基本上都是我的工作记录。”郭宝成说。
最近几年，随着基层工作经历的增加，郭宝成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治县心得，他仍然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注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出来。2005年以来，他先后写了《孙子与治县》、《孔子与治县》和《老子与治县》三篇文章，结合自身的治县实际，集中阐释了这三部中国古典名著中的精辟论理对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县域经济，塑造“责任政府”及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
“我这些只言片解都是有工作和生活出处的，并不是无病呻吟。”郭宝成笑称。据其透露，他之所以和《老子》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他曾在神木县的邻县佳县任了五年的副县长。“佳县是西北道教圣地，经过五年的耳濡目染，我能不沾点老子的习气吗?”
而对于儒家文化，他更是深入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了。“我曾在那挂职了9个月的副市长，有段时间，我都成了免费的导游，有旅客还反映我比一般的导游都好使，因为有理论深度，说话也幽默。” 至于《孙子兵法》，“一个当过兵的人怎么能不看《孙子兵法》呢?”郭宝成说。
“我们搞民生工程也可以从传统经典里汲取智慧。”郭宝成说，“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孔子马厩失火后‘问人不问马’，其实就是‘以人为本’，何况是今天?”
“只是为老百姓干点实事”
45岁的贾顺生是神木县北部重镇——大柳塔镇石圪台村的村民，记者在大柳塔地段医院(大柳塔镇中心医院)见到他时，他已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对于神木县实行了三个月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他有着直接的感受：“现在一般的病都能在县内的医院得到救治，且花不了几个钱。”
贾顺生拿出自己的住院费用清单及报销凭证给记者看，“我因肺炎住院治疗七天，共花了1600多块钱，自己只需掏200，剩下的全部能报销。”
现在，当地城乡居民的住院费用在起付线以下的由患者自付，其他费用由县财政埋单。其中乡镇医院起付线为每人次200元，县级医院为400元，县境外医院为3000元，每人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
“我们出台这项政策完全不是外界所说的那样，一拍脑袋就决定了，而是事先经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认真调查研究。从神木县 户籍人口的查实，到定点医院的资质考核，再到所需经费的估算，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在参照神木县的县情基础上做出的。”郭宝成说。 在此之前，神木县就已实行了全县12年免费教育，神木的孩子们也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本费、住宿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3.5元的生活补助，县财政为此补贴了1.3亿元。
神木县财政每年会安排400万资金资助没钱上大学的学生及其家庭。对于那些本科毕业愿意回到神木县工作的大学生，县里还会通过考核等程序，保证90％的安置率，而专科生则在30％以上。
“神木县一直有崇尚教育的风尚，只要孩子愿意上学，老百姓就是节衣缩食也会供孩子读书。我们县是榆林市教育质量最高的县。”郭宝成不无自豪地说。 2009年1月1日，神木县又启动了残疾人、孤寡老人的免费供养制度，一连串的民生组合拳使神木县被外界誉为中国“全民福利”第一县。 据郭宝成介绍，2008年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先后两次赴神木县考察，第一次去的时候，郭宝成就将要实行12年义务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的免费供养和“全民免费医疗”的设想向李源潮作了汇报。当时，李源潮指出，前二者实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全民免费医疗”则会很复杂，“需要把制度设计好”。
郭宝成说，“全民免费医疗”引起这么大的波动和反响，在他意料之外。在召开全县医疗改革工作会议时，他曾定下调子：这个制度是新东西，没有经验可供遵循，只能自己摸索，不能将它过早地暴露在媒体的视线里，试行半年后再向外界公开。“最近几年，依托煤炭资源，神木县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发展了，成果应该与人民共享，这只是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也无需张扬嘛。”
“老百姓一生中最需要用钱也就是看病和孩子上学了，把这两大问题解决了，他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就能把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积极和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什么是最积极和活跃的因素?就是人!”他说。
“外界有评论说我是在‘作秀’，我都55岁的人了，从1997年来神木县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迄今都快13个年头了，行将告老还乡，我还作什么秀啊!这‘全民免费医疗’看不见，摸不着的，要‘作秀’，我盖个大楼、修个广场不更好看吗?我只想让老百姓得到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郭宝成解释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月底的神木，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了，伴有音乐的洒水车不时地在宽广、洁净的街头驶过，警务巡逻车、马路清洁工也随处可见。郭宝成说，这些如今在神木县县城居民中司空见惯的情景，在前几年简直是不敢想象。“想当初，神木县曾是全陕西省第一上访大县，在社会治安方面，神木县在全省县域单位中也是排名倒数。那时，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居民晚上甚至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
