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在文革中因编歌本而与著名作曲家生茂有过偶然联系，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因而一直心存感念。现将有限的交往略作记录，相信从中可以展现这位名作曲家作曲技术之外的平易、谦逊而又耿直的独特品格。
事情得从我在北京师大学习时（1963年考入中文系）说起。我因为爱好音乐，参加了学校民乐队。文革中，参加了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67年末，我产生了编辑歌曲集《红太阳颂歌》的想法，想通过大量搜集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等歌曲加以出版，来纪念1968年的毛主席诞辰75周年。我以“好听”和传唱范围广为标准，收集了三百多首，根据内容分成若干类：毛主席语录歌曲、毛主席诗词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人民解放军的歌曲、歌颂文革歌曲、革命传统歌曲、亚非拉内容歌曲、革命样板戏（包括现代芭蕾舞剧）选段，以及一些器乐曲。有些类的现成歌曲内容有欠缺，我便临时找北京的作曲家，如找过马骏英，要来歌唱铁道兵的歌曲，找过胡松华，要来歌唱解放军的歌曲（后未用）。其中革命传统歌曲中“永做革命人”部分，我觉得需要配合形势，“紧跟”最高指示，宣传毛主席关于“再教育”思想，于是便写了一首《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的歌词。那么，请谁谱曲呢？我想起了生茂，我自初中便爱听、爱唱他作曲的《真是乐死人》，曲调是多么幽默生动。以后，他作曲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家喻户晓，《看见你们格外亲》广为流传，尤其是他参加作曲的《长征组歌》更是深入人心。可是，他这样大的名气，我却还是一名学生，他能够理我的碴儿吗？又一想：试试吧。于是便斗胆将歌词寄给了生茂，请他看看是否能帮助谱曲，而实际上，心里很嘀咕，并不抱多大希望，觉得多半是没有回音。可是不曾想，几天后居然还真地收到了回信，寄来了他请唐诃同志合谱的曲子，并附言“有何不当之处可修改”，且说明歌词还请词作家看了，“个别词句有些改动，改的不见得都合适，供参考好了。”歌题下标着“谢发宝词 唐诃、生茂谱曲”，歌词是：“东风浩荡展红旗，文化大革命风雷激，翻天覆地斗批改，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三大革命炼红心，风吹浪打志不移，永保祖国不变色，双手创造新天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将革命干到底，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奔向广阔的天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首歌是宣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事后证明这是并不合宜，我也使部队的词曲作者因此而白费了心力，想来确是心有愧疚。但生茂不以名人自居，甘为无名小卒的歌词谱曲，这种难得的平民意识和谦逊之风实在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过半年，歌本编成。同班同学赵庆翔（已故）便抓紧联系本书的封面设计（他负责此项和印刷事宜，此书工作就我们两人）。接着，经过我们的一起奔跑，此书得到了北京市革委会相关部门的批准，得以在北京新华印刷厂二厂排印。此后的两个多月，我的工作便是常去印刷厂进行校对。在这本490页的歌集（至今看，大部分属于“红歌”）中，当时为了不突出个人，我将生茂所署的“谢发宝词”改为“北京师大校宣传队词”（我那时在校文艺宣传队），并将整个歌本编者署为“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中文系《红太阳颂歌》编选组”。
这本书1968年12月出版（顺及：后于1969年3月在成都“再版”，增加了38首歌曲，书名被更换为《东方红歌声》，也更换了我写的序言，内署“成都市工代会（筹）、四川新华印刷厂、四川大学革委会”，红色塑料封皮外署“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四川大学革委会”。由此亦可见文革中的某些行事特点）。彼时我已毕业分配到天津，在塘沽盐场劳动锻炼。春节前我回校去文艺宣传队（我离校时向队里的负责同学作了此书即将出版的交代）买了十数本，寄给外地同学（有的分配到工厂，工人们看到该书样本后非常喜欢，购买多本），也取了若干本，寄给在京的有关歌唱家、作曲家（我搜集过他们的歌曲），当然首先是寄给了生茂（却似乎没有多寄一本给唐诃先生，实在糊涂），并顺便问及所听小道消息和其他问题。生茂热情地回了信，说自己“开了20多天的会，昨天从军区回来，才见到了你寄来的歌曲和信，故未能及时给回信，请谅”。依旧是对待无名百姓的平等态度。
生茂对所编歌集中的时兴歌曲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看法：“歌本我粗看了一下，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虽说这些歌不见得都是好的，但作为参考资料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不见得都是好的”，这样评价文革中流行歌曲，在当时需要多大的胆识。但又是“很有用”的一本创作“参考资料”，这当然包括集子中收集的文革前的一些歌曲；从作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当然，这本书毕竟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它当时在内容上宣传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即便是几部分的标题，也常常是用“革命”这样的字眼，因此，它注定反映了那段历史的事实，我在这里一提，不过是借此作为记人叙事的由头和线索罢了。
