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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1日，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联庄村一家七口确诊。其中，49岁确诊病例和23岁确诊病例居家经营“小饭桌”。12日，新增病例5岁男童曾在这家“小饭桌”托管。
确诊病例一家所从事的“小饭桌”生意，暴露出当地长期存在的一个民生痛点与监管盲点。
“小饭桌”，是指在学校周边区域出现的在家庭住宅里开设的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饮、休息、学习的场所，是一种存在多年的餐饮经营业态。
经营者主要是学校、社区居委会（妇联）、居民家庭。在学校附近租赁房屋，每月收取定额费用，专门为6～12岁低龄中小学生或幼儿园学生提供午餐服务，一般还提供午休场所。
据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支现伟介绍，全区中小学自2020年9月起提供午餐。
即便如此，“小饭桌”对部分家庭来说还是“刚需”。
一位生活在赵全营镇的妈妈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就算学校提供午饭，但学生中午两小时午休时间，吃完饭就只能坐在椅子上休息，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熬。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小饭桌”，除了提供午餐，饭后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孩子活动、玩耍，或者辅导作业、看动画片，“俩小时孩子们过得也很快乐。”
“小饭桌”已经逐渐从简单的提供接送和午饭、午休服务，发展到集辅导功课、教育孩子、提供餐宿服务的“综合体”。
通过地图查看可以得知，事发“小饭桌”所在地联庄村附近，共有三所学校，分为赵全营中心小学，东管庄小学和板桥中学小学。东管庄小学略近一些，大约距离5公里左右。这片区域隐藏着多家“小饭桌”。
据本刊记者了解，赵全营镇的“小饭桌”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设立在学校街对面，以培训机构名义招生，负责孩子学业辅导、两餐及午休。中午放学时，“小饭桌”经营者会走路去学校门口接孩子，老师拿着姓名册一一核对后交接，午休时间结束，经营者再把孩子们送回学校。这种“小饭桌”一般有独立的门面房和招牌，有的能获得工商许可，相对来讲比较正规。
但人们印象中大多数的“小饭桌”，都是家庭作坊式，主要以提供孩子两餐、午休和临时照看为主。经营者考虑到成本问题，一般会开着班车去附近几个学校轮流接学生。
2016年2月19日，安徽淮南市一所学校门前，各类小饭桌、辅导班发放宣传单，争抢生源
此次赵全营镇联庄确诊病例经营的“小饭桌”极有可能是这种形式。密切接触者432人，其中有多少是吃“小饭桌”的孩子，官方未公布统计数据。
相对于饭店、外卖，“小饭桌”常年存在于工商、卫生、教育“三不管”的监管盲区。
早在九年前，媒体就曝光了顺义“小饭桌”的情况：中午放学后，许多孩子，自发组织，前往约定地点集合，由“各自的小饭桌叔叔、阿姨领回家聚餐”。记者暗访了一家“小饭桌”，一座老式居民楼中的两室一厅普通民居。装修简单、厨房很小。孩子们午餐是每人一碗小米粥、几截生黄瓜和肉龙（裹着肉馅的面食）。房间里并未悬挂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北京市顺义区北六环、京密路沿线交通较发达的村镇，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多在附近中小学“借读”，“小饭桌”价格低廉还能解决中午孩子无人接管问题，成为众多家长的选择。
但是，家长们对“小饭桌”的心态也比较复杂：营养问题讲究不了，卫生只能“赌运”。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人员表示：“小饭桌”比较特殊，是卫生互助形式，非对外营业形式，管理起来不好办。
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在线发帖求助寻找靠谱的小饭桌，从论坛留言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小饭桌”的要求之低——“不打骂孩子”“饭看着干净”就行。
2018年，“小饭桌”在顺义依旧火爆，价格已翻了三倍，变为中餐 管理900元一个月（单日50元）。2019年，北京地区“小饭桌”已涨至每月1000元，媒体依旧在报道卫生和监管问题。
“小饭桌”的存在，让人喜忧参半。它不仅为家长解决了孩子中午吃饭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但因纯粹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规模较小，条件简陋，隐蔽性强，存在诸多卫生隐患。这些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疫情让这个监管盲点和民生痛点再一次暴露出来。