“说到底，神木的变化都归功于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啥都干不了!”他说。
而如果经济基础还有“基础”的话，对神木而言这个基础就是煤了。
据《神术县志》记载，这里是宋朝著名的杨家将驻守的地方，在神木县城西北十五里有民间称为“杨家城”的麟州古城，据说城里有“神松三株枝柯相连”，故得地名日“神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神木”理解为那些由古代树木演化成的煤矿。 煤炭开发给神木带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明显的；1984年这里的财政总收入只有380万元，不够发工资的，1997年为7000多万元，2008年则达到了72亿元，超过了榆林市南部六个县的总和。 不过这块煤矿“大蛋糕”并不是神木可以独吞的。煤炭是国有资源，神木煤矿开采的主力军也是直属中央的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分公司，在煤炭行业“费大于税”的现状下，神木县能从神东公司那里收的费很少，而税收的大部分也都被上面收走了。据介绍，从2005年开始，神华集团在神木县境内的所有企业收入不论国税地税都由榆林市直接收取，到2008年年底这块收入已达60亿元以上(包括上缴中央和省上的部分)。
这就使得县里对神华这个神木发展的“结发夫妻”感情渐淡。“你占了我们的土地，污染我们的环境，留给我们采空塌陷区，结果钱都收走了。”虽然还是要从大局出发“支持央企”，但是神木自己的发展还得靠自己的产业。而在这一点上，几年前的神木相比中西部的其他地区也并没有什么优势。 “以前，神木县各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特别普遍。天天讨论学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弄不明白。观念问题根深蒂固，只有把政府官员派到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去，他们才能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郭宝成说。 为此，神木县在2006年年初出台了《关于选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到村到企业挂职的意见》。“把这些干部职工派下去，一来让他们贴近实际，切实感受企业和群众的需求，增强服务意识，推动工作作风的转变，二来也可为以后衡量和选拔干部提供重要参照。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干实事的干部人才。”郭宝成告诉记者。
“再者，由于我们现有的体制和观念影响，政府部门的高学历人才比较集中，而我们县许多民营企业的负责人都只有小学视中文化水平，不充分利用这些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那将是多大的浪费啊!”他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神木县挂职干部达到2389人次，三年来挂职千部累计领办创办民营经济实体242个，涉及煤焦、电力、化工、建筑、制造、旅游、中介等各个行业。截至2008年年底，这些企业注册资金近17亿元，投资总规模20多亿元，安置就业6000人，年度税费总额达到1.2亿元。
整个民营经济也占了神木经济的半壁江山：2008年，全县民营企业累计达到1700多户，实现税费收入24亿多元，民营经济占到县域经济的60％以上。
“在此期间，有些干部干不下去了回来了，也有些干得很好，因为各种原因也回来了，这都没问题，自愿嘛!”郭宝成说。
当记者问他这一举措是否有违规之嫌时，郭宝成坦然说道：“这一做法是与公务员政策有点不符，但我更关心神木县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县的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活跃，已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只要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只要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只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担一点风险我不怕。”
据勘探，神木地下46％的面积全都是煤，按目前每年还不到1亿吨的煤炭开采量来算，神木的煤可以挖500年。但是郭宝成已经开始思考几百年后的事了。“煤炭经济是我们县民生工程建设的支撑。但是，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再多也有用完的一天。为此，我们目前设想了一个‘百年战略’。”他说。
该战略主要在两点上做文章，一是大力发展百万亩生物质油田，二是从广东引进了 陶瓷项目。“烧制陶瓷的主要原料当地就有，燃料更是独具优势，很适合发展陶瓷产业。。”郭宝成说，“我们还在县域范围内广种树木，实现大面积园林化。多年后是森林公园，发展旅游业，吸引大城市的有钱人自愿地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把钱放下就走人。”
“让穷人也不穷”
大柳塔镇位于神木县最北端，地处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神府东胜煤田腹地中心，是神华集团的骨干煤炭生产企业——神东煤炭分公司总部的驻地。
20年前，大柳塔只有几十户人家，在历史上，这里曾是一个极偏远的地方，甚至被称为“光棍村”。但现在呈现在记者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高楼林立，市井小贩云集，大街小巷纵横交错，运煤车、长短途客车拥堵不堪，咋一看，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但这丝毫不影响它那“别样的繁华”。2003年，大柳塔镇的GDP就已经超过了7亿元。短短几年间，这个3万人口的小镇竟然增加了20多家酒店、宾馆，人口规模超过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近1万人)。
而在神木县南边的贺家川镇，就完全变成了另一番景象。缺乏煤炭资源的这里，交通也十分闭塞，乡民只能种些陕北大枣等土特产来添补生计。来自贺家川镇沙峁头村的村民王国林告诉记者，在老家期间，他曾去银行贷1000元的款项，但银行表示，必须有三个担保人才能获批，而当他前脚踏出银行大门，后脚就有一个开着豪车的大柳塔镇的煤老板进去了，“300万的款项，煤老板签个字就可以拿走了”。
