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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千千万万的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在烽烟四起、刀光剑影中豪气冲天，英勇作战，视死如归，写就了一页页革命英雄壮丽诗篇。其中，耐人寻味而极富传奇色彩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堪称绝妙“护身符”之银元救命的神奇故事。
毛泽东：用两块银元救回自己一条命
1927年秋，南昌起义的硝烟还未散尽，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卢德铭警卫团原定参加南昌起义，但因为南昌起义突发，他们没有赶上暴动，只好停留湖南一带。8月下旬，毛泽东指令他们和平江、浏阳、安源等地工农义勇队合编为一个师，其中，警卫团为第1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3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第2团。三个团一起号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在9月9日举行。8月底，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及安源俱乐部党员易子义从安源出发去铜鼓，组织第3团暴动。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易子义改名为易绍钦。他们抄小路，绕过敌人盘踞的萍乡，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第二天一早，他们正在客店吃早餐，忽然外面一片狗叫声，接着又是阵阵叫喊声。毛泽东问店老板：“外头在干么子呀？”
老板回答说：“准是‘铲共团’在抓人哩，三天两头闹腾一回；哪晓得有这么多的共产党！”
话音刚落，几个手持梭镖的团丁就进了屋。一个团丁边上下打量，边恶狠狠地问：“你们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去？”
“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毛泽东抬头瞥了团丁一眼，镇定自若地答道。
“有证件吗？”另一个团丁跟着盘问。
“有。”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递过去，“你看！是矿上的证明。”
几个团丁凑在一起，左看右看，没什么破绽，把证明信交给毛泽东，刚要转身离去，又进来一个挎着短枪的小头目。他歪着脑袋问团丁们：
“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队长，我们查过了，他们是采购员。”其中一个团丁快言快语地回答。
“采购员？”被称为队长的人凑近前，把毛泽东三人上下打量一番：“我看不像，倒有点像共产党。”
“老总，别误会，我们是采购员，要么，你再看看证件？”潘心源说。
“少废话。把他们通通带到团部去审问，若查出是共产党或者嫌疑犯，立即就地正法。”
团丁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毛泽东等人押出门外。此时外面还有十几个团丁抓了不少“共产党嫌疑犯”，而且都用绳子绑着。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等人，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
结果，毛泽东他们就没有被捆，但是被团丁们押在一串人后面走着，前往民团总部。
刚离开张家坊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后，他们开始抽烟、说话，对“犯人”也有所放松。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心想一定得想办法逃走。他趁着团丁吸烟借火的工夫，急步走近潘心源，轻声地问：“钱拿好了吗？”
潘心源回答：“捆在里面，一下子拿不出来。”
“也罢！”毛泽东接着说。其实，他身上还有些钱，只是想与潘心源通报一下“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团丁要毛泽东加快脚步，不要落队。毛泽东看见前边路上有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就计上心来。到了石头跟前，装作没看见，故意让石头绊了一跤，然后停下来用手捂着脚直喊疼。
“谁让你停下啦，快走！快走！”一个团丁冲毛泽东喊道。
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子义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又有意地加快了脚步，结果这就使一行人拉成了两段。然后，毛泽东把手伸进口袋，故意把银元弄得叮当直响。顿时，他身边的团丁眼睛睁大了许多，并有意靠近毛泽东。毛泽东看是时候了，侧过身去问团丁：“大哥，尊姓大名，家境如何？”
团丁朝前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本人姓黄，家里五口人，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
毛泽东有意挨着他并排走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给他说：“黄大哥，这点钱，莫要嫌弃，有空去买碗茶喝。”
团丁接过钱迅速放进贴身的衣袋里。
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路在前面拐了一个大弯，走在前头的看不见后头，而路的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山林，易于躲避。于是，毛泽东有意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
“不远了！”团丁回答着，并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跑了。
