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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本出版于数年前的随笔集书名来形容今日的池莉可能再贴切不过：熬至滴水成珠。
她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她写字的收入足以支撑下半生的生活，她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红到现在。现在的她说话不急不缓，衣着精致。
她也有过年少成名的轻狂，曾经热衷于频频现身各类媒体。喧闹过后，回归沉静，最近十多年，她避免过多地抛头露面。
在武汉，她曾自己种菜，后来把这种体验写进文章：“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
这种诗意的画面是不会出现她的小说中的——那些文字永远都在无情地写出琐碎生活的平庸。在2007年3月出版的小说《所以》中，池莉曾愤怒地呐喊：“钱钱钱，命相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买根针都没有鼻儿！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摧枯拉朽地到来。”
这种愤怒与生活中的池莉似乎格格不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她说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生得体面，死得高贵”。
她在总结30多年的写作生涯后感慨：作为一个作家，一辈子没有大红大紫是悲哀的，但一辈子陷落在大红大紫里就更加悲哀了。
我们的生活不是文学名著里的那些生活
每年的全国两会是观察池莉的机会。自1998年以来，池莉已经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3月来到北京，作家池莉就可以暂时不再依托手中的笔来表示她对这个社会的关切。
在2014年两会湖北团的一次小组会上，池莉率先举手发言，先是叙述了一个故事：她要赶去外地开会却没买到火车票，和高铁站工作人员沟通希望能先上车后补票，却被坚拒。待知道她是著名作家后则前倨后恭，立即开辟绿色通道，请她进了贵宾室。
池莉感慨，直到今天，社会远还未学会如何真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看过她小说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池莉擅长的就是写出平凡生活的真实，让人看到在现实中打拼者的悲怆和艰辛。
池莉对本刊记者说，生活中她并不是很热情的人，她会很简单而精致地自由生活，却又一次次地在小说中探讨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烦恼。“中国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逃脱得了生活么？”在她看来，这便是身为作家、尤其是身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喜爱写作最好的解释。
池莉兴趣庞杂，喜欢阅读之外，还喜欢养花种草，热爱电影、音乐、足球，但更多时候，她更喜欢独处，或是洗净双手、静坐书桌前一遍遍抄写《金刚经》。
在一篇写作笔记里，池莉曾解释她的避世深省：“寂寞和热闹，辛劳和安逸，贬损与荣耀，它们都依据着什么？它们又在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呢？对于这一切的拥有和丧失，舍弃与获得，我们的力量从哪里生发出来呢？”
这也便是池莉笔下“人生的烦恼”。无论是在她的小说中，还是在她日常生活的体验中，现实生活总是冷面无情的。“我终于渐悟，我们的生活不是文学名著里的那些生活，我开始努力用我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标签，逐一剥离。”
在发表于1987年的成名作《烦恼人生》里，池莉描摹了一个名为印家厚的产业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挣扎。不过，她本人并没有太多类似的体验，尤其是名动全国后，池莉有更多的资本去超脱俗世生活的烦恼。比如，她不再会为钱烦恼。仅中篇小说《来来往往》就累计发行了不下200万册。“这就足够足够了，我不要更多，我这辈子钱够了。”
这些年，池莉写作之余沉醉于旅行。“一部作品写完了，我也就可以松弛地外出旅行了。”她会拒绝那些由地方政府邀请、觥筹交错的集体笔会，也不喜欢坐着小汽车旅行，而独自挤火车和长途大巴，去一个可能很少有游客去过的地方。
之所以如此，池莉说，她始终都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市民。曾经有文学评论家批评，池莉的小说离生活太近，写的都是鸡毛蒜皮。为此，池莉曾负气地反驳，评论家们大谈小说的形而上、形而下，而我却只知道一点：我的小说还远远不够形而下，远远不够贴近生活本身，我要首先去生活。
池莉还嘲讽说，我们不屑身边无所不在的生活，我们挺胸腆肚绷着脸做出我们只关注人类大问题的深刻状。
“新写实之母”
在成为作家之前，出生于1957年的池莉当过知青、做过农民，“文革”中也因为家庭背景而受到冲击。时至今日，她仍会做噩梦梦到“红卫兵”破门而入抄家的情景。正在烂漫年纪的池莉的日记本也在那时被抄走了，再也没能找回来。
这种“完全没有尊严”的可怕经历成了池莉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后来，她转行学医，开始更直观地接触到人体、病痛、死亡。
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正在武汉钢铁厂卫生处当医生的池莉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烦恼人生》中，池莉给主人公印家厚设定的角色就是一个现代化钢厂的工人。