严重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小小的神木也出现了严重的区域差异，随之而来的还有贫富分化、城乡差距，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神木县的50多万人口(其中户籍人口40万)中，贫富差距特别巨大，三分之一的人特别富裕，三分之一的人特别贫困。要让社会和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手想方设法支持企业发展，一手千方百计从富人那里拿出钱来，让穷人也不穷。”郭宝成说。 今年33岁的刘胜来的老家在神木县南边的贺家川镇，四年前来到县城开起了出租车。他每月的净收入不到两千元，平常是租房子住，条件比较艰苦。目前，他和妻子攒了四万多块钱，“准备年底时再找亲戚借一点，凑够六万就买一套经济适用房”。
刘胜来说话时站在横穿县城的窟野河的西面，河对岸几排在建的红色楼盘就是他所说的经济适用房。“据说这些经济适用房建起来后，均价不超过1000元一平米，这样花六万块钱也能买个五六十平米的小二居了。”刘胜来憧憬着。 “目前正在兴建的5万～10万平米的经济适用房就是为了满足那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要求。马上还要开建廉租房，提供给那些短期内还买不起房的困难人群居住。”郭宝成介绍说。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开建只是神木县城乡一体化工作的一小部分。根据县委、县政府拟定的“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快建设全国百强县”工作部署，神木县将按照工农结合、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思路，基本形成县城——重点镇——重点村的三个圈层结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大县城规划范围，将神木新村、旧城改造等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我认为针对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地方政府在理解上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将农民的旧房拆掉，再在原地盖个新房就是新农村建设了。”郭宝成说，“那样农民还得去县城甚至更远的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种心理归属感。”
而神木县的做法是：在县城边上进行“神木新村”的建设。“神木新村”占地11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县城，建成后能容纳人口8万～10万人(县城的人口是18万)。新村里各种管线都铺在地下，内部绿化率达30％～40％，外部绿化率达60％，还有一个11公里长、50米宽的绿化带公园。
建设这个“神木新村”还有一个用意是把县城的房价降下来，“目前我们县城有的楼盘的最高房价达到5500元一平米，新村建起来后，整个房价基本能平衡在2500元一平米左右。”郭宝成说。
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是否“值得”呢?郭宝成说：“其他地方搞新农村建设要巨大投入，我们是赚钱，政府先期投入4亿多元，而以后可以通过升值净赚50亿元以上。政府投入可以得到超值回报，农民进城的门槛将大大降低，当地农民可以在土地升值中获得巨大利益，从而真正成为群众和政府双赢的工程。”
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人口的自由流动，神木县目前的城市化率近70％，而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神木县县城及大柳塔、店塔等北部重镇。“我们鼓励南部落后乡镇的人口去北部煤炭资源丰富的乡镇务工、安家，这样一方面满足了他们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推进了神木县的城市化进程。”郭宝成说。
除了政府直接投资民生工程，神木县还启动“双百帮扶”工程，即在县境范围内，选择200个有实力、信誉度高、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对口支援建设200个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的行政村。
但这些村也不是随便选择的，郭宝成介绍说，神木县目前有600余个行政村，其中有200个比较富裕，还有200个是“空壳村”，“双百帮扶”工程针对的是剩下的200个村。“比较富裕的村子就让它自然发展，而‘空壳村’‘人去楼空’，没有支持它的必要了。”郭宝成说。
比如，神木县南边的太和寨乡原先有近1万人，但是，现在剩下的只有1000人左右了，原先有20多所学校，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学了，在校学生也不到50人。“像这些乡村，就应该让它自然消亡，而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是那些人丁旺盛，有发展潜力，只是目前发展有些困难的村庄。”他说。 据介绍，近三年来这些对口帮扶企业拿出了近5亿元资金帮助对口的行政村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有一个叫孜凤高(化名)的煤老板，自掏腰包近3000万元，请台湾设计师为当地村民盖房子，房子面积根据家庭人口数不等，一口人在50平米以上，两个人130平米以上，四个人200平米以上。在此基础上，再为他们装修，配家具，最后才请村民进去住。每户人家还有门市部，自营、租赁都可以。 郭宝成告诉记者，这些对口支援企业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再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核确定的。“我经常做他们(对口帮扶企业)的思想工作：现在政策好了，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先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神木县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为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呢。看到身边的富人那么多，这些穷人该怎么想?”