“小饭桌”虽小，却牵动着社会的目光，如何做到合法合理合情监管又考虑到那些需要“小饭桌”的家庭的实际困难，考验着当地政府治理能力和智慧。
近些年，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
2012年4月，南京出台《南京市学生“小饭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小饭桌”的场地、卫生标准、菜样，以及备案公示程序作出详细规定。
2014年，北京市昌平区在全市率先实施“小饭桌”登记备案制度。
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对“小饭桌”进行逐户备案管理，并向社会公开每学期全市备案学生“小饭桌”名单和食品安全等级综合评定结果。
安徽省教育、食药监、工商等多部门也均在探索“小饭桌”的管理办法并寻求新的途径进行规范引导。
“小饭桌”的存在源于客观的市场需求，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不足。政府部门应跳出直接取缔的管理者思维，从民生角度谋求解决之道。
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曾建议出台《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管理条例》，明确经营主体、标准与责任后，可以鼓励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设立“半官方”的托管中心，将其置于校方的监管之下;或由政府牵头建设托管中心，将运营服务外包。另一方面，社区是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基石，政府应拿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资金扶持，鼓励社区自建或和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合作建立托管中心，这样场地、安全和教育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疫情加速了规范化进程。
据顺义区主管负责人介绍，为规范“小饭桌”等托管机构，顺义区将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托管场所的相关标准。同时，为满足学生的课后托管需求，顺义区将对各镇街进行现有资源梳理，如托老中心、老年驿站等，研究采取综合改造、错峰使用等方式，建设社区或村级托管中心，为学生课后托管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并同步研究制定托管中心管理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建设或管理托管中心等课后服务机构。
确诊病例一家所从事的“小饭桌”生意，暴露出当地长期存在的一个民生痛点与监管盲点。
“小飯桌”是什么？
“小饭桌”，是指在学校周边区域出现的在家庭住宅里开设的为中小学生提供餐饮、休息、学习的场所，是一种存在多年的餐饮经营业态。
经营者主要是学校、社区居委会（妇联）、居民家庭。在学校附近租赁房屋，每月收取定额费用，专门为6～12岁低龄中小学生或幼儿园学生提供午餐服务，一般还提供午休场所。
据顺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支现伟介绍，全区中小学自2020年9月起提供午餐。
即便如此，“小饭桌”对部分家庭来说还是“刚需”。
一位生活在赵全营镇的妈妈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就算学校提供午饭，但学生中午两小时午休时间，吃完饭就只能坐在椅子上休息，对很多孩子来讲很难熬。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小饭桌”，除了提供午餐，饭后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孩子活动、玩耍，或者辅导作业、看动画片，“俩小时孩子们过得也很快乐。”
“小饭桌”已经逐渐从简单的提供接送和午饭、午休服务，发展到集辅导功课、教育孩子、提供餐宿服务的“综合体”。
通过地图查看可以得知，事发“小饭桌”所在地联庄村附近，共有三所学校，分为赵全营中心小学，东管庄小学和板桥中学小学。东管庄小学略近一些，大约距离5公里左右。这片区域隐藏着多家“小饭桌”。
据本刊记者了解，赵全营镇的“小饭桌”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设立在学校街对面，以培训机构名义招生，负责孩子学业辅导、两餐及午休。中午放学时，“小饭桌”经营者会走路去学校门口接孩子，老师拿着姓名册一一核对后交接，午休时间结束，经营者再把孩子们送回学校。这种“小饭桌”一般有独立的门面房和招牌，有的能获得工商许可，相对来讲比较正规。
但人们印象中大多数的“小饭桌”，都是家庭作坊式，主要以提供孩子两餐、午休和临时照看为主。经营者考虑到成本问题，一般会开着班车去附近几个学校轮流接学生。
此次赵全营镇联庄确诊病例经营的“小饭桌”极有可能是这种形式。密切接触者432人，其中有多少是吃“小饭桌”的孩子，官方未公布统计数据。
