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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为我们熟悉的爱国诗人，在传统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般的存在，他笔下描画出的浪漫离奇的世界，树立起的“香草”“美人”传统，强烈坚贞的忠君爱国情怀等都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的思想与创作。其所著《离骚》也作为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发展，这引得千百年来人们围绕屈原产生了无数争议，如司马迁盛赞屈原，称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也有班固之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可以看出屈原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自投汨罗江的行为，引起了无数人的讨论。
试想屈原在郢都被攻破之后没有选择投江，而是真和他笔下“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一样，选择归隐，或者另择良木而栖，那他的人生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呢？但结合他的生平和思想来看，正是他的意志驱使他做出这种极端的选择，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屈原选择投江，是一时想不开或者因悲愤过度而冲动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但在对屈原及其作品深入了解之后，可以发现屈原投江并不是一时之意，不是随意选择的行为。屈原选择投水而亡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他离世的方式，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信念支柱的破灭
屈原出身高贵，与楚王同姓，在《离骚》中他自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作为楚怀王的得力助手，他“竭忠诚以事君，反离群而赘疣”（《惜诵》），因被子椒、靳尚等人陷害，逐渐被怀王疏远，后又遭贬乃至流放，这也是他悲剧性结局的根源。在古代，文人被排挤或者被贬谪都是较常见的事，但没有人选择放弃生命。这种差异使我们不由关注到独存于屈原身上的特性，相比其他臣子，他自身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非常高远的，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极其艰巨的，因此在国破之后，屈原才会做出投江举动。
在《渔父》中有“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一句，此篇虽非屈原所作，但被收入《楚辞》中，其时应去屈原未远，我们可以认为屈原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史记》中又称他“为楚怀王左徒”。这两个职务都是掌管皇室宗族之职，而其中的“左徒”经学者考证，为春秋时“莫敖”的说法最为可信。莫敖即为楚国最早高官之名，所主的是军国大事，而屈原为左徒，便是主国事之重臣。在清楚屈原官职的基础上，我们能更加清楚《惜往日》中屈原自述的形象：“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他承担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在屈原心中，楚国的兴亡不仅与君王有关，也与他这位臣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即使他被流放远离故国，仍然为祖国牵肠挂肚，身体不能回去，那便让魂魄在梦中去往都城，“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因此在得知白起攻破郢都，楚王仓皇逃窜后，屈原心知自己已经无地可托身，无家可归的他悲愤赴死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很多对邪佞的描写，他们逼走屈原后在怀王身边也不行忠顺之事，楚国国力因此骤然下降，最终导致灭国。遭贬失责的愁闷愧疚郁结于心，屈原只能发出一声声无奈的哀叹，以致于他多次抒发类似“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的感慨。报国不得的屈原已存死志，当国家的破败已是不可转圜的情况时，他毅然决然选择“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往日》）来结束他悲屈却光辉的一生。
二、抑郁质性格的驱使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屈原所表现出来的抑郁质性格也值得我们关注。心理学上抑郁质的人通常有着思想敏锐、想象力丰富、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等特点，而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以上特质。“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惜诵》），“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几句可以看出他自知被臣子排挤，被君王厌弃，即便有着一腔抱负也难以实现，但他总是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况，屈原的心永远挂念着楚國，即使“谣诼谓余以善淫”仍然选择不离不弃，上下求索，他犹豫纠结的痛苦情感无时无刻不在展现。在这种情感基础上，他的志向却一直都没有因现实而改变，他仍然坚持“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惜诵》），这使得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愁闷也更加深重。