“这种仇富情绪如不及时地加以化解，久而久之，会对我们目前和谐的经济建设局面形成强大的破坏力。到时候，别说你富人想继续富下去，就是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他意味深长地说。
“现在是县级改革绝好的机会。”
吕日周，“改革开放影响中国30人”之 一，曾经是中国政坛“红极一时”的人物，也是当时中国政坛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原平、朔州时创造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模式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朔州模式”，借助电视连续剧《新星》的热播而享誉全国。
正因为有着相似的基层工作经历，吕日周对于郭宝成在县委书记任上的大胆尝试表现出理解和赞赏。
“我关注神木县有一段时日了。郭宝成同志从2006年开始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型措施。其中有一项是让年轻的干部去企业挂职，搞活民营经济。我认为这是干部制度的一个突破。”吕日周对记者说。
吕日周认为，政府要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干部制度改革入手，将干部不再作为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政府搭台”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管，而是要干部利用他掌握的知识、能力、资源带领群众致富。这种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方式和方法。“我们要提供条件，先将干部变成水陆两栖动物，再让他们变成可以下海的鱼。”吕日周说。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到90年代的沭阳县县委书记仇和、咸安区区委书记宋亚平，直到今天的郭宝成，许多轰动一时的制度创新都由这些“七品芝麻官”发起。对此，吕日周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农村包围县城，以县城包围大中城市。“我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的着眼点是解决农村问题。县城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枢纽作用，因为一个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级改革通常会触及到体制的方方面面。县域单位还具有一个优势，就是改革风险小。一个县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扩大到市、省、甚至全国；如果不成功，也有回旋余地。”
“其实，从我的经验和观察来看，现在是县级改革绝好的时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县级自主权逐渐扩大，整体制度环境也更加宽松，党中央现在鼓励以县城为突破口来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像郭宝成这样的县委书记大胆突破，进行县域改革。”他强调说。 不过，如果认真分析这些“书记”们的改革历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原平、沭阳还是咸安，在这些改革书记们上任的时候都曾是较为贫困的地区，特别是财政状况都很严重，这也是他们下决心改革的一大动力。而神木的改革显然更多的是如何“花钱”的问题。
在山西工作了一辈子的吕日周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有它的特殊性，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人们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陕西是革命老区，对社会主义感情很深，人们对贫富差距很敏感。所以仅仅经济发展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要让人们安居乐业才行。”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历史阶段的不同。吕日周介绍说，他最近正在看吕品著的《不平常的常平》，“常平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实现了就地转化，农民就地变市民，农村就地变城镇，防止出现流民现象。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民，一下子涌向城镇，城镇接纳不了。但是要留住农民，就必须做好二次分配，解决农民所需的教育、医疗等公共问题。”
在他看来，神木县的改革解决的就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通过二次分配化解贫富矛盾，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让先富的人帮助后富的人，使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吕日周主政原平期间，原平的经济产值从地区倒数第一飞跃为相当于其他五个县的总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暴富”奇迹已经很难复制了，但是在富了之后如何让“穷人也不穷”恐怕成为许多县委书记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毕竟，“郡县治，则天下安”。
——吕日周
神木县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省榆林市，位于陕西的最东北角，但是去这里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先到山西大同或者内蒙古的额尔多斯，然后搭乘长途汽车或者火车慢车前往。事实上，从某种角度看，这三个地方才是“一体化”的，将其连接起来的就是蕴藏在地下的巨大煤田，特别是横跨陕西和内蒙古的神东煤田。——记者从大同到神木经过的铁路就是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为了煤炭外运而建设的，客运只是其副产品。
黑色的煤给这里带来的是金色的财富，在2008年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榜单上，西北的县市一共有四个，除了新疆库尔勒市以外，其他三家(内蒙古额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以及神木县)都发迹于神东。
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今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神木也不会成为全国广泛关注的焦点。在今年国家明显加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医疗制度改革的力度后，神木县的这一惊世之举就如同向平静的水面上扔进了一颗石子，其泛起的“涟漪”可想而知。
除了媒体之外，诸多关注地方改革创新的专家学者也将目光投向神木。曾经闻名全国的改革人物吕日周就对神木“新政”十分关注，他向记者透露，打算近期带一批北京的专家专门去神木县调研，看看神木的创新之处。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所长何增科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陕西省神术县率先实行全县免费医疗，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全社会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这种创新行为。”该中心正在举行两年一次的地方政府创新奖申报活动，何增科表示，虽然神木新政的时间还没达到申报标准，但是他们以后会长期关注神木的大胆创新。“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全社会应该多一些肯定和宽容。鼓励它发展壮大。神木县的做法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几十年后全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也是有可能的。” 几十年后可能实现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为何现在就能在一个小小的陕北县城得以施行?神木县实行这一制度的底气何在?郭宝成究竟何许人也?
