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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会有多少？从中央到地方一年要开多少会？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现代快报》2005年7月9日报道了来自会议市场上的信息：1999年，北京只有一二百家服务于会展的专业公司，而2005年竟达到4000家以上。会议养活了如此之多的服务公司，形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会风日盛，三大特点
在浙江省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把“文山会海”问题狠批了一回。吕祖善介绍说，据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的统计，2004年省政府下发通知召开的全省性会议达111次。“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平均2.1个工作日要召开一次全省性会议啊！”省级会议如此，市级、县级的会议更多得无法统计。大凡干部，大多泡在会议的海洋里，有时一天连着开四五个会，有时一个会一开就是四五天。总结起来，中国式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层层模仿，贯彻成了“传声筒”。中国的会议历来是从上到下、级级传达，循规蹈矩。不管会议重要不重要，也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要一层一层慢慢传达，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其实，现在的媒体、网络已十分发达，有什么必要如此浪费人力物力呢？之所以要层层传达，主要是显示各级领导的重视，层层强调，层层加码，确保中央会议精神贯彻到基层。2005年全国“两会”提出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于是，有些省开会提出“确保”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达到10%以上，市里便提出要达到12%以上，县里也就提高到15%，乡村的目标就更高。这样热热闹闹地开会贯彻落实，似乎将中央的精神落到了实处，其实年终考核又是另外一回事，完不成任务便“掺水”，“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正如一副对联所描写的：“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这“加码”和“掺水”也就构成了会议的重要内容。
二是小题大做，会议成了“马拉松”。很多会议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是领导随心所欲，仿佛不开会不足以引起重视，因此会议就成了“马拉松”。一些地方开会成瘾，大事开会，小事也开会，有用开会，无用也开会；本来可以现场拍板就地解决的事，要开会；本来可以一次解决的问题，要开数次会；可开可不开的会一定要开；可长可短的会要长开；一个问题涉及几个部门的，几个部门都要开，形成会议大交叉，会议连环阵。难怪群众说：“干实事，没时间，只能开会念文件，一级一级接着念，念过文件下饭店。”这是对会议太多太滥的辛辣讽刺。
三是无病呻吟，报告成了“八股文”。很多会议没有重点，领导讲话彼此重复，充斥着空话、大话、套话；讨论发言东拉西扯，漫无边际。此外，会议形成了固定模式：主持会议者开头说上一大通，主讲人报告洋洋洒洒数万言，领导指示一大套，结束时主持人又将报告精神重复讲一遍。讲话稿一般都是秘书事先写好，领导照本宣科。而秘书写稿一般也是抄文件、抄报刊、抄网络，大一、二、三点，小1、2、3点，完全是新式“八股文”。假大空的东西太多，结合实际、有针对性、活生生的东西太少。这样使得许多领导的讲话缺乏吸引力、感召力，以致台上长篇大论，台下昏昏欲睡，就是那些强打精神似乎在认真听讲的，又有几个不心猿意马、溜号走神？
2005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推出了一个讽刺小品《汇报咏叹调》，对当前会议中的官话、大话、套话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笑过之后留下的却是酸楚与心痛。
会议与“脸”“眼”“心”
会议新闻，遮住媒体的脸。不少地方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已成了当地官员作秀的舞台，大大小小的会议占据了新闻的重要版面和时段。媒体的脸面已经被会议所遮盖。说是“新闻报道”，其实就是会议报道。但是，报道归报道，很多话还是不能出现在媒体上的。比如，湖北省原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曾在会议上说，“不吹牛不是好干部”，并公开传授“干枯水塘鱼丰收”、“畜牧收入野鸡凑”等弄虚作假手段。张二江任天门市委书记期间，包揽了当地报纸、电视的全部新闻，百姓调侃地说：“打开电视看一看，里面全是张二旦（张二江的绰号）。”
会议经验，蒙住同行的眼。越是贫困地区会议越多，而且还偏重于经验交流会、成果汇报会。别看地区落后，可介绍经验却是一套一套，头头是道，引得兄弟市县、行业部门纷纷前来学习取经。在江苏北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中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苏南搞发展，苏北出经验。”据报道，西南某县以出“经验”闻名全省，连续几任书记、县长都因为出了脱贫致富的“好经验”，先后当上了更大的官。有的地方或单位，本来芝麻大一点儿事，可在会上介绍时，却大肆添油加醋，弄出一、二、三、四，1、2、3、4的一大串“经验”来。有人不惜编造故事，大玩数字游戏，炮制出虚假的“经验”以蒙蔽世人。某市曾将一个最穷的村民一夜之间弄成全市的“小康之家”，并作为典型在会上介绍，组织干群前去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祸害了一方百姓！