其次，从《天问》《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浪漫离奇的诗篇，离不开特定环境的滋养。楚地很长时间以来都被称为“蛮夷之地”，有着非常浓重的巫风风俗。再根据《周礼》中相关职官的记载以及屈原作品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他兼有神职、宗职和政职，这些职务的特点导致他受到地域特色的影响。良好的教育和独特的职责使屈原能够去思考更多形而上的东西，浪漫神秘的楚地风俗孕育出屈原感性的情感特质。而这样的性格特点，势必会影响到他面对沉重挫折时的选择。如《惜往日》中就有几处自陈心迹，透露出死亡意味，“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这时的屈原已经有了赴死的念头。在《怀沙》中他也表明，自己所厌恶的东西是比死亡更加可恶的，那么，生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除此之外，屈原曾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怀沙》），其中的“离愍”“致愍”都含有病痛的意思，具体指向现在没有办法考证，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病痛不仅指身体上的疾病，也指屈原心中的疾病。无人与之行、知其意的苦恼和君王不明、志向不可酬的痛苦长期充斥在他的心中，很容易让他产生抑郁的情绪，最终在遭受城破的刺激后做出轻生的举动。他魂牵梦萦、心所安放之处就是郢都，它被攻破也意味着屈原心灵世界的坍塌，屈原选择放弃生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三、对死后有灵的坚信
《国殇》是《九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所祭祀的对象不是天神、地神，而是人鬼。屈原在其中描绘了一幅极其激烈的战争场面，刻画了勇猛的楚军将士的形象，即使战败但刚强之气凛然不可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想要表达的是这些战士在死之后幻化成鬼中雄杰，精神依然强壮，还能够为国复仇。这种人死之后依旧存有灵魂的观念，也不是楚地独有的，古人的生死观念即是如此。较早如《墨子·明鬼》中记录了几个关于鬼神的故事，其中一个是燕简公杀了臣子庄子仪，但庄子仪无罪，他在死前说：“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心使吾君知之。”一年后，在燕简公去往祭祀的路上，庄子仪肩扛红木杖把他杀死在车上。又有宋文君鲍的臣子观辜，从事祭祀活动，因供奉不够规格，被厉神附身的祝史用木杖打死在祭坛上。后世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窦娥死后鬼魂使力，让自己的父亲为自己洗清了冤屈，惩治了恶人。杜丽娘更是能够于阴司直言，因情复生。这些即使都是虚妄的故事，但也说明了古人是相信人死后有鬼魂，且鬼魂是有复仇能力的，不管是自己之力还是借助旁人。这使得我们对屈原的生死观也有一个把握，他写《国殇》是在哀悼为国捐躯的英勇战士，但哀悼的目的是报仇以雪国耻，包含着楚国中兴的理想，仍旧与国家相连。在《哀郢》中有“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一句，其中出现了阳侯这个人物。《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他是古代陵阳的国侯，投江而死，死后魂灵成为水神，能够兴起大风浪来伤害人，称之为“阳侯之波”。这一句也为我们理解屈原的自杀行为提供了帮助，屈原是深信人死后还存有力量的，因此他在失去故国、无所寄托的情况下，选择自杀以求得力量，用他心目中的另一种形态来实现自己的报国目的，化身精灵去保佑楚国。
四、对理想人物的效法
品读屈原的作品，会发现他的诗歌与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与楚国的地理不无关系。昔楚国郢都在沅、湘之间，即现在的湖北荆州，是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屈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使被流放汉北，也没有离开江河的滋养，因此，才使得他作品中有着许多关于水的意象。并且，我们也能从中发现屈原所仰慕的一干人物，如介子推、伍子胥、彭咸、伯夷、申徒、比干等。《思美人》中有“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一句，屈原知道他所崇敬的比干、子胥蒙祸，但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海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悲回风》）几句更是表明了屈原的态度，他想要效仿的就是一心为君谏言，为国尽忠的人士。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在屈原笔下出现了七次之多的彭咸，仅《悲回风》中就有三处提及，他是殷朝耿介之士，直谏商王不听，志不得发，便投江自尽表示自己的抗议，被后世列为人臣的楷模。他的遭遇与屈原极其相似，因此才有屈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的情感表达。屈原高度肯定彭咸的志向，也愿效仿他的行为，自去投江。其余人如申徒、伍子胥等也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屈原慨叹他们命运的同时也在观照着自己。因此屈原离世不选用其他的方式，而是投身汨罗江，这其中蕴含着他的情感倾向。