“我只是一个山野村夫”
“我只是一个读过十多年书的山野村夫而已。”说完这话，郭宝成哈哈大笑。眼前这个身高一米八的陕北大汉，有着陕北人所特有的乐观和热情，厚厚的近视眼镜后的眼神让你觉得他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
如果说人的一生中必须有一段经历来完成自我锤炼的过程的话，那么，1974年12月至1980年1月在武汉部队的服役绝对是郭宝成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在这五年中，他随部队先后辗转湖北、河南和广西，并于1979年参加了广西前线的对越自卫还击战。谈及服役的经历，郭宝成丝毫不掩饰对这段经历的怀念和自豪：“当时，广西前线的总指挥是许世友将军，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央下达停战命令后，他还会‘向前拱一拱’。” 在这几年里，特别是部队在湖北襄樊驻扎期间，郭宝成亲眼见证了当地百姓生活的艰辛和苦涩：“当地百姓的生活那真叫一个贫穷，卫生设施条件特别差，他们房子很大，但窗户很小，门外立着一个小桩子，上面拴头猪，冬天天气寒冷，他们就把猪牵进家里来，睡在自己的床底下，人畜就这么共处一室地生活着。”
关于文化素养，按郭宝成自己的话说，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国民教育的高中生。“高中也只上了两年半，当时的学制是春季上学，秋季毕业。上世纪80年代，赶上‘教育回潮’，才好好学了一段时间，返城后又中断了。”
郭宝成说，后来在省委党校学习的经历对他帮助很大，因为当时已经工作了七八年，学习的选择性就很强。“党校的老师对我也很好，说课可以不去听，考试只要考及格就行。因此，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自己找书看。曾经有几年时间，我几乎每天要看一本书，光读书笔记就记了100万字。那时也没有电脑，全是手写，就是现在，我还是不能熟练使用电脑。”
这位常自嘲为“土老冒”的县委书记却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酷爱书法、古诗词，热衷于“以诗明志”，日常工作中也习惯于在中国的国学经典中寻找“济世救人”的智慧。
2008年5月，他针对“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乡村调研时曾写道：“公仆不畏行路难，斩棘披荆若等闲。凝目千山来新策，挥毫万壑去陈颜。江河浩浩滋大地，日月昭昭润长天。医病医贫医天下，徐徐大爱到人间。…这些诗基本上都是我的工作记录。”郭宝成说。
最近几年，随着基层工作经历的增加，郭宝成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治县心得，他仍然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注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出来。2005年以来，他先后写了《孙子与治县》、《孔子与治县》和《老子与治县》三篇文章，结合自身的治县实际，集中阐释了这三部中国古典名著中的精辟论理对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县域经济，塑造“责任政府”及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的启示作用。
“我这些只言片解都是有工作和生活出处的，并不是无病呻吟。”郭宝成笑称。据其透露，他之所以和《老子》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他曾在神木县的邻县佳县任了五年的副县长。“佳县是西北道教圣地，经过五年的耳濡目染，我能不沾点老子的习气吗?”
而对于儒家文化，他更是深入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了。“我曾在那挂职了9个月的副市长，有段时间，我都成了免费的导游，有旅客还反映我比一般的导游都好使，因为有理论深度，说话也幽默。” 至于《孙子兵法》，“一个当过兵的人怎么能不看《孙子兵法》呢?”郭宝成说。
“我们搞民生工程也可以从传统经典里汲取智慧。”郭宝成说，“在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孔子马厩失火后‘问人不问马’，其实就是‘以人为本’，何况是今天?”
“只是为老百姓干点实事”
45岁的贾顺生是神木县北部重镇——大柳塔镇石圪台村的村民，记者在大柳塔地段医院(大柳塔镇中心医院)见到他时，他已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对于神木县实行了三个月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他有着直接的感受：“现在一般的病都能在县内的医院得到救治，且花不了几个钱。”
贾顺生拿出自己的住院费用清单及报销凭证给记者看，“我因肺炎住院治疗七天，共花了1600多块钱，自己只需掏200，剩下的全部能报销。”
现在，当地城乡居民的住院费用在起付线以下的由患者自付，其他费用由县财政埋单。其中乡镇医院起付线为每人次200元，县级医院为400元，县境外医院为3000元，每人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
“我们出台这项政策完全不是外界所说的那样，一拍脑袋就决定了，而是事先经过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认真调查研究。从神木县 户籍人口的查实，到定点医院的资质考核，再到所需经费的估算，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在参照神木县的县情基础上做出的。”郭宝成说。 在此之前，神木县就已实行了全县12年免费教育，神木的孩子们也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本费、住宿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3.5元的生活补助，县财政为此补贴了1.3亿元。
神木县财政每年会安排400万资金资助没钱上大学的学生及其家庭。对于那些本科毕业愿意回到神木县工作的大学生，县里还会通过考核等程序，保证90％的安置率，而专科生则在30％以上。
“神木县一直有崇尚教育的风尚，只要孩子愿意上学，老百姓就是节衣缩食也会供孩子读书。我们县是榆林市教育质量最高的县。”郭宝成不无自豪地说。 2009年1月1日，神木县又启动了残疾人、孤寡老人的免费供养制度，一连串的民生组合拳使神木县被外界誉为中国“全民福利”第一县。 据郭宝成介绍，2008年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先后两次赴神木县考察，第一次去的时候，郭宝成就将要实行12年义务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的免费供养和“全民免费医疗”的设想向李源潮作了汇报。当时，李源潮指出，前二者实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全民免费医疗”则会很复杂，“需要把制度设计好”。