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就赶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才喊：“不好了，跑了一个，跑了一个！”
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就往后追。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在前面的潘心源故意大声喊道：“你们大白日到处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
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愣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
“又跑了一个！”几个团丁异口同声地喊。
民团队长看情况不妙，赶忙吹起口哨，命一部分团丁留在路上看守，自己指挥一部分团丁去追赶易子义。这时，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又提高嗓门喊：“弟兄们，还不赶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朝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
毛泽东往后跑十几步后，就拐进山林里朝山上跑。不巧，被一个团丁看见了身影，高喊着：“朝山上跑了！他朝山上跑了！” 团丁边喊边追。几个朝后追的团丁听见喊声，掉转头也朝山上追去。毛泽东翻过山头，跑到山脚下，前面又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前就没地方躲了。天无绝人之路。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四周草长得很高。这时后边追赶的团丁越来越近，别无选择，他急忙跳下水塘，匍匐在塘边的草丛里，把整个身子泡在水中。
这时，几个团丁追过来，却找不见毛泽东了。
“妈的，刚才还在前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了呢？”
“长了翅膀不成？肯定就在附近藏着，搜！”团丁们嚷嚷着。
团丁们开始围着水塘搜，他们排着横队转了一圈又一圈，毛泽东用手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他们用梭镖在草丛里乱刺，几次差点儿戳在毛泽东的头上、身上，毛泽东闭上眼睛，心想：完了。没想到，梭镖又抽了回去。
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了，几个团丁搜寻了一阵不见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水塘。团丁一走，毛泽东马上从水塘草丛中爬上来，为避免暴露，他又回到山林草丛中穿行。
经过两天的跋山涉水，毛泽东终于来到了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突然，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手提枪杆喊：“干什么的？站住！”毛泽东回答：“同你们一样。”
义勇军战士又问：“有介绍信吗？”
毛泽东说：“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
“没有介绍信，只好委屈你先抓起来再说。”
就这样，毛泽东被黑布蒙上了眼睛，被押到义勇军负责人陈知峰的面前。陈知峰问：“你是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从安源来，名叫毛泽东。”
“啊！”陈知峰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押送的队员赶紧给毛泽东松绑，并亲手解下蒙眼的黑布。陈知峰仔细一看，果然是毛委员，歉意地说：“弄错了，弄错了。”
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夸奖说：“你部下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说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陈知峰，你可知道，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所以迟到了。”
接着，毛泽东讲述了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最后说，“我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这一天，时逢旧历八月十五，毛泽东和3团官兵一起会餐，欢度中秋佳节。随后，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分析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任务。最后，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
第二天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毛泽东和第3团起义了。在此前一日，即9月9日，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1团，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在修水率第1团宣布起义。但是，起义后，由于敌人的反扑，第1团没有按原计划前往铜鼓同第3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毛泽东和第3团起义后，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也起义，并组成第2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样，秋收暴动形成三路人马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
当夜，潘心源和易子义他们也回来了，大家说着各自的逃跑经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银元管用！两块银元救了我一条命。”
罗荣桓：一块银元立奇功