在信中，生茂还谈到了所问江青审查两万首歌曲的小道传闻：“我们在京从未听说过，我看不像真有其事，说实话，别说是两万首歌，就是审查二百首也不准有那可能。”这同样是一种善于判断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根本不信传播的小道消息而加以否定。他又对有些人大肆否定文革前歌曲谈了看法：“目前除少数几首歌外，谁都闹不清哪些歌是可唱的，哪些又是不能唱的，要说所有的歌都是坏的，也不可能。”这也再一次显示出了难得的求实精神。他又对文革中引起的创作思想的迷惑感到着急：“我们现在……是深入生活，为下一段的创作作些准备，不过将来到底如何写法，心里还一点底也没有，这要很好的体会中央的精神才行。由于各方面水平所限，目前关于创作方面的很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恐怕在短时间内这些问题是不会一下子都解决得了的，就是明确了精神也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加以解决，想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要解决看起来是不现实的，那就从实践中摸吧。”解决问题，既需要明确中央的精神，又需要通过实践；既需要“摸”的探索勇气，又需要并非“短时间”的“逐步”过程，这些看法的求实和周全，令我十分惊讶。
1991年，我在一个基层单位的职工的平凡岗位上，忽对城市建设的突出成就生发习作歌词的兴趣，便又唐突地寄请生茂一阅。我知道他已很久没有作曲了，但不知道他年老了身体不好，而他却嘱夫人代为写了回信，告知“来信收到了，生茂同志因病现已住院，目前不能进行创作，望能谅解”。我后悔不该打扰，但又不由不想：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在年轻时候有过讨教之事的非朋非友之人，又没有什么正事，这信原是可以不必回的。即此，亦可见生茂始终保持的平民情怀。
生茂同志被音乐界公认为“一代音乐巨匠”，但在与平民交往中的嘉言懿行，永远令我感佩、心念；他平等直率的人格，永远令我敬重。
（作者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47中学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张 鑫 周峥嵘
事情得从我在北京师大学习时（1963年考入中文系）说起。我因为爱好音乐，参加了学校民乐队。文革中，参加了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67年末，我产生了编辑歌曲集《红太阳颂歌》的想法，想通过大量搜集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等歌曲加以出版，来纪念1968年的毛主席诞辰75周年。我以“好听”和传唱范围广为标准，收集了三百多首，根据内容分成若干类：毛主席语录歌曲、毛主席诗词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人民解放军的歌曲、歌颂文革歌曲、革命传统歌曲、亚非拉内容歌曲、革命样板戏（包括现代芭蕾舞剧）选段，以及一些器乐曲。有些类的现成歌曲内容有欠缺，我便临时找北京的作曲家，如找过马骏英，要来歌唱铁道兵的歌曲，找过胡松华，要来歌唱解放军的歌曲（后未用）。其中革命传统歌曲中“永做革命人”部分，我觉得需要配合形势，“紧跟”最高指示，宣传毛主席关于“再教育”思想，于是便写了一首《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的歌词。那么，请谁谱曲呢？我想起了生茂，我自初中便爱听、爱唱他作曲的《真是乐死人》，曲调是多么幽默生动。以后，他作曲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家喻户晓，《看见你们格外亲》广为流传，尤其是他参加作曲的《长征组歌》更是深入人心。可是，他这样大的名气，我却还是一名学生，他能够理我的碴儿吗？又一想：试试吧。于是便斗胆将歌词寄给了生茂，请他看看是否能帮助谱曲，而实际上，心里很嘀咕，并不抱多大希望，觉得多半是没有回音。可是不曾想，几天后居然还真地收到了回信，寄来了他请唐诃同志合谱的曲子，并附言“有何不当之处可修改”，且说明歌词还请词作家看了，“个别词句有些改动，改的不见得都合适，供参考好了。”歌题下标着“谢发宝词 唐诃、生茂谱曲”，歌词是：“东风浩荡展红旗，文化大革命风雷激，翻天覆地斗批改，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三大革命炼红心，风吹浪打志不移，永保祖国不变色，双手创造新天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将革命干到底，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奔向广阔的天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首歌是宣传“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事后证明这是并不合宜，我也使部队的词曲作者因此而白费了心力，想来确是心有愧疚。但生茂不以名人自居，甘为无名小卒的歌词谱曲，这种难得的平民意识和谦逊之风实在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过半年，歌本编成。同班同学赵庆翔（已故）便抓紧联系本书的封面设计（他负责此项和印刷事宜，此书工作就我们两人）。接着，经过我们的一起奔跑，此书得到了北京市革委会相关部门的批准，得以在北京新华印刷厂二厂排印。此后的两个多月，我的工作便是常去印刷厂进行校对。在这本490页的歌集（至今看，大部分属于“红歌”）中，当时为了不突出个人，我将生茂所署的“谢发宝词”改为“北京师大校宣传队词”（我那时在校文艺宣传队），并将整个歌本编者署为“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中文系《红太阳颂歌》编选组”。