郭宝成说，“全民免费医疗”引起这么大的波动和反响，在他意料之外。在召开全县医疗改革工作会议时，他曾定下调子：这个制度是新东西，没有经验可供遵循，只能自己摸索，不能将它过早地暴露在媒体的视线里，试行半年后再向外界公开。“最近几年，依托煤炭资源，神木县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发展了，成果应该与人民共享，这只是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也无需张扬嘛。”
“老百姓一生中最需要用钱也就是看病和孩子上学了，把这两大问题解决了，他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就能把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积极和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什么是最积极和活跃的因素?就是人!”他说。
“外界有评论说我是在‘作秀’，我都55岁的人了，从1997年来神木县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迄今都快13个年头了，行将告老还乡，我还作什么秀啊!这‘全民免费医疗’看不见，摸不着的，要‘作秀’，我盖个大楼、修个广场不更好看吗?我只想让老百姓得到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郭宝成解释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月底的神木，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了，伴有音乐的洒水车不时地在宽广、洁净的街头驶过，警务巡逻车、马路清洁工也随处可见。郭宝成说，这些如今在神木县县城居民中司空见惯的情景，在前几年简直是不敢想象。“想当初，神木县曾是全陕西省第一上访大县，在社会治安方面，神木县在全省县域单位中也是排名倒数。那时，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居民晚上甚至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
“说到底，神木的变化都归功于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啥都干不了!”他说。
而如果经济基础还有“基础”的话，对神木而言这个基础就是煤了。
据《神术县志》记载，这里是宋朝著名的杨家将驻守的地方，在神木县城西北十五里有民间称为“杨家城”的麟州古城，据说城里有“神松三株枝柯相连”，故得地名日“神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神木”理解为那些由古代树木演化成的煤矿。 煤炭开发给神木带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明显的；1984年这里的财政总收入只有380万元，不够发工资的，1997年为7000多万元，2008年则达到了72亿元，超过了榆林市南部六个县的总和。 不过这块煤矿“大蛋糕”并不是神木可以独吞的。煤炭是国有资源，神木煤矿开采的主力军也是直属中央的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分公司，在煤炭行业“费大于税”的现状下，神木县能从神东公司那里收的费很少，而税收的大部分也都被上面收走了。据介绍，从2005年开始，神华集团在神木县境内的所有企业收入不论国税地税都由榆林市直接收取，到2008年年底这块收入已达60亿元以上(包括上缴中央和省上的部分)。
这就使得县里对神华这个神木发展的“结发夫妻”感情渐淡。“你占了我们的土地，污染我们的环境，留给我们采空塌陷区，结果钱都收走了。”虽然还是要从大局出发“支持央企”，但是神木自己的发展还得靠自己的产业。而在这一点上，几年前的神木相比中西部的其他地区也并没有什么优势。 “以前，神木县各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特别普遍。天天讨论学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却弄不明白。观念问题根深蒂固，只有把政府官员派到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去，他们才能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郭宝成说。 为此，神木县在2006年年初出台了《关于选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到村到企业挂职的意见》。“把这些干部职工派下去，一来让他们贴近实际，切实感受企业和群众的需求，增强服务意识，推动工作作风的转变，二来也可为以后衡量和选拔干部提供重要参照。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干实事的干部人才。”郭宝成告诉记者。
“再者，由于我们现有的体制和观念影响，政府部门的高学历人才比较集中，而我们县许多民营企业的负责人都只有小学视中文化水平，不充分利用这些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那将是多大的浪费啊!”他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神木县挂职干部达到2389人次，三年来挂职千部累计领办创办民营经济实体242个，涉及煤焦、电力、化工、建筑、制造、旅游、中介等各个行业。截至2008年年底，这些企业注册资金近17亿元，投资总规模20多亿元，安置就业6000人，年度税费总额达到1.2亿元。
整个民营经济也占了神木经济的半壁江山：2008年，全县民营企业累计达到1700多户，实现税费收入24亿多元，民营经济占到县域经济的60％以上。
“在此期间，有些干部干不下去了回来了，也有些干得很好，因为各种原因也回来了，这都没问题，自愿嘛!”郭宝成说。
当记者问他这一举措是否有违规之嫌时，郭宝成坦然说道：“这一做法是与公务员政策有点不符，但我更关心神木县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县的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活跃，已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只要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只要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只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担一点风险我不怕。”
据勘探，神木地下46％的面积全都是煤，按目前每年还不到1亿吨的煤炭开采量来算，神木的煤可以挖500年。但是郭宝成已经开始思考几百年后的事了。“煤炭经济是我们县民生工程建设的支撑。但是，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再多也有用完的一天。为此，我们目前设想了一个‘百年战略’。”他说。