1927年11月，“三湾改编”后到达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尤其是攻下茶陵县城后缴获颇丰。战斗结束后，军领导给每个干部发了一块作为零用钱的银元。时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当然也不例外。
在那 “红米饭，南瓜汤”的艰苦岁月，一块银元可是了不起的“家当”。罗荣桓小心翼翼地把这块“宝贝”放在上衣口袋里。
两个多月后，又一次战斗打响了。没有想到，这块银元竟在这次战斗中立下了奇功。
当时敌我双方交战激烈，罗荣桓正准备带领战士们冲锋时，突然感到胸前像是被重重打了一拳。但他来不及多想和仔细查看，便同战士们冲出了阵地。
战斗结束后，罗荣桓才发现，自己的上衣口袋烧出了一个洞，用手一摸，那块银元居然还在。
罗荣桓把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起方才战斗的情景，仔细一瞧，银元上有了一个凹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敌人射来的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才使他幸免于难。
罗荣桓手握那枚还带着他体温的银元，感慨地说：“亏了它保驾，不然我早就去见阎王了！”
说罢，罗荣桓深情地把那块救命的银元看了又看，尔后便用一块白布精心包裹起来，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并将袋口牢牢地扎紧，珍藏在身。
从此，这块银元就成了罗荣桓须臾不离的伙伴，与他一起南征北战了10多个春秋。即便是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舍不得拿出这块银元来救急用——“没有东西下饭，也决不能动它！”；他爱书如命，就是不动那块银元；他和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尽管穷困极至到去搜罗点干树叶来解抽烟之馋，但还是不忍心动他这块银元……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赴抗日前线离别延安时，将自己的这枚救命银元交给妻子林月琴，叮嘱她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做护身符。
许多年后，每当罗荣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激动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多次无限深情地说：“这块银元，不仅救过我的一条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见证，轻易把它用掉，实在是舍不得啊！”
梁兴初：真假银元成了神奇救命物
梁兴初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打响，在龙冈围歼张辉瓒18师的激烈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在连中3弹，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同敌人搏斗拼杀，直到战斗结束，前面传来兄弟连队活捉了张辉瓒时，这名勇敢的战士才被战友抬下去治疗。
几天之后，梁兴初能下地走动了。一天，他由护理战士搀着走出红军医院，来到村外走走，当他们走到村边的一家独屋时，一阵妇女“嘤嘤”的啜泣声传来，很是悲凄，梁兴初听得仔细，便一瘸一拐地循声而去，发现是一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捶胸顿足，并不断诅骂“挨刀剁的！没良心的！” 梁兴初上去问明妇女，原来是她的丈夫患重病急需钱抓药，无奈中将自己亲手喂大的两只大灰鹅担到集市上卖，结果被地痞用一块假银元买走了鹅，妇女来到药店抓药时才得知这是假银元。随即，妇女马上找到那个地痞，谁知地痞反而倒打一耙，硬说妇女在诬陷他。
这位妇女叙述完又是一顿悲天怆地嚎啕大哭。此情此景激起了梁兴初的愤慨与同情。于是，他从贴心衣袋里摸出一块带有体温的银元递给妇女说：“大叔治病要紧，快去抓药吧。”这妇女对恩人梁兴初感激涕零，几欲下跪。
这枚银元是梁兴初入伍离家时，母亲将自己仅有的一枚银元塞给他以备急用的。临走时梁兴初还特地向该妇女要了那枚假银元作为纪念。
1931年8月11日，第三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打响。梁兴初率领连队进到黄陂附近，担任主攻任务。中午时分，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他们连队冒着大雨发起攻击。战斗中，梁兴初先后两次负伤，尤其是第二次，战友们看到他被子弹击中左胸部后仰面倒下，副连长和通讯员以为他“光荣”了，打算抬他下火线，可就在这当儿，梁兴初又爬起来，大吼一声继续指挥连队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全连战士见到自己的指挥员受了伤仍坚持战斗，个个似猛虎下山，打得主动，打得顽强，很快就突入黄陂，协同兄弟部队共同歼灭敌八师两个团，取得了黄陂战斗的大胜利，梁兴初因此获得“模范连长”光荣称号和红星奖章一枚，连队也荣获“战斗模范连”。战斗结束后，医生给梁兴初治疗，通过全面检查发现梁兴初只是左腿上和腰部受了点外伤，左胸部竟然无恙，原来是左内衣口袋里的这枚假银元救了他一命。战友们纷纷说：“这是好心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梁兴初则说是人民救了他。
以后，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长征路上，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崔庄和甲子山等战斗中，梁兴初一直带着这枚具有纪念意义的假银元，出生入死，虽然多次负伤，但都无大碍。这枚假银元让梁兴初看到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迫切性，增添了他战斗的勇气。
无巧不成书，还是这枚假银元又一次“搭救”了他。那是解放战争时的辽沈战役中，他指挥10师与5倍于己之敌，在黑山地区进行了连续3天的顽强阻击战，寸土未丢，为辽沈战役大捷作出了重大贡献。黑山阻击战将结束时，梁兴初跃出壕沟，一颗罪恶的子弹直射他胸部，警卫人员还未反应过来，梁兴初就倒下了，几位警卫和工作人员慌了手脚，正欲抱起他时，梁兴初却推开几位战士，若无其事地说：“没事，没事！”
