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这样真正雅俗共赏、具有专业指导性的选注，是非常受用的。它的确找准了已经历了十年文化建设的读者群的真正需求，既体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又能引导读者接受、掌握这个内在标准。
这部《唐诗卷》最“吃功夫”的部分是传、注，份量在传、注。
诗人小传部分在描述诗人的经历时突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分析诗人精神个性时展现了唐诗的重要“细节”——勃兰兑斯倡导并力行的用细节法写文学史的那种细节，使我们能了解到一些“人”“文”兼具的“过节”。如骆宾王极端自负，总觉得受了委屈，遂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诗咏叹荆轲，所以才以垂暮之年参加讨伐武则天的冒险行动，卢照邻自傲又自卑，“自杀显示了他直面人生的懦弱也显示了他告别人生的勇气”，王勃恃才傲物、藏了逃犯又杀了逃犯灭口，似乎有心理缺陷。
但是缺陷使他们免于千人一面的平庸，浮躁使他们不甘于众口一词的无聊，……恰恰是这种个性使他们的诗摆脱了初唐诗坛的无聊与平庸而有了“气骨”，……就是说，他们的个性、经历、气质使他们的诗歌主题、情感、内涵都与六朝初唐诗歌太不一样了，这正是王、杨、卢、骆在诗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之一。
能够在诗人小传中写清楚诗人所面对的“传统和惯例”，并写透诗人翻出了何种程度的新花样，就不仅仅是在给一个诗人作传而是在写诗史了。如岑参传就是一篇要言不繁的边塞诗小史。“从南北朝到盛唐越来越为人喜爱的边塞主题逐渐被写成了一种‘套语’式的诗歌。”曾两度亲临边塞的岑参“是从以下两方面来超越自身所处的边塞诗传统的。首先，他把注意力从已成固定意象的战争、思念等转移到了带有异国风情的边关景物上来，……其次，岑参在诗歌语言上也极力挣脱传统的樊篱”，“把各体的技巧糅合在最适于抒写边关风情的七言古诗中”。岑参正靠这种走偏锋的创新，开拓出边塞诗的新阶段。而“忘掉革新而只记得复古”的陈子昂，却是个“缺乏文采没有韵味”、“复多而变少”、实际上并不那么伟大的诗人。他之被尊为“唐之诗祖”，纯是一个人工层累而成的误会，他那号称使唐诗幸免变成齐梁余孽的“风骨”“比兴”论“只是《诗大序》、《诗品序》、《文心雕龙·比兴》的唐代再版”而已。
传记批评最便于通过写交游勾勒同代人的相互影响，通过写“学习”交代一个诗人诗风的形成、一个流派的承传及变异情况。韩愈成为一代文宗，除了“险怪”“以文为诗”手法促进了文体的改弦更张，还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奖拔了孟郊、张籍、贾岛、卢仝、樊宗师、李贺，而这些人也众星拱北辰似地使他成了诗坛文坛盟主”。这种小传常常给我们一份“原来如此”的惊异：豪如李白却是盛唐诗人中“学古最多的一个”，并因学得太快而成绩不甚佳。空灵的王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很能全面吸收汉魏六朝诗歌长处”，既学陶渊明的淡旷闲恬，又学了谢灵运、谢一流的精致工巧。“这使得六朝诗歌两大风格在盛唐合而为一，并启迪了中晚唐诗歌的发展路向”。
这些论断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运用，作者大量地动用诗话和笔记，有综合陈说开出新解的气魄。这种有目的的史料编纂学是要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的，一个杜甫小传，仅括弧注明引文出处的就有五十起，还不算明文直述的。完全可以说杜甫小传同时又是一部微型的杜甫研究小史(象这样的小传在全书中比比也)。作者又绝不是在作资料类编，旁征博引是为了展现“子美集开新世界”的方方面面，而突出老杜诗艺之“细”的特征：“‘诗是吾家事’的念头使他全身心地写诗，‘好胜’的性格使他呕心沥血地创新，‘性僻耽佳句’的习惯使他挖空心思地造句”。而老杜素被古今论家所称道的忧君爱民的那一面也被作者用还原法见出了底牌：
就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例，《瓯北诗话》卷二就指出这个对比在《孟子》、《史记》、《淮南子》中已经有过，而这一思想也只是《论语》、《札记·礼运》中某种大同理想或平均主义的唐代诗歌版，对于杜甫这样一个“奉儒守官”又“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文人来说，有这样的人格境界固然难能可贵但也理有必然(《新唐书》卷二○一本传)，在中国富于入世精神的诗歌传统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固然令人敬佩但不能令人惊异，诗歌的一些主题常常是代代沿袭的，沿用传统主题并不能使人成为思想家更不消说成为杰出诗人，因为诗歌显然不能靠你写什么只能靠你怎样写，也就是如何变化、创新诗歌语言技巧来决定诗人的“诗史意义”。
将这样的“史话”兼“书话”的小传与原诗合观，我们便是读建国前那种大字体是观点、论述，小字体是例证的文学史了。不但可以免于受教材式、社论式语体的折磨，还能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抓着唐诗的“把柄”(清初大儒孙奇逢说抓不着“把柄”一无所获)。这种写法(从形式到内容)便摆脱了把文学史当社会史、思想史、社会变化的副产品那种套数了，用大字眼说是显示了诗的本体地位——不再把诗做反映了什么的文献，还了其“语言艺术”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葛兆光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版，7.40元)