该战略主要在两点上做文章，一是大力发展百万亩生物质油田，二是从广东引进了 陶瓷项目。“烧制陶瓷的主要原料当地就有，燃料更是独具优势，很适合发展陶瓷产业。。”郭宝成说，“我们还在县域范围内广种树木，实现大面积园林化。多年后是森林公园，发展旅游业，吸引大城市的有钱人自愿地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把钱放下就走人。”
“让穷人也不穷”
大柳塔镇位于神木县最北端，地处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神府东胜煤田腹地中心，是神华集团的骨干煤炭生产企业——神东煤炭分公司总部的驻地。
20年前，大柳塔只有几十户人家，在历史上，这里曾是一个极偏远的地方，甚至被称为“光棍村”。但现在呈现在记者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高楼林立，市井小贩云集，大街小巷纵横交错，运煤车、长短途客车拥堵不堪，咋一看，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但这丝毫不影响它那“别样的繁华”。2003年，大柳塔镇的GDP就已经超过了7亿元。短短几年间，这个3万人口的小镇竟然增加了20多家酒店、宾馆，人口规模超过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近1万人)。
而在神木县南边的贺家川镇，就完全变成了另一番景象。缺乏煤炭资源的这里，交通也十分闭塞，乡民只能种些陕北大枣等土特产来添补生计。来自贺家川镇沙峁头村的村民王国林告诉记者，在老家期间，他曾去银行贷1000元的款项，但银行表示，必须有三个担保人才能获批，而当他前脚踏出银行大门，后脚就有一个开着豪车的大柳塔镇的煤老板进去了，“300万的款项，煤老板签个字就可以拿走了”。
严重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小小的神木也出现了严重的区域差异，随之而来的还有贫富分化、城乡差距，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神木县的50多万人口(其中户籍人口40万)中，贫富差距特别巨大，三分之一的人特别富裕，三分之一的人特别贫困。要让社会和谐，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手想方设法支持企业发展，一手千方百计从富人那里拿出钱来，让穷人也不穷。”郭宝成说。 今年33岁的刘胜来的老家在神木县南边的贺家川镇，四年前来到县城开起了出租车。他每月的净收入不到两千元，平常是租房子住，条件比较艰苦。目前，他和妻子攒了四万多块钱，“准备年底时再找亲戚借一点，凑够六万就买一套经济适用房”。
刘胜来说话时站在横穿县城的窟野河的西面，河对岸几排在建的红色楼盘就是他所说的经济适用房。“据说这些经济适用房建起来后，均价不超过1000元一平米，这样花六万块钱也能买个五六十平米的小二居了。”刘胜来憧憬着。 “目前正在兴建的5万～10万平米的经济适用房就是为了满足那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要求。马上还要开建廉租房，提供给那些短期内还买不起房的困难人群居住。”郭宝成介绍说。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开建只是神木县城乡一体化工作的一小部分。根据县委、县政府拟定的“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快建设全国百强县”工作部署，神木县将按照工农结合、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思路，基本形成县城——重点镇——重点村的三个圈层结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大县城规划范围，将神木新村、旧城改造等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我认为针对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地方政府在理解上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将农民的旧房拆掉，再在原地盖个新房就是新农村建设了。”郭宝成说，“那样农民还得去县城甚至更远的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种心理归属感。”
而神木县的做法是：在县城边上进行“神木新村”的建设。“神木新村”占地11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县城，建成后能容纳人口8万～10万人(县城的人口是18万)。新村里各种管线都铺在地下，内部绿化率达30％～40％，外部绿化率达60％，还有一个11公里长、50米宽的绿化带公园。
建设这个“神木新村”还有一个用意是把县城的房价降下来，“目前我们县城有的楼盘的最高房价达到5500元一平米，新村建起来后，整个房价基本能平衡在2500元一平米左右。”郭宝成说。
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是否“值得”呢?郭宝成说：“其他地方搞新农村建设要巨大投入，我们是赚钱，政府先期投入4亿多元，而以后可以通过升值净赚50亿元以上。政府投入可以得到超值回报，农民进城的门槛将大大降低，当地农民可以在土地升值中获得巨大利益，从而真正成为群众和政府双赢的工程。”
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人口的自由流动，神木县目前的城市化率近70％，而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神木县县城及大柳塔、店塔等北部重镇。“我们鼓励南部落后乡镇的人口去北部煤炭资源丰富的乡镇务工、安家，这样一方面满足了他们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推进了神木县的城市化进程。”郭宝成说。
除了政府直接投资民生工程，神木县还启动“双百帮扶”工程，即在县境范围内，选择200个有实力、信誉度高、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对口支援建设200个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的行政村。
但这些村也不是随便选择的，郭宝成介绍说，神木县目前有600余个行政村，其中有200个比较富裕，还有200个是“空壳村”，“双百帮扶”工程针对的是剩下的200个村。“比较富裕的村子就让它自然发展，而‘空壳村’‘人去楼空’，没有支持它的必要了。”郭宝成说。
