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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的铺排、奢侈、面子和大吃大喝等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象。
依我之见，这些现象的泛滥，远非世人愤愤议论得那么简单，它有更深层的原因，譬如它自有其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有一个强烈的主调，即：好门楣、好精舍、好美食、好铺排、好夸饰、好声色、好喜乐，等等。袁子才留下的经典文字，把“好”的趣味，阐述得淋漓尽致；王观堂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把这种“好”界定在民族性格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铺张、面子、吃喝等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作用。
关于面子，远的不说，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瞿兑之，写过一部著名的《燕都览古诗话》，细腻地记述了北京古都的民间风情。其中写到一些人的好面子，举了两例，一是家穷无衣，无法遮羞，大姑娘白天也要躺在被窝里，但是必须备下一袭旗袍，一旦出门，也要以袍服招摇过市，宣告市人：我乃大家闺秀；二是家空无粮，三餐均野菜果腹，但门后要挂一块猪皮，出门时绝不忘拿嘴蹭一蹭，让别人看到，我整天吃肉。饥寒事小，面子事大，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同源。
文化的浸染，作用到人们的心理，就化成了一种价值伦理，评判于所遇物事。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中，我被下派到一个贫困乡当乡长。前任好麻将，不理政事，乡财政无余银。出行所乘，乃一辆别人淘汰下来的旧伏尔加。我体恤乡情，依旧乘坐，干部群众，便用冷眼看我，政令也不积极遵从。究其原因，是他们从我的座车上，觉得我非强势人物，背景和能力一概稀松。为此，我调动关系，从区财政弄来专钱，购进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那时桑塔纳属高档车，有身份象征。从此就不同，下属尊重，百姓听从，修了乡级公路，建了乡卫生院病房楼、发放了教师工资陈欠，频有政绩，上下称颂。便感到，门面的问题，排场的问题，真不是小问题，它居然还关系着你的“执政”能力，領导尊严。
所以，要根治这些社会病，须从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所谓国学的弘扬，不能一概而论，要取精用宏，去其糟粕，即，不要盲目崇祖，要立足于当下，进行文化“改造”，抽取“正能量”部分，“放大”成氛围。正如明代文学家陈眉公所说：“人不通古今，襟裾马牛；士不晓廉耻，衣冠狗彘。”他虽然针对的是个人修为，其实也正是社会修为的一个参照：其一，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最积极的部分，化成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其二，在抓GDP的同时，要关怀人的意识，注意树立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尚，因为有什么样的价值提倡，就有什么样的人文土壤，小民认理，关键是你给他什么理。改造文化的土壤，“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新时期最迫切的呼唤。
责任编辑：谭 丁
依我之见，这些现象的泛滥，远非世人愤愤议论得那么简单，它有更深层的原因，譬如它自有其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有一个强烈的主调，即：好门楣、好精舍、好美食、好铺排、好夸饰、好声色、好喜乐，等等。袁子才留下的经典文字，把“好”的趣味，阐述得淋漓尽致；王观堂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把这种“好”界定在民族性格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铺张、面子、吃喝等问题，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作用。
关于面子，远的不说，北洋政府的秘书长瞿兑之，写过一部著名的《燕都览古诗话》，细腻地记述了北京古都的民间风情。其中写到一些人的好面子，举了两例，一是家穷无衣，无法遮羞，大姑娘白天也要躺在被窝里，但是必须备下一袭旗袍，一旦出门，也要以袍服招摇过市，宣告市人：我乃大家闺秀；二是家空无粮，三餐均野菜果腹，但门后要挂一块猪皮，出门时绝不忘拿嘴蹭一蹭，让别人看到，我整天吃肉。饥寒事小，面子事大，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同源。
文化的浸染，作用到人们的心理，就化成了一种价值伦理，评判于所遇物事。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中，我被下派到一个贫困乡当乡长。前任好麻将，不理政事，乡财政无余银。出行所乘，乃一辆别人淘汰下来的旧伏尔加。我体恤乡情，依旧乘坐，干部群众，便用冷眼看我，政令也不积极遵从。究其原因，是他们从我的座车上，觉得我非强势人物，背景和能力一概稀松。为此，我调动关系，从区财政弄来专钱，购进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塔纳。那时桑塔纳属高档车，有身份象征。从此就不同，下属尊重，百姓听从，修了乡级公路，建了乡卫生院病房楼、发放了教师工资陈欠，频有政绩，上下称颂。便感到，门面的问题，排场的问题，真不是小问题，它居然还关系着你的“执政”能力，領导尊严。
所以，要根治这些社会病，须从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所谓国学的弘扬，不能一概而论，要取精用宏，去其糟粕，即，不要盲目崇祖，要立足于当下，进行文化“改造”，抽取“正能量”部分，“放大”成氛围。正如明代文学家陈眉公所说：“人不通古今，襟裾马牛；士不晓廉耻，衣冠狗彘。”他虽然针对的是个人修为，其实也正是社会修为的一个参照：其一，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最积极的部分，化成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其二，在抓GDP的同时，要关怀人的意识，注意树立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尚，因为有什么样的价值提倡，就有什么样的人文土壤，小民认理，关键是你给他什么理。改造文化的土壤，“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新时期最迫切的呼唤。
责任编辑：谭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