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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贸易最大媒介的海洋，自然不能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之相适应，海权的观念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
在政治多元化和經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海洋和海权的重要性将会继续上升，这是杰弗里·蒂尔在《21世纪海权指南》一书中得出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其理由是：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使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和可开发性日益提高；海洋对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来说，其交通运输功能也必然会日趋提升。
但是，他同时又提醒海权论的拥护者不要走过了头，海洋并不能离开大陆，“21世纪新的战争和混乱实际上发生在陆上。而且，海上的混乱也主要归因于岸上。”海洋和陆地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因子。
全球化使人们对海洋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人们已经把海洋划分为公海和领海两个不同性质的海域。公海是表示“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利用”的海域；而领海则是“由某国所有，只由该国享有其利益”的海域。由于海洋被看作是无穷无尽的资源和跨国贸易的重要交通手段，于是在17世纪初产生了以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为代表的自由利用公海的主张，现在的“航行自由”就源自于此。而几乎与其同时的英国法学家塞尔登则提出了相关海域也具有为有能力的国家所占有的价值，这就为后来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产生提供了指引，只不过领海并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取决于国家实力而主要是取决于海洋地理的状况。这样，传统的对待海洋的态度就“由格劳秀斯和塞尔登两种主权观念之间的平衡所决定”。
然而现在关于公海是不受规范的空间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受到挑战：公海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对于日趋减少的海洋生物必须加以保护，限制捕杀；海洋应尽量不使之污染，必须禁止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公海也不能允许海盗、贩毒、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所欲为。这就意味着公海将从过去不属于任何人所有转变为属于所有人所有。同样，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也要遵守保护海洋和禁止各种不法活动的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而不再是享有绝对主权的海域。
全球化使世界各地联结成一个同舟共济的整体，而作为国际贸易最大媒介的海洋，自然不能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之相适应，海权的观念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个人认为，它应是现代海权和后现代海权的统一，是利用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资源的统一，是维护航行自由和尊重领海主权的统一。
这里，不能不提及杰弗里·蒂尔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是实行前现代的海权观念，还是实行现代的海权观念，抑或是实行后现代的海权观念？这主要取决于其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不发达的前现代国家，就一定会选择前现代的海权观；是已经和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就一定会选择现代的海权观；而已经是后工业化的国家，那就理所当然地会选择后现代的海权观。由此，他认为欧共体的国家是最典型的后现代海权的践行者，它们坚持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理念，关注的主要是反走私、反贩毒、反海盗、反恐怖主义、反对滥用海洋资源和污染海洋环境这些后现代的国际治理事务，而不是对排斥他国的制海权的争夺。接下来就是美国也基本上是实行后现代海权的国家，在亚洲，则有日本。
这种逻辑推断显然有悖于事实。事实上，当今世界虽然已经步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但一些国家并未跟上这一变化，它们仍然固执地秉持“冷战”思维甚至霸权思维不放，并戴着这一有色眼镜非要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和最大威胁不可，并公然写进他们最高等级的国家报告中。
这就提醒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如果说，这是“现代主义”的，那也是因为，没有这一“现代主义”做根底，我们就不能放下心来从事与我们国力相适应的“后现代”义务，就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摘自《南风窗》）
在政治多元化和經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海洋和海权的重要性将会继续上升，这是杰弗里·蒂尔在《21世纪海权指南》一书中得出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其理由是：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使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和可开发性日益提高；海洋对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来说，其交通运输功能也必然会日趋提升。
但是，他同时又提醒海权论的拥护者不要走过了头，海洋并不能离开大陆，“21世纪新的战争和混乱实际上发生在陆上。而且，海上的混乱也主要归因于岸上。”海洋和陆地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因子。
全球化使人们对海洋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人们已经把海洋划分为公海和领海两个不同性质的海域。公海是表示“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利用”的海域；而领海则是“由某国所有，只由该国享有其利益”的海域。由于海洋被看作是无穷无尽的资源和跨国贸易的重要交通手段，于是在17世纪初产生了以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为代表的自由利用公海的主张，现在的“航行自由”就源自于此。而几乎与其同时的英国法学家塞尔登则提出了相关海域也具有为有能力的国家所占有的价值，这就为后来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产生提供了指引，只不过领海并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取决于国家实力而主要是取决于海洋地理的状况。这样，传统的对待海洋的态度就“由格劳秀斯和塞尔登两种主权观念之间的平衡所决定”。
然而现在关于公海是不受规范的空间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受到挑战：公海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对于日趋减少的海洋生物必须加以保护，限制捕杀；海洋应尽量不使之污染，必须禁止向海洋倾倒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公海也不能允许海盗、贩毒、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所欲为。这就意味着公海将从过去不属于任何人所有转变为属于所有人所有。同样，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也要遵守保护海洋和禁止各种不法活动的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而不再是享有绝对主权的海域。
全球化使世界各地联结成一个同舟共济的整体，而作为国际贸易最大媒介的海洋，自然不能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之相适应，海权的观念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个人认为，它应是现代海权和后现代海权的统一，是利用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资源的统一，是维护航行自由和尊重领海主权的统一。
这里，不能不提及杰弗里·蒂尔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是实行前现代的海权观念，还是实行现代的海权观念，抑或是实行后现代的海权观念？这主要取决于其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不发达的前现代国家，就一定会选择前现代的海权观；是已经和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就一定会选择现代的海权观；而已经是后工业化的国家，那就理所当然地会选择后现代的海权观。由此，他认为欧共体的国家是最典型的后现代海权的践行者，它们坚持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理念，关注的主要是反走私、反贩毒、反海盗、反恐怖主义、反对滥用海洋资源和污染海洋环境这些后现代的国际治理事务，而不是对排斥他国的制海权的争夺。接下来就是美国也基本上是实行后现代海权的国家，在亚洲，则有日本。
这种逻辑推断显然有悖于事实。事实上，当今世界虽然已经步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但一些国家并未跟上这一变化，它们仍然固执地秉持“冷战”思维甚至霸权思维不放，并戴着这一有色眼镜非要把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和最大威胁不可，并公然写进他们最高等级的国家报告中。
这就提醒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如果说，这是“现代主义”的，那也是因为，没有这一“现代主义”做根底，我们就不能放下心来从事与我们国力相适应的“后现代”义务，就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