比如，神木县南边的太和寨乡原先有近1万人，但是，现在剩下的只有1000人左右了，原先有20多所学校，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学了，在校学生也不到50人。“像这些乡村，就应该让它自然消亡，而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是那些人丁旺盛，有发展潜力，只是目前发展有些困难的村庄。”他说。 据介绍，近三年来这些对口帮扶企业拿出了近5亿元资金帮助对口的行政村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促进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有一个叫孜凤高(化名)的煤老板，自掏腰包近3000万元，请台湾设计师为当地村民盖房子，房子面积根据家庭人口数不等，一口人在50平米以上，两个人130平米以上，四个人200平米以上。在此基础上，再为他们装修，配家具，最后才请村民进去住。每户人家还有门市部，自营、租赁都可以。 郭宝成告诉记者，这些对口支援企业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再由政府相关部门审核确定的。“我经常做他们(对口帮扶企业)的思想工作：现在政策好了，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先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神木县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为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呢。看到身边的富人那么多，这些穷人该怎么想?”
“这种仇富情绪如不及时地加以化解，久而久之，会对我们目前和谐的经济建设局面形成强大的破坏力。到时候，别说你富人想继续富下去，就是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他意味深长地说。
“现在是县级改革绝好的机会。”
吕日周，“改革开放影响中国30人”之 一，曾经是中国政坛“红极一时”的人物，也是当时中国政坛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原平、朔州时创造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模式和“小政府，大社会”的“朔州模式”，借助电视连续剧《新星》的热播而享誉全国。
正因为有着相似的基层工作经历，吕日周对于郭宝成在县委书记任上的大胆尝试表现出理解和赞赏。
“我关注神木县有一段时日了。郭宝成同志从2006年开始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型措施。其中有一项是让年轻的干部去企业挂职，搞活民营经济。我认为这是干部制度的一个突破。”吕日周对记者说。
吕日周认为，政府要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干部制度改革入手，将干部不再作为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政府搭台”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管，而是要干部利用他掌握的知识、能力、资源带领群众致富。这种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方式和方法。“我们要提供条件，先将干部变成水陆两栖动物，再让他们变成可以下海的鱼。”吕日周说。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到90年代的沭阳县县委书记仇和、咸安区区委书记宋亚平，直到今天的郭宝成，许多轰动一时的制度创新都由这些“七品芝麻官”发起。对此，吕日周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农村包围县城，以县城包围大中城市。“我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的着眼点是解决农村问题。县城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枢纽作用，因为一个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级改革通常会触及到体制的方方面面。县域单位还具有一个优势，就是改革风险小。一个县的改革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扩大到市、省、甚至全国；如果不成功，也有回旋余地。”
“其实，从我的经验和观察来看，现在是县级改革绝好的时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县级自主权逐渐扩大，整体制度环境也更加宽松，党中央现在鼓励以县城为突破口来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像郭宝成这样的县委书记大胆突破，进行县域改革。”他强调说。 不过，如果认真分析这些“书记”们的改革历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原平、沭阳还是咸安，在这些改革书记们上任的时候都曾是较为贫困的地区，特别是财政状况都很严重，这也是他们下决心改革的一大动力。而神木的改革显然更多的是如何“花钱”的问题。
在山西工作了一辈子的吕日周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有它的特殊性，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人们思想观念比较保守。陕西是革命老区，对社会主义感情很深，人们对贫富差距很敏感。所以仅仅经济发展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要让人们安居乐业才行。”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历史阶段的不同。吕日周介绍说，他最近正在看吕品著的《不平常的常平》，“常平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实现了就地转化，农民就地变市民，农村就地变城镇，防止出现流民现象。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民，一下子涌向城镇，城镇接纳不了。但是要留住农民，就必须做好二次分配，解决农民所需的教育、医疗等公共问题。”
在他看来，神木县的改革解决的就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通过二次分配化解贫富矛盾，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让先富的人帮助后富的人，使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吕日周主政原平期间，原平的经济产值从地区倒数第一飞跃为相当于其他五个县的总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的“暴富”奇迹已经很难复制了，但是在富了之后如何让“穷人也不穷”恐怕成为许多县委书记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毕竟，“郡县治，则天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