这本书1968年12月出版（顺及：后于1969年3月在成都“再版”，增加了38首歌曲，书名被更换为《东方红歌声》，也更换了我写的序言，内署“成都市工代会（筹）、四川新华印刷厂、四川大学革委会”，红色塑料封皮外署“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四川大学革委会”。由此亦可见文革中的某些行事特点）。彼时我已毕业分配到天津，在塘沽盐场劳动锻炼。春节前我回校去文艺宣传队（我离校时向队里的负责同学作了此书即将出版的交代）买了十数本，寄给外地同学（有的分配到工厂，工人们看到该书样本后非常喜欢，购买多本），也取了若干本，寄给在京的有关歌唱家、作曲家（我搜集过他们的歌曲），当然首先是寄给了生茂（却似乎没有多寄一本给唐诃先生，实在糊涂），并顺便问及所听小道消息和其他问题。生茂热情地回了信，说自己“开了20多天的会，昨天从军区回来，才见到了你寄来的歌曲和信，故未能及时给回信，请谅”。依旧是对待无名百姓的平等态度。
生茂对所编歌集中的时兴歌曲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看法：“歌本我粗看了一下，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虽说这些歌不见得都是好的，但作为参考资料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不见得都是好的”，这样评价文革中流行歌曲，在当时需要多大的胆识。但又是“很有用”的一本创作“参考资料”，这当然包括集子中收集的文革前的一些歌曲；从作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恐怕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当然，这本书毕竟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它当时在内容上宣传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今天我们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即便是几部分的标题，也常常是用“革命”这样的字眼，因此，它注定反映了那段历史的事实，我在这里一提，不过是借此作为记人叙事的由头和线索罢了。
在信中，生茂还谈到了所问江青审查两万首歌曲的小道传闻：“我们在京从未听说过，我看不像真有其事，说实话，别说是两万首歌，就是审查二百首也不准有那可能。”这同样是一种善于判断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根本不信传播的小道消息而加以否定。他又对有些人大肆否定文革前歌曲谈了看法：“目前除少数几首歌外，谁都闹不清哪些歌是可唱的，哪些又是不能唱的，要说所有的歌都是坏的，也不可能。”这也再一次显示出了难得的求实精神。他又对文革中引起的创作思想的迷惑感到着急：“我们现在……是深入生活，为下一段的创作作些准备，不过将来到底如何写法，心里还一点底也没有，这要很好的体会中央的精神才行。由于各方面水平所限，目前关于创作方面的很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恐怕在短时间内这些问题是不会一下子都解决得了的，就是明确了精神也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加以解决，想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要解决看起来是不现实的，那就从实践中摸吧。”解决问题，既需要明确中央的精神，又需要通过实践；既需要“摸”的探索勇气，又需要并非“短时间”的“逐步”过程，这些看法的求实和周全，令我十分惊讶。
1991年，我在一个基层单位的职工的平凡岗位上，忽对城市建设的突出成就生发习作歌词的兴趣，便又唐突地寄请生茂一阅。我知道他已很久没有作曲了，但不知道他年老了身体不好，而他却嘱夫人代为写了回信，告知“来信收到了，生茂同志因病现已住院，目前不能进行创作，望能谅解”。我后悔不该打扰，但又不由不想：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在年轻时候有过讨教之事的非朋非友之人，又没有什么正事，这信原是可以不必回的。即此，亦可见生茂始终保持的平民情怀。
生茂同志被音乐界公认为“一代音乐巨匠”，但在与平民交往中的嘉言懿行，永远令我感佩、心念；他平等直率的人格，永远令我敬重。
（作者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47中学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张 鑫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