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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的一大焦点，触发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日益显示出瓦解迹象，以及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显著崛起，为人们思考世界秩序的未来提供了新的视角。
谁的全球秩序？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或者“自由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世界的基本现实之一。这里的所谓“自由”是美国作为其主导者自我设定的一种普遍和超越国别的价值。
由于美国在全球性的“自由秩序”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发挥了中心领导者的作用，1945年以来，“自由秩序”往往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人甚至把“自由秩序”与“美国秩序”划等号。但我认为，把“自由秩序”等同于“美国秩序”是不正确的。
“自由秩序”是属于全世界的，而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以联合国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自由秩序”，也就是说，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宗旨的世界秩序就是自由秩序。
二战后世界秩序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贸易治理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国际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反映了自由秩序的經济方面。二十国集团（G20）代表着全球化的混合的自由经济秩序。
从世界秩序的演化史来看，自由秩序是世界秩序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发展。可惜，学术界对这一秩序存在的深刻理由的认识仍是严重不足的。
改革势在必行
自由秩序有其局限性。代表自由秩序的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原始性的“设计缺陷”，这一秩序具有强烈的西方主导性（即所谓“西方的自由秩序”），而主导国美国往往视其国家利益高于“自由秩序”所代表的全球利益，并且把其国家价值凌驾于全球价值之上，对全球价值进行强行改造。于是，“自由秩序”被利用，长期为美国的全球统治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服务。美国控制着自由秩序的准入并主导其游戏规则，指责有的自由秩序的成员“免费搭车”。
所以，“自由秩序”也面对着必须加以改善、改革的进化问题，而任何改善、改革的动议和行动，最终如果缺少实质进展，将导致这一秩序的可持续性更加成为问题，甚至陷入长期衰退并最终瓦解。
正如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显示的那样，在全球层面上，“自由秩序”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自由秩序是如何构成的——谁是自由秩序的成员（类似谁是欧盟的成员）。也就是说，如何成为“自由秩序”的一部分，以及如何退出“自由秩序”（如同英国如何退出欧盟一样）？
一般而言，如同英国加入欧盟一样，加入“自由秩序”并非易事，都需要艰苦的谈判。某国一旦加入“自由秩序”，不管是否完全，例如仅在经济意义和条件上加入“自由秩序”，就与“自由秩序”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关系，退出“自由秩序”比加入它还要困难。这如同结婚非易事，离婚比结婚更难。
当一个国家退出某种秩序后，如果彼此形成的新型关系是良性的，作为替代，这是不错的；但也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种不好的前景，即脱离“自由秩序”后，在历史纠葛和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与“自由秩序”不断产生摩擦、紧张甚至冲突。
中国与现行秩序
中国与现行“自由秩序”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和政策议题。有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对“自由秩序”不可原谅的无知和令人痛心的误解。事实上，中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奠基者和合伙人之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场，作为战胜国是联合国及与相关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始国之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贡献是历史事实。
但是后来，由于全球冷战和中国的国内变化等原因，中国与“自由秩序”的关系发生倒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相继恢复了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成员地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截至目前，中国是所有全球性政府间组织的成员，与欧盟等地区性的“自由秩序”建立了外交关系，且不断加深与全球治理机构的关系。
中国还是全球治理机构中的主要改革者。2016年10月，中国货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SDRs）。中国支持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加强全球自由贸易，而且身体力行，在国内设立了多个自贸区，与其他国家积极商谈、实践各种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还倡议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
应该说，作为非西方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秩序从“西方的自由秩序”向“全球的自由秩序”转型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框架下，中国也已成为全球发展和国际维和的主力之一。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现在是全球“自由秩序”的一部分。而长远来看，一个全球的、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主张和利益的“自由秩序”就是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全球“自由秩序”的支持下实现的。展望未来，中国与 “自由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又将是怎样的呢？这恐怕是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真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摘自《世界知识》）
谁的全球秩序？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或者“自由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化世界的基本现实之一。这里的所谓“自由”是美国作为其主导者自我设定的一种普遍和超越国别的价值。
由于美国在全球性的“自由秩序”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发挥了中心领导者的作用，1945年以来，“自由秩序”往往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人甚至把“自由秩序”与“美国秩序”划等号。但我认为，把“自由秩序”等同于“美国秩序”是不正确的。
“自由秩序”是属于全世界的，而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以联合国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自由秩序”，也就是说，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宗旨的世界秩序就是自由秩序。
二战后世界秩序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贸易治理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国际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反映了自由秩序的經济方面。二十国集团（G20）代表着全球化的混合的自由经济秩序。
从世界秩序的演化史来看，自由秩序是世界秩序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发展。可惜，学术界对这一秩序存在的深刻理由的认识仍是严重不足的。
改革势在必行
自由秩序有其局限性。代表自由秩序的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原始性的“设计缺陷”，这一秩序具有强烈的西方主导性（即所谓“西方的自由秩序”），而主导国美国往往视其国家利益高于“自由秩序”所代表的全球利益，并且把其国家价值凌驾于全球价值之上，对全球价值进行强行改造。于是，“自由秩序”被利用，长期为美国的全球统治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服务。美国控制着自由秩序的准入并主导其游戏规则，指责有的自由秩序的成员“免费搭车”。
所以，“自由秩序”也面对着必须加以改善、改革的进化问题，而任何改善、改革的动议和行动，最终如果缺少实质进展，将导致这一秩序的可持续性更加成为问题，甚至陷入长期衰退并最终瓦解。
正如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显示的那样，在全球层面上，“自由秩序”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自由秩序是如何构成的——谁是自由秩序的成员（类似谁是欧盟的成员）。也就是说，如何成为“自由秩序”的一部分，以及如何退出“自由秩序”（如同英国如何退出欧盟一样）？
一般而言，如同英国加入欧盟一样，加入“自由秩序”并非易事，都需要艰苦的谈判。某国一旦加入“自由秩序”，不管是否完全，例如仅在经济意义和条件上加入“自由秩序”，就与“自由秩序”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关系，退出“自由秩序”比加入它还要困难。这如同结婚非易事，离婚比结婚更难。
当一个国家退出某种秩序后，如果彼此形成的新型关系是良性的，作为替代，这是不错的；但也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种不好的前景，即脱离“自由秩序”后，在历史纠葛和现实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与“自由秩序”不断产生摩擦、紧张甚至冲突。
中国与现行秩序
中国与现行“自由秩序”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和政策议题。有关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对“自由秩序”不可原谅的无知和令人痛心的误解。事实上，中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奠基者和合伙人之一。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场，作为战胜国是联合国及与相关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始国之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贡献是历史事实。
但是后来，由于全球冷战和中国的国内变化等原因，中国与“自由秩序”的关系发生倒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相继恢复了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成员地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截至目前，中国是所有全球性政府间组织的成员，与欧盟等地区性的“自由秩序”建立了外交关系，且不断加深与全球治理机构的关系。
中国还是全球治理机构中的主要改革者。2016年10月，中国货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SDRs）。中国支持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加强全球自由贸易，而且身体力行，在国内设立了多个自贸区，与其他国家积极商谈、实践各种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还倡议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
应该说，作为非西方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秩序从“西方的自由秩序”向“全球的自由秩序”转型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框架下，中国也已成为全球发展和国际维和的主力之一。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现在是全球“自由秩序”的一部分。而长远来看，一个全球的、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主张和利益的“自由秩序”就是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全球“自由秩序”的支持下实现的。展望未来，中国与 “自由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又将是怎样的呢？这恐怕是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真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