会议成果，赢得领导的心。开会是为了出成果，只有出了成果才能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才能加官晋级，这类会议往往是现场会、观摩会。形象工程搞得轰轰烈烈，会议开得热热闹闹，上级领导看得欢欢喜喜。会议上牛皮能吹多大就吹多大，“不怕说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就敢吹。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就曾筹备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会场布置在蒙城、利辛、涡阳三县的公路边上，开会前夕，王怀忠下令，要村民几天之内在公路两旁搭建牛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以供上级参观。很多村民家没有牛，只好花钱从别处租牛放到牛棚中。会议上，王怀忠大吹特吹，“阜阳是全国第一黄牛大市，年饲养量超过200万头。”实际上，阜阳黄牛存栏量只有几十万头。全国性的会议开得“圆满成功”，自然给王怀忠脸上贴了金，不久就升任副省长。
触目惊心的“会议腐败”
会议之风为何愈刮愈烈，一些干部为何对会议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原来主办会议、参加会议都是大有油水的。揭开会议腐败的内幕，令人触目惊心。
公款消费，吃喝玩乐全报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会不但不交食宿费，而且吃喝玩乐全部由会议主办方一包到底，散会时还有价格不菲的纪念品。难怪一些干部热衷于开会。据国家审计署2004年公布的审计结果，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系统在武汉召开“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会议，短短三天时间，竟然耗资304万元，125名与会官员，人均支出2.4万元。与会者食宿用去91万元，接待耗资82万元，发放礼品99万元。仅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一个人三天就耗去公款8.4万元。
借会旅游，世界各地到处跑。开会不在会议室，而是到风景名胜游山玩水，这是中国近年来会议主办者的新发明。一些干部游腻了国内的名山大川，还要借开会之机出国大开眼界，就连赌场、妓院也要光顾一番。据《西安晚报》披露，记者到重庆某地采访时发现，尽管并非节假日，酒店依然爆满，原来是几个全国性的会议同时在这里召开。记者看见，一个三四天的会议，只有一天或半天的会期，其余时间都是到风景区旅游。有人还带着家属，来个“捆绑式公款消费”。更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研讨会”，与会者从南宁出发，由东兴出境，到河内、海防、下龙湾等越南城市玩了一大圈，其中还包括对“社会主义邻邦”的赌场的考察。可见，会议已变味到了何种程度！
摆足排场，请来高官壮门面。在一些会议上，某些官员的出席其实可有可无，其作用不过是一个摆设，也就是来“陪会”的。一些会议往往邀请一大帮高层领导出席，这些领导往台上一坐，什么话也不讲，会议的规格、品位似乎就提高了。群众说这些干部是“三陪官员”，即“陪会”、“陪吃”、“陪玩”。有时一个领导一天要陪几个会，一顿饭要跑几个酒店，忙得不亦乐乎。
会风日盛，三大特点
在浙江省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把“文山会海”问题狠批了一回。吕祖善介绍说，据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的统计，2004年省政府下发通知召开的全省性会议达111次。“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平均2.1个工作日要召开一次全省性会议啊！”省级会议如此，市级、县级的会议更多得无法统计。大凡干部，大多泡在会议的海洋里，有时一天连着开四五个会，有时一个会一开就是四五天。总结起来，中国式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层层模仿，贯彻成了“传声筒”。中国的会议历来是从上到下、级级传达，循规蹈矩。不管会议重要不重要，也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要一层一层慢慢传达，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其实，现在的媒体、网络已十分发达，有什么必要如此浪费人力物力呢？之所以要层层传达，主要是显示各级领导的重视，层层强调，层层加码，确保中央会议精神贯彻到基层。2005年全国“两会”提出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8%，于是，有些省开会提出“确保”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达到10%以上，市里便提出要达到12%以上，县里也就提高到15%，乡村的目标就更高。这样热热闹闹地开会贯彻落实，似乎将中央的精神落到了实处，其实年终考核又是另外一回事，完不成任务便“掺水”，“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正如一副对联所描写的：“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这“加码”和“掺水”也就构成了会议的重要内容。
二是小题大做，会议成了“马拉松”。很多会议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是领导随心所欲，仿佛不开会不足以引起重视，因此会议就成了“马拉松”。一些地方开会成瘾，大事开会，小事也开会，有用开会，无用也开会；本来可以现场拍板就地解决的事，要开会；本来可以一次解决的问题，要开数次会；可开可不开的会一定要开；可长可短的会要长开；一个问题涉及几个部门的，几个部门都要开，形成会议大交叉，会议连环阵。难怪群众说：“干实事，没时间，只能开会念文件，一级一级接着念，念过文件下饭店。”这是对会议太多太滥的辛辣讽刺。