池莉在谈起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时说，正是在武钢当医生期间，让她对产业工人的现状有了极为深入的了解，经历十年浩劫后他们仍然沉醉于作为社会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自豪感，却又得面对现实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他们预感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将到来，却又彷徨无助、躁动不安。
用池莉的话说，她试图通过印家厚“写出中国人灵魂与肉体的真实相状，以反叛和否定从前的‘典型英雄及其假大空话语’。”小说发表后，在全国各地一致的如潮好评中，池莉最满意的评价是一句话：你写的太真实了。
《烦恼人生》写完后，拿到书稿的几家出版社不敢发表，因为印家厚是产业工人，“中国的领导阶级被你写得太灰暗了”。最终，是远隔武汉千里之外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拍板作为头条刊发，也正是在周介人写的推荐前言里，首次提出了“新写实”的概念。
这就是“新写实小说”的滥觞，池莉、刘震云、刘恒、方方均被视为主将，有评论家曾经称池莉是“新写实之母”，刘震云是“新写实之父”。
“社会上行走的池莉，我都不认识” 池莉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并于2000年任武汉市文联主席至今。
因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池莉获得了超越文学圈的更大声誉。尤其是1998年，根据中篇小说《来来往往》改编的电视剧风靡全国。
2003年12 月，池莉踏足影视圈，签约成立“池莉影视工作室”。签约时，王朔、徐静蕾、冯小刚、刘震云等人均赶来捧场。早在1989年，池莉和王朔、莫言、马未都、刘恒、刘震云等28位作家就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
池莉对本刊记者回忆，“大约有十六七年吧，我频频获奖，频频影视改编，频频参加笔会，频频出镜，频频被读者认出来索要签名，频频签名售书，频频被挤爆柜台，在成都有一次还出动了警察维持秩序。我成了空中飞人，经常住梅地亚，经常在央视演播厅后面，被化妆师拿粉拍脸……这总是让我很尴尬，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这算啥事啊？”
“社会上行走的池莉，我都不认识。”热闹过后慢慢警醒过来的她对本刊记者说，20年前，人年轻，名利愿望很强烈，不过同时也已经意识到了浮云遮日的可怕。
池莉近年来选择了回归宁静，开始有意识地回避媒体和各种活动。“我评估过的，我稿费够用了。”
2003年，池莉出版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因书名引起广泛争议。此后，她蛰伏了近三年，直到2006年5月出版了散文和随笔集《熬至滴水成珠》。池莉在书中谈了她对人间烟火的理解和感悟，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终于“懂事了”的池莉，一个女人知天命后的“人生的春天”，又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作品坚持写实，呈现的格调很难说是灰色或亮色的，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同，你希望读者从你的作品中读到什么？
池莉：见仁见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褒贬随意。我很欣慰的是，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一个我期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十年里，觉得再不可能有“文革”了，再不可能有对人的束缚了，终于非常自由了，我能怀着强烈的热情去写我理解的这个世界。
我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跳出以前那种“假大空”话语和貌似温情的话语，所以才写了《烦恼人生》。这种写实主义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也得到读者的共鸣，他们读懂我了，我非常欣慰，非常感谢那个时代和那么多读者。
如果把我过去的30年分成三段，第二个十年我开始疏远所有的热闹，因为那时候在经济和金钱的魔手下，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就像白岩松说的，你眼看着当年的理想主义变成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变成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变成机会主义。
到了最近这个十年，好多文字工作者已经纷纷变成机会主义者了，抓住各种机会获奖、炒作。因此这一个十年，我更加地远离，比如我决定不申报任何奖项。
《瞭望东方周刊》：你可以很超脱不去申报任何奖项，这可能是因为从80年代开始你就已经很红了，不缺钱也不缺名。但对80后、90后这批人来说，他们刚刚登上文坛，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又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很难潜心创作。这种社会环境对年轻创作者来说会不会是个问题？
池莉：是很不好的。现在很多年轻作家刚出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很有朝气很有野心。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野心，但那时是理想主义的野心。我也认为年轻人应该有野心，问题是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我仍然坚信，会有人坚持选择宁可不要名，也要写自己真实想写的东西。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该得到的东西还是会得到。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是不是觉得自己刚好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时代？