梁兴初带着这枚“银元”，从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模范连长”到抗日战场上的“梁老虎”，解放战争中的“虎将”和抗美援朝的“万岁军”，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恶战、血战、硬仗、胜仗，多次受到嘉奖。电影工作者创作的《黑山阻击战》，就是以他指挥的战斗为原型；作家魏巍在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讴歌的志愿军英雄，就是以他指挥的松骨峰战斗为背景写的。这些均成为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曾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人。
程书勋：一块银元救了群众一家的命
程书勋（程福勋、程书训、程树勋），原名程兴文（新文），人称“程老五”、“五大头”，出生于1889年，山东省定陶县大刘楼村人。曾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五分区（鲁西南）十四团团长。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在残酷而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程书勋善于深入虎穴，洞察敌情、瓦解敌人，在战斗中巧妙地打击或歼灭敌人，不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战绩卓著，为鲁西南的翻身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0年11月，程书勋因病殉职，后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1943年，是中国抗战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为支援“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中国占领区钢铁、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的疯狂掠夺，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摩擦与封锁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同时，冀鲁豫边区连续三年受灾。1941年，麦秋粮食大减产，1942年又久旱不雨，小麦大麦颗粒无收，土地干裂，早秋作物枯焦。到1943年，旱情不减，又发蝗灾，蝗虫铺天盖地，经过处农田尽成赤地，广大灾民几乎已到了饿死的边缘。老百姓一个个背井离乡、扶老携幼去逃荒、下关东，抛儿弃婴者，举目可见。一时间，鲁西南日、伪、顽、会、匪“五鬼”横行，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程书勋领导的定陶县抗日游击队的生存也同样遇到了极大危机。
早春的一天上午，程书勋率游击队外出执行任务，途经马集。马集是定陶城西的一个大集镇，距日军占据的县城有十几里光景，属于定陶城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也是定陶县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
恰巧今天是马集会，路上不时可以看到陆陆续续的人们前去赶集，有的用红车子推着货物，有的胳膊上挎着空空的篮子，还有的衣衫褴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远远望去可以看到集镇上人头攒动，一片喧嚣。
程书勋带领着几十个人的队伍，都身着便衣，行走在马集的集市中。
集市两边稀稀拉拉摆放着一些固定商贩的摊子，大都是一些洋油洋布、食盐酸醋、针头线脑等，还有一些附近百姓带来的一点农产品，象土布、草鸡、大枣、花生，就摆放在路边的地上，自己也软软地席地而坐。举目望去，那熙熙攘攘赶集的人们，大多面带菜色，有气无力，走路摇摇晃晃，街上还可看到拄着拐棍沿门乞讨的老人，饥饿难耐的孩子也不时发出呼爹唤娘的惨叫。
一路走来，看到父老乡亲如此凄凉，程书勋心情十分的沉重：这两年群众的光景确实苦啊，这都是鬼子汉奸祸害的啊！
身边的战士们心里也很难受，谁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
正在这时，路边的一个情景让程书勋停下了脚步：一个中年妇女昏倒在了路边上，几个赶集的百姓正把她扶起，端着碗往她嘴里灌水，只见那妇女身前还放着一块小包袱，摊开着，上面是一小捆家织的土布。
中年妇女面如土色，刚刚从昏迷中被救醒，两眼热泪横流，嘴里哽咽着。程书勋感觉眼熟，近前一看，不由地一惊：这不是大刘楼的柳大姐嘛！（注：“大姐”在鲁西南方言里是长辈对已婚的妇女的称呼）
这时，就见柳大姐眼睛一亮，随即挣扎着身子坐了起来，对着他叫了一声：“五叔！”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显然，她认出了程书勋。
对于柳大姐的家庭情况，程书勋当然熟悉，知道她家世代贫苦，没有一寸土地，全家都给东家种地，家里劳力又少，而且上有年迈的公公婆婆，下面还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平时生活就很艰难，这又遇到灾年，全家更是走投无路，无以为生。
昨天，柳大姐家就彻底断了粮，全家煮了一锅红薯叶子充饥。所以今天一大早，柳大姐饭未吃一口，起床就出了门，带着她一春天织的土布，迈着一双小脚，艰难地步行十里路，去赶马集会，指望着能卖了布，换点粮食，抵挡几天。
可是，土布在那里摆了两三个时辰，也未卖出。柳大姐则饿得头晕眼花，再也支撑不住了，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听了柳大姐断断续续的讲述，程书勋的心里不由地一酸：这一家子真是太难了，要饿死人喽！
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了怀里，摸出一块银元，放在柳大姐的手里，说了句：“去买点粮吧！”然后站起身，带着队伍扭头就走。
当时的鲁西南已极端贫困，一块银元可买100张大饼，三块钱可买一亩好地或三间平房。望着远去的程书勋，柳大姐用那呜咽的声音又大叫了一声“五叔！”眼中噙满了泪水。