三是无病呻吟，报告成了“八股文”。很多会议没有重点，领导讲话彼此重复，充斥着空话、大话、套话；讨论发言东拉西扯，漫无边际。此外，会议形成了固定模式：主持会议者开头说上一大通，主讲人报告洋洋洒洒数万言，领导指示一大套，结束时主持人又将报告精神重复讲一遍。讲话稿一般都是秘书事先写好，领导照本宣科。而秘书写稿一般也是抄文件、抄报刊、抄网络，大一、二、三点，小1、2、3点，完全是新式“八股文”。假大空的东西太多，结合实际、有针对性、活生生的东西太少。这样使得许多领导的讲话缺乏吸引力、感召力，以致台上长篇大论，台下昏昏欲睡，就是那些强打精神似乎在认真听讲的，又有几个不心猿意马、溜号走神？
2005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推出了一个讽刺小品《汇报咏叹调》，对当前会议中的官话、大话、套话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笑过之后留下的却是酸楚与心痛。
会议与“脸”“眼”“心”
会议新闻，遮住媒体的脸。不少地方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已成了当地官员作秀的舞台，大大小小的会议占据了新闻的重要版面和时段。媒体的脸面已经被会议所遮盖。说是“新闻报道”，其实就是会议报道。但是，报道归报道，很多话还是不能出现在媒体上的。比如，湖北省原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曾在会议上说，“不吹牛不是好干部”，并公开传授“干枯水塘鱼丰收”、“畜牧收入野鸡凑”等弄虚作假手段。张二江任天门市委书记期间，包揽了当地报纸、电视的全部新闻，百姓调侃地说：“打开电视看一看，里面全是张二旦（张二江的绰号）。”
会议经验，蒙住同行的眼。越是贫困地区会议越多，而且还偏重于经验交流会、成果汇报会。别看地区落后，可介绍经验却是一套一套，头头是道，引得兄弟市县、行业部门纷纷前来学习取经。在江苏北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中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苏南搞发展，苏北出经验。”据报道，西南某县以出“经验”闻名全省，连续几任书记、县长都因为出了脱贫致富的“好经验”，先后当上了更大的官。有的地方或单位，本来芝麻大一点儿事，可在会上介绍时，却大肆添油加醋，弄出一、二、三、四，1、2、3、4的一大串“经验”来。有人不惜编造故事，大玩数字游戏，炮制出虚假的“经验”以蒙蔽世人。某市曾将一个最穷的村民一夜之间弄成全市的“小康之家”，并作为典型在会上介绍，组织干群前去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祸害了一方百姓！
会议成果，赢得领导的心。开会是为了出成果，只有出了成果才能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才能加官晋级，这类会议往往是现场会、观摩会。形象工程搞得轰轰烈烈，会议开得热热闹闹，上级领导看得欢欢喜喜。会议上牛皮能吹多大就吹多大，“不怕说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就敢吹。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就曾筹备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会场布置在蒙城、利辛、涡阳三县的公路边上，开会前夕，王怀忠下令，要村民几天之内在公路两旁搭建牛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以供上级参观。很多村民家没有牛，只好花钱从别处租牛放到牛棚中。会议上，王怀忠大吹特吹，“阜阳是全国第一黄牛大市，年饲养量超过200万头。”实际上，阜阳黄牛存栏量只有几十万头。全国性的会议开得“圆满成功”，自然给王怀忠脸上贴了金，不久就升任副省长。
触目惊心的“会议腐败”
会议之风为何愈刮愈烈，一些干部为何对会议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原来主办会议、参加会议都是大有油水的。揭开会议腐败的内幕，令人触目惊心。
公款消费，吃喝玩乐全报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会不但不交食宿费，而且吃喝玩乐全部由会议主办方一包到底，散会时还有价格不菲的纪念品。难怪一些干部热衷于开会。据国家审计署2004年公布的审计结果，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系统在武汉召开“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会议，短短三天时间，竟然耗资304万元，125名与会官员，人均支出2.4万元。与会者食宿用去91万元，接待耗资82万元，发放礼品99万元。仅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一个人三天就耗去公款8.4万元。
借会旅游，世界各地到处跑。开会不在会议室，而是到风景名胜游山玩水，这是中国近年来会议主办者的新发明。一些干部游腻了国内的名山大川，还要借开会之机出国大开眼界，就连赌场、妓院也要光顾一番。据《西安晚报》披露，记者到重庆某地采访时发现，尽管并非节假日，酒店依然爆满，原来是几个全国性的会议同时在这里召开。记者看见，一个三四天的会议，只有一天或半天的会期，其余时间都是到风景区旅游。有人还带着家属，来个“捆绑式公款消费”。更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研讨会”，与会者从南宁出发，由东兴出境，到河内、海防、下龙湾等越南城市玩了一大圈，其中还包括对“社会主义邻邦”的赌场的考察。可见，会议已变味到了何种程度！
摆足排场，请来高官壮门面。在一些会议上，某些官员的出席其实可有可无，其作用不过是一个摆设，也就是来“陪会”的。一些会议往往邀请一大帮高层领导出席，这些领导往台上一坐，什么话也不讲，会议的规格、品位似乎就提高了。群众说这些干部是“三陪官员”，即“陪会”、“陪吃”、“陪玩”。有时一个领导一天要陪几个会，一顿饭要跑几个酒店，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