池莉：特别幸运，那十年真是一个黄金时代。人年轻又有野心，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变得这么真诚、这么自由、这么有追求、有激情，每个人拿着小说都放不下。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在作品中批判现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世俗，你觉得未来还会有80年代那样的情景重现吗？
池莉：现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以往30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教训，要从思维方式上、战略思想上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从“文革”走过来，那时候真的很压抑；改革开放了，尽管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两手都要硬”，但最终几乎所有人都忘掉了精神文化。金钱这只魔手开始在中国玩魔术了，它摧残了中国良好的传统文化、淳朴的人际关系，也摧残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温文尔雅的邻里生活。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柴米油盐都会相互借的，可是现在弄不好就会拔刀相见。所以，现在的改革应该有一个深刻的文化构建。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文学创作与经济发展是怎样的关系？经济发展不好，就不能诞生好作品？
池莉：我读过《资本论》，开宗明义，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所有人都得到尊严和自由，去掉资本主义利润关系给人带来的残酷和温情脉脉的面纱，律师、教师、牧师所有人都达到一个自由的境界。所以我的理解，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彻底摆脱了经济关系的束缚，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剥削，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其实是我们许多人都没有把《资本论》读懂，作家应该同经济发展没有太多关系。作家仅仅是站在有一定距离的一个角落，以他的视角来追寻人性，探讨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或者是如何变完美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的角度看，文化工作者存在哪些问题？
池莉：中国的文人有自身的缺陷。自古以来，追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为了在皇帝下面做宰相。文人崇尚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很好，但是不是能治天下？还真不能，还需要有严格的契约精神、科学精神，光靠“仁者爱人”治天下就会有问题。
中国从古至今的文艺工作者有多少人是真正独立的？文人很多时候摆出激烈的姿态就是为了引起注意。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国文人的脊梁是弯的。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问题，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很多人内心深处缺少真正的独立、自由。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小说中写的很多故事都是艰辛的、残酷的，但在生活中你又是一个很闲适的人，你不是佛教徒，但这十多年一直在坚持读经、抄经，这可以理解为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方式么？
池莉：抄经可不是简单的娱乐，我读《金刚经》有十来年了。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50岁以后，会试着去寻找一种哲学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生命，我的办法是读释迦牟尼最初的要义，除了读以外，我还会一遍一遍地用钢笔抄写。有很多人说我信佛，其实你看我也不戴佛珠，年轻的时候还会见庙就烧香，现在已经不会了。我更不迷信，我是出于对一种哲学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接受，我要去读懂它。
很多人一提到佛教就理解为四大皆空，就和老庄哲学“无为”联系起来，就和陶渊明的逍遥于东篱外联系起来，其实不是。我读金刚经是“破执”，破除执迷。没有迷信、没有极端，认定任何丑陋的事物，最终都会走向绝境。
人物简介
池莉，当代知名作家， 1957 年生于湖北仙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以日常市井生活为主要题材。著有《池莉文集》（七卷）、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散文随笔集多部。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各种文学奖 50 余项。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现为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文联主席。