就这样，柳大姐一家，靠一块银元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全家无一人饿死。
后来，她为了表示对五叔的感激，决意将自己的四子认与程鹏云（程书勋的儿子）为“干儿”，程书勋无奈，只好应允。
毛泽东：用两块银元救回自己一条命
1927年秋，南昌起义的硝烟还未散尽，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卢德铭警卫团原定参加南昌起义，但因为南昌起义突发，他们没有赶上暴动，只好停留湖南一带。8月下旬，毛泽东指令他们和平江、浏阳、安源等地工农义勇队合编为一个师，其中，警卫团为第1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3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第2团。三个团一起号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在9月9日举行。8月底，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及安源俱乐部党员易子义从安源出发去铜鼓，组织第3团暴动。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易子义改名为易绍钦。他们抄小路，绕过敌人盘踞的萍乡，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第二天一早，他们正在客店吃早餐，忽然外面一片狗叫声，接着又是阵阵叫喊声。毛泽东问店老板：“外头在干么子呀？”
老板回答说：“准是‘铲共团’在抓人哩，三天两头闹腾一回；哪晓得有这么多的共产党！”
话音刚落，几个手持梭镖的团丁就进了屋。一个团丁边上下打量，边恶狠狠地问：“你们从哪儿来的，干什么去？”
“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毛泽东抬头瞥了团丁一眼，镇定自若地答道。
“有证件吗？”另一个团丁跟着盘问。
“有。”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递过去，“你看！是矿上的证明。”
几个团丁凑在一起，左看右看，没什么破绽，把证明信交给毛泽东，刚要转身离去，又进来一个挎着短枪的小头目。他歪着脑袋问团丁们：
“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队长，我们查过了，他们是采购员。”其中一个团丁快言快语地回答。
“采购员？”被称为队长的人凑近前，把毛泽东三人上下打量一番：“我看不像，倒有点像共产党。”
“老总，别误会，我们是采购员，要么，你再看看证件？”潘心源说。
“少废话。把他们通通带到团部去审问，若查出是共产党或者嫌疑犯，立即就地正法。”
团丁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毛泽东等人押出门外。此时外面还有十几个团丁抓了不少“共产党嫌疑犯”，而且都用绳子绑着。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等人，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
结果，毛泽东他们就没有被捆，但是被团丁们押在一串人后面走着，前往民团总部。
刚离开张家坊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后，他们开始抽烟、说话，对“犯人”也有所放松。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心想一定得想办法逃走。他趁着团丁吸烟借火的工夫，急步走近潘心源，轻声地问：“钱拿好了吗？”
潘心源回答：“捆在里面，一下子拿不出来。”
“也罢！”毛泽东接着说。其实，他身上还有些钱，只是想与潘心源通报一下“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团丁要毛泽东加快脚步，不要落队。毛泽东看见前边路上有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就计上心来。到了石头跟前，装作没看见，故意让石头绊了一跤，然后停下来用手捂着脚直喊疼。
“谁让你停下啦，快走！快走！”一个团丁冲毛泽东喊道。
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子义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又有意地加快了脚步，结果这就使一行人拉成了两段。然后，毛泽东把手伸进口袋，故意把银元弄得叮当直响。顿时，他身边的团丁眼睛睁大了许多，并有意靠近毛泽东。毛泽东看是时候了，侧过身去问团丁：“大哥，尊姓大名，家境如何？”
团丁朝前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本人姓黄，家里五口人，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
毛泽东有意挨着他并排走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给他说：“黄大哥，这点钱，莫要嫌弃，有空去买碗茶喝。”
团丁接过钱迅速放进贴身的衣袋里。
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路在前面拐了一个大弯，走在前头的看不见后头，而路的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山林，易于躲避。于是，毛泽东有意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
“不远了！”团丁回答着，并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跑了。
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就赶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身影才喊：“不好了，跑了一个，跑了一个！”
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就往后追。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在前面的潘心源故意大声喊道：“你们大白日到处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