孩子们中午餐是每人一碗小米粥、几截生黄瓜和肉龙（裹着肉馅的面食）。房间里并未悬挂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民生痛点，监管盲点
相对于饭店、外卖，“小饭桌”常年存在于工商、卫生、教育“三不管”的监管盲区。
早在九年前，媒体就曝光了顺义“小饭桌”的情况：中午放学后，许多孩子，自发组织，前往约定地点集合，由“各自的小饭桌叔叔、阿姨领回家聚餐”。记者暗访了一家“小饭桌”，一座老式居民楼中的两室一厅普通民居。装修简单、厨房很小。孩子们午餐是每人一碗小米粥、几截生黄瓜和肉龙（裹着肉馅的面食）。房间里并未悬挂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北京市顺义区北六环、京密路沿线交通较发达的村镇，居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多在附近中小学“借读”，“小饭桌”价格低廉还能解决中午孩子无人接管问题，成为众多家长的选择。
但是，家长们对“小饭桌”的心态也比较复杂：营养问题讲究不了，卫生只能“赌运”。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人员表示：“小饭桌”比较特殊，是卫生互助形式，非对外营业形式，管理起来不好办。
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在线发帖求助寻找靠谱的小饭桌，从论坛留言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小饭桌”的要求之低——“不打骂孩子”“饭看着干净”就行。
2018年，“小饭桌”在顺义依旧火爆，价格已翻了三倍，变为中餐 管理900元一个月（单日50元）。2019年，北京地区“小饭桌”已涨至每月1000元，媒体依旧在报道卫生和监管问题。
“小饭桌”的存在，让人喜忧参半。它不仅为家长解决了孩子中午吃饭的难题，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但因纯粹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规模较小，条件简陋，隐蔽性强，存在诸多卫生隐患。这些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疫情让这个监管盲点和民生痛点再一次暴露出来。
“小饭桌”需“大监管”
“小饭桌”虽小，却牵动着社会的目光，如何做到合法合理合情监管又考虑到那些需要“小饭桌”的家庭的实际困难，考验着当地政府治理能力和智慧。
近些年，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
2012年4月，南京出台《南京市学生“小饭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小饭桌”的场地、卫生标准、菜样，以及备案公示程序作出详细规定。
2014年，北京市昌平区在全市率先实施“小饭桌”登记备案制度。
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对“小饭桌”进行逐户备案管理，并向社会公开每学期全市备案学生“小饭桌”名单和食品安全等级综合评定结果。
安徽省教育、食药监、工商等多部门也均在探索“小饭桌”的管理办法并寻求新的途径进行规范引导。
“小饭桌”的存在源于客观的市场需求，也暴露了公共服务的不足。政府部门应跳出直接取缔的管理者思维，从民生角度谋求解决之道。
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曾建议出台《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管理条例》，明确经营主体、标准与责任后，可以鼓励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设立“半官方”的托管中心，将其置于校方的监管之下;或由政府牵头建设托管中心，将运营服务外包。另一方面，社区是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基石，政府应拿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资金扶持，鼓励社区自建或和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合作建立托管中心，这样场地、安全和教育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疫情加速了规范化进程。
据顺义区主管负责人介绍，为规范“小饭桌”等托管机构，顺义区将多部门共同参与制定托管场所的相关标准。同时，为满足学生的课后托管需求，顺义区将对各镇街进行现有资源梳理，如托老中心、老年驿站等，研究采取综合改造、错峰使用等方式，建设社区或村级托管中心，为学生课后托管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并同步研究制定托管中心管理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建设或管理托管中心等课后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