这部《唐诗卷》最“吃功夫”的部分是传、注，份量在传、注。
诗人小传部分在描述诗人的经历时突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分析诗人精神个性时展现了唐诗的重要“细节”——勃兰兑斯倡导并力行的用细节法写文学史的那种细节，使我们能了解到一些“人”“文”兼具的“过节”。如骆宾王极端自负，总觉得受了委屈，遂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诗咏叹荆轲，所以才以垂暮之年参加讨伐武则天的冒险行动，卢照邻自傲又自卑，“自杀显示了他直面人生的懦弱也显示了他告别人生的勇气”，王勃恃才傲物、藏了逃犯又杀了逃犯灭口，似乎有心理缺陷。
但是缺陷使他们免于千人一面的平庸，浮躁使他们不甘于众口一词的无聊，……恰恰是这种个性使他们的诗摆脱了初唐诗坛的无聊与平庸而有了“气骨”，……就是说，他们的个性、经历、气质使他们的诗歌主题、情感、内涵都与六朝初唐诗歌太不一样了，这正是王、杨、卢、骆在诗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之一。
能够在诗人小传中写清楚诗人所面对的“传统和惯例”，并写透诗人翻出了何种程度的新花样，就不仅仅是在给一个诗人作传而是在写诗史了。如岑参传就是一篇要言不繁的边塞诗小史。“从南北朝到盛唐越来越为人喜爱的边塞主题逐渐被写成了一种‘套语’式的诗歌。”曾两度亲临边塞的岑参“是从以下两方面来超越自身所处的边塞诗传统的。首先，他把注意力从已成固定意象的战争、思念等转移到了带有异国风情的边关景物上来，……其次，岑参在诗歌语言上也极力挣脱传统的樊篱”，“把各体的技巧糅合在最适于抒写边关风情的七言古诗中”。岑参正靠这种走偏锋的创新，开拓出边塞诗的新阶段。而“忘掉革新而只记得复古”的陈子昂，却是个“缺乏文采没有韵味”、“复多而变少”、实际上并不那么伟大的诗人。他之被尊为“唐之诗祖”，纯是一个人工层累而成的误会，他那号称使唐诗幸免变成齐梁余孽的“风骨”“比兴”论“只是《诗大序》、《诗品序》、《文心雕龙·比兴》的唐代再版”而已。
传记批评最便于通过写交游勾勒同代人的相互影响，通过写“学习”交代一个诗人诗风的形成、一个流派的承传及变异情况。韩愈成为一代文宗，除了“险怪”“以文为诗”手法促进了文体的改弦更张，还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奖拔了孟郊、张籍、贾岛、卢仝、樊宗师、李贺，而这些人也众星拱北辰似地使他成了诗坛文坛盟主”。这种小传常常给我们一份“原来如此”的惊异：豪如李白却是盛唐诗人中“学古最多的一个”，并因学得太快而成绩不甚佳。空灵的王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很能全面吸收汉魏六朝诗歌长处”，既学陶渊明的淡旷闲恬，又学了谢灵运、谢
这些论断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运用，作者大量地动用诗话和笔记，有综合陈说开出新解的气魄。这种有目的的史料编纂学是要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的，一个杜甫小传，仅括弧注明引文出处的就有五十起，还不算明文直述的。完全可以说杜甫小传同时又是一部微型的杜甫研究小史(象这样的小传在全书中比比也)。作者又绝不是在作资料类编，旁征博引是为了展现“子美集开新世界”的方方面面，而突出老杜诗艺之“细”的特征：“‘诗是吾家事’的念头使他全身心地写诗，‘好胜’的性格使他呕心沥血地创新，‘性僻耽佳句’的习惯使他挖空心思地造句”。而老杜素被古今论家所称道的忧君爱民的那一面也被作者用还原法见出了底牌：
就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例，《瓯北诗话》卷二就指出这个对比在《孟子》、《史记》、《淮南子》中已经有过，而这一思想也只是《论语》、《札记·礼运》中某种大同理想或平均主义的唐代诗歌版，对于杜甫这样一个“奉儒守官”又“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的文人来说，有这样的人格境界固然难能可贵但也理有必然(《新唐书》卷二○一本传)，在中国富于入世精神的诗歌传统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固然令人敬佩但不能令人惊异，诗歌的一些主题常常是代代沿袭的，沿用传统主题并不能使人成为思想家更不消说成为杰出诗人，因为诗歌显然不能靠你写什么只能靠你怎样写，也就是如何变化、创新诗歌语言技巧来决定诗人的“诗史意义”。
将这样的“史话”兼“书话”的小传与原诗合观，我们便是读建国前那种大字体是观点、论述，小字体是例证的文学史了。不但可以免于受教材式、社论式语体的折磨，还能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抓着唐诗的“把柄”(清初大儒孙奇逢说抓不着“把柄”一无所获)。这种写法(从形式到内容)便摆脱了把文学史当社会史、思想史、社会变化的副产品那种套数了，用大字眼说是显示了诗的本体地位——不再把诗做反映了什么的文献，还了其“语言艺术”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葛兆光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版，7.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