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愣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
“又跑了一个！”几个团丁异口同声地喊。
民团队长看情况不妙，赶忙吹起口哨，命一部分团丁留在路上看守，自己指挥一部分团丁去追赶易子义。这时，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又提高嗓门喊：“弟兄们，还不赶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朝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
毛泽东往后跑十几步后，就拐进山林里朝山上跑。不巧，被一个团丁看见了身影，高喊着：“朝山上跑了！他朝山上跑了！” 团丁边喊边追。几个朝后追的团丁听见喊声，掉转头也朝山上追去。毛泽东翻过山头，跑到山脚下，前面又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前就没地方躲了。天无绝人之路。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四周草长得很高。这时后边追赶的团丁越来越近，别无选择，他急忙跳下水塘，匍匐在塘边的草丛里，把整个身子泡在水中。
这时，几个团丁追过来，却找不见毛泽东了。
“妈的，刚才还在前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了呢？”
“长了翅膀不成？肯定就在附近藏着，搜！”团丁们嚷嚷着。
团丁们开始围着水塘搜，他们排着横队转了一圈又一圈，毛泽东用手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他们用梭镖在草丛里乱刺，几次差点儿戳在毛泽东的头上、身上，毛泽东闭上眼睛，心想：完了。没想到，梭镖又抽了回去。
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了，几个团丁搜寻了一阵不见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水塘。团丁一走，毛泽东马上从水塘草丛中爬上来，为避免暴露，他又回到山林草丛中穿行。
经过两天的跋山涉水，毛泽东终于来到了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突然，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手提枪杆喊：“干什么的？站住！”毛泽东回答：“同你们一样。”
义勇军战士又问：“有介绍信吗？”
毛泽东说：“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
“没有介绍信，只好委屈你先抓起来再说。”
就这样，毛泽东被黑布蒙上了眼睛，被押到义勇军负责人陈知峰的面前。陈知峰问：“你是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从安源来，名叫毛泽东。”
“啊！”陈知峰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押送的队员赶紧给毛泽东松绑，并亲手解下蒙眼的黑布。陈知峰仔细一看，果然是毛委员，歉意地说：“弄错了，弄错了。”
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夸奖说：“你部下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说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陈知峰，你可知道，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所以迟到了。”
接着，毛泽东讲述了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最后说，“我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这一天，时逢旧历八月十五，毛泽东和3团官兵一起会餐，欢度中秋佳节。随后，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在会上，毛泽东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分析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任务。最后，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
第二天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毛泽东和第3团起义了。在此前一日，即9月9日，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1团，就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在修水率第1团宣布起义。但是，起义后，由于敌人的反扑，第1团没有按原计划前往铜鼓同第3团会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毛泽东和第3团起义后，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也起义，并组成第2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样，秋收暴动形成三路人马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
当夜，潘心源和易子义他们也回来了，大家说着各自的逃跑经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银元管用！两块银元救了我一条命。”
罗荣桓：一块银元立奇功
1927年11月，“三湾改编”后到达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尤其是攻下茶陵县城后缴获颇丰。战斗结束后，军领导给每个干部发了一块作为零用钱的银元。时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当然也不例外。