她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她写字的收入足以支撑下半生的生活，她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红到现在。现在的她说话不急不缓，衣着精致。
她也有过年少成名的轻狂，曾经热衷于频频现身各类媒体。喧闹过后，回归沉静，最近十多年，她避免过多地抛头露面。
在武汉，她曾自己种菜，后来把这种体验写进文章：“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
这种诗意的画面是不会出现她的小说中的——那些文字永远都在无情地写出琐碎生活的平庸。在2007年3月出版的小说《所以》中，池莉曾愤怒地呐喊：“钱钱钱，命相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买根针都没有鼻儿！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摧枯拉朽地到来。”
这种愤怒与生活中的池莉似乎格格不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她说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生得体面，死得高贵”。
她在总结30多年的写作生涯后感慨：作为一个作家，一辈子没有大红大紫是悲哀的，但一辈子陷落在大红大紫里就更加悲哀了。
我们的生活不是文学名著里的那些生活
每年的全国两会是观察池莉的机会。自1998年以来，池莉已经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3月来到北京，作家池莉就可以暂时不再依托手中的笔来表示她对这个社会的关切。
在2014年两会湖北团的一次小组会上，池莉率先举手发言，先是叙述了一个故事：她要赶去外地开会却没买到火车票，和高铁站工作人员沟通希望能先上车后补票，却被坚拒。待知道她是著名作家后则前倨后恭，立即开辟绿色通道，请她进了贵宾室。
池莉感慨，直到今天，社会远还未学会如何真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看过她小说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池莉擅长的就是写出平凡生活的真实，让人看到在现实中打拼者的悲怆和艰辛。
池莉对本刊记者说，生活中她并不是很热情的人，她会很简单而精致地自由生活，却又一次次地在小说中探讨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烦恼。“中国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逃脱得了生活么？”在她看来，这便是身为作家、尤其是身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喜爱写作最好的解释。
池莉兴趣庞杂，喜欢阅读之外，还喜欢养花种草，热爱电影、音乐、足球，但更多时候，她更喜欢独处，或是洗净双手、静坐书桌前一遍遍抄写《金刚经》。
在一篇写作笔记里，池莉曾解释她的避世深省：“寂寞和热闹，辛劳和安逸，贬损与荣耀，它们都依据着什么？它们又在如何左右我们的人生呢？对于这一切的拥有和丧失，舍弃与获得，我们的力量从哪里生发出来呢？”
这也便是池莉笔下“人生的烦恼”。无论是在她的小说中，还是在她日常生活的体验中，现实生活总是冷面无情的。“我终于渐悟，我们的生活不是文学名著里的那些生活，我开始努力用我新的眼睛，把贴在新生活上的标签，逐一剥离。”
在发表于1987年的成名作《烦恼人生》里，池莉描摹了一个名为印家厚的产业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挣扎。不过，她本人并没有太多类似的体验，尤其是名动全国后，池莉有更多的资本去超脱俗世生活的烦恼。比如，她不再会为钱烦恼。仅中篇小说《来来往往》就累计发行了不下200万册。“这就足够足够了，我不要更多，我这辈子钱够了。”
这些年，池莉写作之余沉醉于旅行。“一部作品写完了，我也就可以松弛地外出旅行了。”她会拒绝那些由地方政府邀请、觥筹交错的集体笔会，也不喜欢坐着小汽车旅行，而独自挤火车和长途大巴，去一个可能很少有游客去过的地方。
之所以如此，池莉说，她始终都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市民。曾经有文学评论家批评，池莉的小说离生活太近，写的都是鸡毛蒜皮。为此，池莉曾负气地反驳，评论家们大谈小说的形而上、形而下，而我却只知道一点：我的小说还远远不够形而下，远远不够贴近生活本身，我要首先去生活。
池莉还嘲讽说，我们不屑身边无所不在的生活，我们挺胸腆肚绷着脸做出我们只关注人类大问题的深刻状。
“新写实之母”
在成为作家之前，出生于1957年的池莉当过知青、做过农民，“文革”中也因为家庭背景而受到冲击。时至今日，她仍会做噩梦梦到“红卫兵”破门而入抄家的情景。正在烂漫年纪的池莉的日记本也在那时被抄走了，再也没能找回来。
这种“完全没有尊严”的可怕经历成了池莉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后来，她转行学医，开始更直观地接触到人体、病痛、死亡。
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正在武汉钢铁厂卫生处当医生的池莉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烦恼人生》中，池莉给主人公印家厚设定的角色就是一个现代化钢厂的工人。
池莉在谈起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时说，正是在武钢当医生期间，让她对产业工人的现状有了极为深入的了解，经历十年浩劫后他们仍然沉醉于作为社会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自豪感，却又得面对现实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住不上房子的悲哀；他们预感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将到来，却又彷徨无助、躁动不安。
