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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诺贝尔奖一般会被视为一个人一生所拥有的最大或巨大的荣誉，获奖者大多会欣然接受并感到万分荣耀、兴奋、激动、喜悦。获奖者通常会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成功者的巅峰体验，这种巅峰体验不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与成就时的自豪与骄傲，而且还圆满地解释了一个人之所以能走向辉煌的动力。
不过，尽管诺贝尔奖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也有人并不把它太当回事。尽管这样的人极为罕见，但他们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犹如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户，让人们感受到有一些人是如何生活、如何理解成功、如何对待荣誉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多么严酷。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诺贝尔奖情结”广为流行的今天有一种实在的独特意义。
是否真的拒绝诺贝尔奖？
2004年的诺贝尔奖刚一宣布，就传来令人惊讶的消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在该奖项宣布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说，她不会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该项大奖。原因何在呢？
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委员会宣布把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耶利内克的理由是：利用其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中具有非常鲜明语言表现力的音乐节律，描述社会现实中的荒谬及向其臣服的力量。但是，耶利内克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委员会公布消息后的第二天，就在维也纳召开记者发布会，正式宣布：“我不会去斯德
哥尔摩接受该项大奖。”
耶利内克公开表示拒领诺贝尔文学奖让人猜疑很多，但还是可以从她的发言中找出许多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她自己的身体健康原因。其次，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她说，在得知获得这一如此崇高的奖项后，她感觉到的“不是高兴，而是绝望”。耶利内克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本人能获得诺贝尔奖，或许，这一奖项是应颁发给另外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的。”最后她指出，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诺贝尔奖是“奥地利的花环”，她与现在的奥地利政府完全保持着距离。
尽管这些“夫子自道”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和详尽的理由，但也可以看出耶利内克与以前一位曾拒绝诺贝尔奖的人——萨特拒绝诺贝尔奖有相似的理由。2004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上，尽管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以及瑞典政要和各界名人当天下午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市音乐厅，但正如耶利内克在10月份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没有出现在颁奖人群中。
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以来到2004年为止，已经有89位男作家获奖，得奖的女作家只有10位。耶利内克是自1966年内利·扎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一位凭借德语写作而获奖的女作家。
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奖的人
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尔·萨特被视为唯一一位自觉自愿和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奖的人，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也可以说，萨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再多的金钱和再大的荣誉都无法收买的人。
1964年，当萨特得知他被诺贝尔奖评委提名并有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当即致信评委会说，他将拒绝这个奖项，尽管这个奖励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但是，诺贝尔奖评委会并没有因萨特的拒绝而放弃他们所认为应当获奖的人，结果还是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郑重地授予了萨特，理由是：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不过，萨特的拒绝并不是玩虚的。知道颁奖消息后，他马上就起草了一个称为“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于1964年10月22日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此后法新社全文转播，法国各大报纸也竞相登载，其中《世界报》于10月24日全文刊载了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声明。
声明说：“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萨特为什么要拒绝诺贝尔奖？简单地说，理由有两条，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他说：“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对此，萨特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让·保尔·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联进去。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
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
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由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代表学院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位荣誉得主已经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但他的拒绝并未稍稍改变本奖必须赠予的有效性。不过，在这种状况下，本学院只能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显而易见，萨特的个人理由和客观理由告诉人们，他拒绝诺贝尔奖是为了保持自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的客观存在。他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不必依附任何人的个体，所以拒绝任何来自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奖励。而且他的拒绝也是公开的，理由是直率的。
唯其如此，世界上才多了一份独特的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观念和行为。
被迫拒绝诺贝尔奖的人
拒绝诺贝尔奖的人并非只有萨特、耶利内克，但在为数不多的拒绝者中，大多数人是迫于自己所生存的环境、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而是受到强迫。比如，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越南的黎德寿，德国的库恩、布迪南特、多马克等。后三者是受德国纳粹的威胁，曾被迫放弃诺贝尔奖，但到战争结束后撤回了放弃，补领了诺贝尔奖。
在这些获奖者中，命运最为跌宕起伏和凄凉悲惨的要属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是被迫拒绝诺贝尔奖的典型代表。由于写作并在意大利率先出版了《日瓦戈医生》（在国内无法发表），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获此消息，帕斯捷尔纳克感到万分高兴和荣耀，并马上致电瑞典文学院，深感“无比激动和感激，深感光荣、惶恐和羞愧……”
尽管瑞典文学院为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没有在获奖理由中提及《日瓦戈医生》，只是说为了表彰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但帕斯捷尔纳克很快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因为人们自然明白“叙事文学传统”即是指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苏联的《真理报》的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起初并没有完全退缩，他认为自己是应当获得这一项荣誉的。他在致苏联作协主席团的信中说：“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
但是，由于遭受巨大压力，最终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屈服，1958年10月29日他到邮局给瑞典文学院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婉拒诺贝尔奖。他在电报中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紧接着在 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决不挽留。
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在塔斯社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了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说他对自己的祖国有难以割舍的血缘之情，他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爱着俄罗斯，要他离开祖国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议的。他不得不按照官方的意见做出深刻检
查：“《新世界》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侮，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日瓦戈医生》是不是反苏和诽谤苏联人民，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客观地看待，该书所反映的现实并没有超过一些同是苏联作家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话，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该书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把一个对抗红军的叛乱分子葛里高利当作英雄人物来写，竟然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同样是萧洛霍夫的反映现实不太美好的一面的作品《一个人的遭遇》，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也同样得到了当时官方的认可。
所以，尽管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评价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满了爱的著作，它并不反苏，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以及英国几十名作家联名解释《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但帕斯捷尔纳克还是被迫放弃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于两年后身心交瘁而去世。
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相比，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辞谢诺贝尔奖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由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面对生存环境所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此外，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与越南交战，此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曾多次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会谈，在1973年1月27日的巴黎和平会议上商讨了南北越停火事宜。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黎德寿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但黎德寿拒绝接受和平奖，原因是，黎德寿表示越南还没有实现和平。
【责任编辑】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