在那 “红米饭，南瓜汤”的艰苦岁月，一块银元可是了不起的“家当”。罗荣桓小心翼翼地把这块“宝贝”放在上衣口袋里。
两个多月后，又一次战斗打响了。没有想到，这块银元竟在这次战斗中立下了奇功。
当时敌我双方交战激烈，罗荣桓正准备带领战士们冲锋时，突然感到胸前像是被重重打了一拳。但他来不及多想和仔细查看，便同战士们冲出了阵地。
战斗结束后，罗荣桓才发现，自己的上衣口袋烧出了一个洞，用手一摸，那块银元居然还在。
罗荣桓把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起方才战斗的情景，仔细一瞧，银元上有了一个凹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敌人射来的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才使他幸免于难。
罗荣桓手握那枚还带着他体温的银元，感慨地说：“亏了它保驾，不然我早就去见阎王了！”
说罢，罗荣桓深情地把那块救命的银元看了又看，尔后便用一块白布精心包裹起来，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并将袋口牢牢地扎紧，珍藏在身。
从此，这块银元就成了罗荣桓须臾不离的伙伴，与他一起南征北战了10多个春秋。即便是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舍不得拿出这块银元来救急用——“没有东西下饭，也决不能动它！”；他爱书如命，就是不动那块银元；他和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尽管穷困极至到去搜罗点干树叶来解抽烟之馋，但还是不忍心动他这块银元……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赴抗日前线离别延安时，将自己的这枚救命银元交给妻子林月琴，叮嘱她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做护身符。
许多年后，每当罗荣桓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激动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多次无限深情地说：“这块银元，不仅救过我的一条命，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见证，轻易把它用掉，实在是舍不得啊！”
梁兴初：真假银元成了神奇救命物
梁兴初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打响，在龙冈围歼张辉瓒18师的激烈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在连中3弹，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同敌人搏斗拼杀，直到战斗结束，前面传来兄弟连队活捉了张辉瓒时，这名勇敢的战士才被战友抬下去治疗。
几天之后，梁兴初能下地走动了。一天，他由护理战士搀着走出红军医院，来到村外走走，当他们走到村边的一家独屋时，一阵妇女“嘤嘤”的啜泣声传来，很是悲凄，梁兴初听得仔细，便一瘸一拐地循声而去，发现是一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捶胸顿足，并不断诅骂“挨刀剁的！没良心的！” 梁兴初上去问明妇女，原来是她的丈夫患重病急需钱抓药，无奈中将自己亲手喂大的两只大灰鹅担到集市上卖，结果被地痞用一块假银元买走了鹅，妇女来到药店抓药时才得知这是假银元。随即，妇女马上找到那个地痞，谁知地痞反而倒打一耙，硬说妇女在诬陷他。
这位妇女叙述完又是一顿悲天怆地嚎啕大哭。此情此景激起了梁兴初的愤慨与同情。于是，他从贴心衣袋里摸出一块带有体温的银元递给妇女说：“大叔治病要紧，快去抓药吧。”这妇女对恩人梁兴初感激涕零，几欲下跪。
这枚银元是梁兴初入伍离家时，母亲将自己仅有的一枚银元塞给他以备急用的。临走时梁兴初还特地向该妇女要了那枚假银元作为纪念。
1931年8月11日，第三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打响。梁兴初率领连队进到黄陂附近，担任主攻任务。中午时分，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他们连队冒着大雨发起攻击。战斗中，梁兴初先后两次负伤，尤其是第二次，战友们看到他被子弹击中左胸部后仰面倒下，副连长和通讯员以为他“光荣”了，打算抬他下火线，可就在这当儿，梁兴初又爬起来，大吼一声继续指挥连队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全连战士见到自己的指挥员受了伤仍坚持战斗，个个似猛虎下山，打得主动，打得顽强，很快就突入黄陂，协同兄弟部队共同歼灭敌八师两个团，取得了黄陂战斗的大胜利，梁兴初因此获得“模范连长”光荣称号和红星奖章一枚，连队也荣获“战斗模范连”。战斗结束后，医生给梁兴初治疗，通过全面检查发现梁兴初只是左腿上和腰部受了点外伤，左胸部竟然无恙，原来是左内衣口袋里的这枚假银元救了他一命。战友们纷纷说：“这是好心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梁兴初则说是人民救了他。
以后，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长征路上，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崔庄和甲子山等战斗中，梁兴初一直带着这枚具有纪念意义的假银元，出生入死，虽然多次负伤，但都无大碍。这枚假银元让梁兴初看到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迫切性，增添了他战斗的勇气。
无巧不成书，还是这枚假银元又一次“搭救”了他。那是解放战争时的辽沈战役中，他指挥10师与5倍于己之敌，在黑山地区进行了连续3天的顽强阻击战，寸土未丢，为辽沈战役大捷作出了重大贡献。黑山阻击战将结束时，梁兴初跃出壕沟，一颗罪恶的子弹直射他胸部，警卫人员还未反应过来，梁兴初就倒下了，几位警卫和工作人员慌了手脚，正欲抱起他时，梁兴初却推开几位战士，若无其事地说：“没事，没事！”