用池莉的话说，她试图通过印家厚“写出中国人灵魂与肉体的真实相状，以反叛和否定从前的‘典型英雄及其假大空话语’。”小说发表后，在全国各地一致的如潮好评中，池莉最满意的评价是一句话：你写的太真实了。
《烦恼人生》写完后，拿到书稿的几家出版社不敢发表，因为印家厚是产业工人，“中国的领导阶级被你写得太灰暗了”。最终，是远隔武汉千里之外的《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拍板作为头条刊发，也正是在周介人写的推荐前言里，首次提出了“新写实”的概念。
这就是“新写实小说”的滥觞，池莉、刘震云、刘恒、方方均被视为主将，有评论家曾经称池莉是“新写实之母”，刘震云是“新写实之父”。
“社会上行走的池莉，我都不认识” 池莉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并于2000年任武汉市文联主席至今。
因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池莉获得了超越文学圈的更大声誉。尤其是1998年，根据中篇小说《来来往往》改编的电视剧风靡全国。
2003年12 月，池莉踏足影视圈，签约成立“池莉影视工作室”。签约时，王朔、徐静蕾、冯小刚、刘震云等人均赶来捧场。早在1989年，池莉和王朔、莫言、马未都、刘恒、刘震云等28位作家就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
池莉对本刊记者回忆，“大约有十六七年吧，我频频获奖，频频影视改编，频频参加笔会，频频出镜，频频被读者认出来索要签名，频频签名售书，频频被挤爆柜台，在成都有一次还出动了警察维持秩序。我成了空中飞人，经常住梅地亚，经常在央视演播厅后面，被化妆师拿粉拍脸……这总是让我很尴尬，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这算啥事啊？”
“社会上行走的池莉，我都不认识。”热闹过后慢慢警醒过来的她对本刊记者说，20年前，人年轻，名利愿望很强烈，不过同时也已经意识到了浮云遮日的可怕。
池莉近年来选择了回归宁静，开始有意识地回避媒体和各种活动。“我评估过的，我稿费够用了。”
2003年，池莉出版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因书名引起广泛争议。此后，她蛰伏了近三年，直到2006年5月出版了散文和随笔集《熬至滴水成珠》。池莉在书中谈了她对人间烟火的理解和感悟，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终于“懂事了”的池莉，一个女人知天命后的“人生的春天”，又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作品坚持写实，呈现的格调很难说是灰色或亮色的，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同，你希望读者从你的作品中读到什么？
池莉：见仁见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褒贬随意。我很欣慰的是，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一个我期望达到的目的，那就是“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十年里，觉得再不可能有“文革”了，再不可能有对人的束缚了，终于非常自由了，我能怀着强烈的热情去写我理解的这个世界。
我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跳出以前那种“假大空”话语和貌似温情的话语，所以才写了《烦恼人生》。这种写实主义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也得到读者的共鸣，他们读懂我了，我非常欣慰，非常感谢那个时代和那么多读者。
如果把我过去的30年分成三段，第二个十年我开始疏远所有的热闹，因为那时候在经济和金钱的魔手下，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就像白岩松说的，你眼看着当年的理想主义变成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变成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变成机会主义。
到了最近这个十年，好多文字工作者已经纷纷变成机会主义者了，抓住各种机会获奖、炒作。因此这一个十年，我更加地远离，比如我决定不申报任何奖项。
《瞭望东方周刊》：你可以很超脱不去申报任何奖项，这可能是因为从80年代开始你就已经很红了，不缺钱也不缺名。但对80后、90后这批人来说，他们刚刚登上文坛，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又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很难潜心创作。这种社会环境对年轻创作者来说会不会是个问题？
池莉：是很不好的。现在很多年轻作家刚出来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很有朝气很有野心。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有野心，但那时是理想主义的野心。我也认为年轻人应该有野心，问题是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我仍然坚信，会有人坚持选择宁可不要名，也要写自己真实想写的东西。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该得到的东西还是会得到。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是不是觉得自己刚好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时代？