梁兴初带着这枚“银元”，从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模范连长”到抗日战场上的“梁老虎”，解放战争中的“虎将”和抗美援朝的“万岁军”，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恶战、血战、硬仗、胜仗，多次受到嘉奖。电影工作者创作的《黑山阻击战》，就是以他指挥的战斗为原型；作家魏巍在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讴歌的志愿军英雄，就是以他指挥的松骨峰战斗为背景写的。这些均成为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曾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人。
程书勋：一块银元救了群众一家的命
程书勋（程福勋、程书训、程树勋），原名程兴文（新文），人称“程老五”、“五大头”，出生于1889年，山东省定陶县大刘楼村人。曾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五分区（鲁西南）十四团团长。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在残酷而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程书勋善于深入虎穴，洞察敌情、瓦解敌人，在战斗中巧妙地打击或歼灭敌人，不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战绩卓著，为鲁西南的翻身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0年11月，程书勋因病殉职，后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1943年，是中国抗战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为支援“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中国占领区钢铁、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的疯狂掠夺，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摩擦与封锁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同时，冀鲁豫边区连续三年受灾。1941年，麦秋粮食大减产，1942年又久旱不雨，小麦大麦颗粒无收，土地干裂，早秋作物枯焦。到1943年，旱情不减，又发蝗灾，蝗虫铺天盖地，经过处农田尽成赤地，广大灾民几乎已到了饿死的边缘。老百姓一个个背井离乡、扶老携幼去逃荒、下关东，抛儿弃婴者，举目可见。一时间，鲁西南日、伪、顽、会、匪“五鬼”横行，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程书勋领导的定陶县抗日游击队的生存也同样遇到了极大危机。
早春的一天上午，程书勋率游击队外出执行任务，途经马集。马集是定陶城西的一个大集镇，距日军占据的县城有十几里光景，属于定陶城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也是定陶县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
恰巧今天是马集会，路上不时可以看到陆陆续续的人们前去赶集，有的用红车子推着货物，有的胳膊上挎着空空的篮子，还有的衣衫褴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远远望去可以看到集镇上人头攒动，一片喧嚣。
程书勋带领着几十个人的队伍，都身着便衣，行走在马集的集市中。
集市两边稀稀拉拉摆放着一些固定商贩的摊子，大都是一些洋油洋布、食盐酸醋、针头线脑等，还有一些附近百姓带来的一点农产品，象土布、草鸡、大枣、花生，就摆放在路边的地上，自己也软软地席地而坐。举目望去，那熙熙攘攘赶集的人们，大多面带菜色，有气无力，走路摇摇晃晃，街上还可看到拄着拐棍沿门乞讨的老人，饥饿难耐的孩子也不时发出呼爹唤娘的惨叫。
一路走来，看到父老乡亲如此凄凉，程书勋心情十分的沉重：这两年群众的光景确实苦啊，这都是鬼子汉奸祸害的啊！
身边的战士们心里也很难受，谁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
正在这时，路边的一个情景让程书勋停下了脚步：一个中年妇女昏倒在了路边上，几个赶集的百姓正把她扶起，端着碗往她嘴里灌水，只见那妇女身前还放着一块小包袱，摊开着，上面是一小捆家织的土布。
中年妇女面如土色，刚刚从昏迷中被救醒，两眼热泪横流，嘴里哽咽着。程书勋感觉眼熟，近前一看，不由地一惊：这不是大刘楼的柳大姐嘛！（注：“大姐”在鲁西南方言里是长辈对已婚的妇女的称呼）
这时，就见柳大姐眼睛一亮，随即挣扎着身子坐了起来，对着他叫了一声：“五叔！”然后就号啕大哭起来。显然，她认出了程书勋。
对于柳大姐的家庭情况，程书勋当然熟悉，知道她家世代贫苦，没有一寸土地，全家都给东家种地，家里劳力又少，而且上有年迈的公公婆婆，下面还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平时生活就很艰难，这又遇到灾年，全家更是走投无路，无以为生。
昨天，柳大姐家就彻底断了粮，全家煮了一锅红薯叶子充饥。所以今天一大早，柳大姐饭未吃一口，起床就出了门，带着她一春天织的土布，迈着一双小脚，艰难地步行十里路，去赶马集会，指望着能卖了布，换点粮食，抵挡几天。
可是，土布在那里摆了两三个时辰，也未卖出。柳大姐则饿得头晕眼花，再也支撑不住了，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听了柳大姐断断续续的讲述，程书勋的心里不由地一酸：这一家子真是太难了，要饿死人喽！
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了怀里，摸出一块银元，放在柳大姐的手里，说了句：“去买点粮吧！”然后站起身，带着队伍扭头就走。
当时的鲁西南已极端贫困，一块银元可买100张大饼，三块钱可买一亩好地或三间平房。望着远去的程书勋，柳大姐用那呜咽的声音又大叫了一声“五叔！”眼中噙满了泪水。
就这样，柳大姐一家，靠一块银元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全家无一人饿死。
后来，她为了表示对五叔的感激，决意将自己的四子认与程鹏云（程书勋的儿子）为“干儿”，程书勋无奈，只好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