池莉：特别幸运，那十年真是一个黄金时代。人年轻又有野心，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变得这么真诚、这么自由、这么有追求、有激情，每个人拿着小说都放不下。
《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在作品中批判现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世俗，你觉得未来还会有80年代那样的情景重现吗？
池莉：现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以往30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教训，要从思维方式上、战略思想上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从“文革”走过来，那时候真的很压抑；改革开放了，尽管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两手都要硬”，但最终几乎所有人都忘掉了精神文化。金钱这只魔手开始在中国玩魔术了，它摧残了中国良好的传统文化、淳朴的人际关系，也摧残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温文尔雅的邻里生活。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柴米油盐都会相互借的，可是现在弄不好就会拔刀相见。所以，现在的改革应该有一个深刻的文化构建。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文学创作与经济发展是怎样的关系？经济发展不好，就不能诞生好作品？
池莉：我读过《资本论》，开宗明义，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所有人都得到尊严和自由，去掉资本主义利润关系给人带来的残酷和温情脉脉的面纱，律师、教师、牧师所有人都达到一个自由的境界。所以我的理解，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彻底摆脱了经济关系的束缚，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剥削，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其实是我们许多人都没有把《资本论》读懂，作家应该同经济发展没有太多关系。作家仅仅是站在有一定距离的一个角落，以他的视角来追寻人性，探讨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或者是如何变完美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的角度看，文化工作者存在哪些问题？
池莉：中国的文人有自身的缺陷。自古以来，追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为了在皇帝下面做宰相。文人崇尚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很好，但是不是能治天下？还真不能，还需要有严格的契约精神、科学精神，光靠“仁者爱人”治天下就会有问题。
中国从古至今的文艺工作者有多少人是真正独立的？文人很多时候摆出激烈的姿态就是为了引起注意。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国文人的脊梁是弯的。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问题，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很多人内心深处缺少真正的独立、自由。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小说中写的很多故事都是艰辛的、残酷的，但在生活中你又是一个很闲适的人，你不是佛教徒，但这十多年一直在坚持读经、抄经，这可以理解为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方式么？
池莉：抄经可不是简单的娱乐，我读《金刚经》有十来年了。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50岁以后，会试着去寻找一种哲学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精神生命，我的办法是读释迦牟尼最初的要义，除了读以外，我还会一遍一遍地用钢笔抄写。有很多人说我信佛，其实你看我也不戴佛珠，年轻的时候还会见庙就烧香，现在已经不会了。我更不迷信，我是出于对一种哲学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接受，我要去读懂它。
很多人一提到佛教就理解为四大皆空，就和老庄哲学“无为”联系起来，就和陶渊明的逍遥于东篱外联系起来，其实不是。我读金刚经是“破执”，破除执迷。没有迷信、没有极端，认定任何丑陋的事物，最终都会走向绝境。
人物简介
池莉，当代知名作家， 1957 年生于湖北仙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9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以日常市井生活为主要题材。著有《池莉文集》（七卷）、小说《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散文随笔集多部。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各种文学奖 50 余项。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现为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