试想屈原在郢都被攻破之后没有选择投江，而是真和他笔下“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一样，选择归隐，或者另择良木而栖，那他的人生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呢？但结合他的生平和思想来看，正是他的意志驱使他做出这种极端的选择，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屈原选择投江，是一时想不开或者因悲愤过度而冲动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但在对屈原及其作品深入了解之后，可以发现屈原投江并不是一时之意，不是随意选择的行为。屈原选择投水而亡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他离世的方式，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信念支柱的破灭
屈原出身高贵，与楚王同姓，在《离骚》中他自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作为楚怀王的得力助手，他“竭忠诚以事君，反离群而赘疣”（《惜诵》），因被子椒、靳尚等人陷害，逐渐被怀王疏远，后又遭贬乃至流放，这也是他悲剧性结局的根源。在古代，文人被排挤或者被贬谪都是较常见的事，但没有人选择放弃生命。这种差异使我们不由关注到独存于屈原身上的特性，相比其他臣子，他自身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非常高远的，所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极其艰巨的，因此在国破之后，屈原才会做出投江举动。
在《渔父》中有“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一句，此篇虽非屈原所作，但被收入《楚辞》中，其时应去屈原未远，我们可以认为屈原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史记》中又称他“为楚怀王左徒”。这两个职务都是掌管皇室宗族之职，而其中的“左徒”经学者考证，为春秋时“莫敖”的说法最为可信。莫敖即为楚国最早高官之名，所主的是军国大事，而屈原为左徒，便是主国事之重臣。在清楚屈原官职的基础上，我们能更加清楚《惜往日》中屈原自述的形象：“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他承担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在屈原心中，楚国的兴亡不仅与君王有关，也与他这位臣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即使他被流放远离故国，仍然为祖国牵肠挂肚，身体不能回去，那便让魂魄在梦中去往都城，“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因此在得知白起攻破郢都，楚王仓皇逃窜后，屈原心知自己已经无地可托身，无家可归的他悲愤赴死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很多对邪佞的描写，他们逼走屈原后在怀王身边也不行忠顺之事，楚国国力因此骤然下降，最终导致灭国。遭贬失责的愁闷愧疚郁结于心，屈原只能发出一声声无奈的哀叹，以致于他多次抒发类似“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的感慨。报国不得的屈原已存死志，当国家的破败已是不可转圜的情况时，他毅然决然选择“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往日》）来结束他悲屈却光辉的一生。
二、抑郁质性格的驱使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屈原所表现出来的抑郁质性格也值得我们关注。心理学上抑郁质的人通常有着思想敏锐、想象力丰富、多愁善感、优柔寡断等特点，而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以上特质。“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惜诵》），“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惜往日》）几句可以看出他自知被臣子排挤，被君王厌弃，即便有着一腔抱负也难以实现，但他总是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况，屈原的心永远挂念着楚國，即使“谣诼谓余以善淫”仍然选择不离不弃，上下求索，他犹豫纠结的痛苦情感无时无刻不在展现。在这种情感基础上，他的志向却一直都没有因现实而改变，他仍然坚持“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惜诵》），这使得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愁闷也更加深重。
其次，从《天问》《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浪漫离奇的诗篇，离不开特定环境的滋养。楚地很长时间以来都被称为“蛮夷之地”，有着非常浓重的巫风风俗。再根据《周礼》中相关职官的记载以及屈原作品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他兼有神职、宗职和政职，这些职务的特点导致他受到地域特色的影响。良好的教育和独特的职责使屈原能够去思考更多形而上的东西，浪漫神秘的楚地风俗孕育出屈原感性的情感特质。而这样的性格特点，势必会影响到他面对沉重挫折时的选择。如《惜往日》中就有几处自陈心迹，透露出死亡意味，“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这时的屈原已经有了赴死的念头。在《怀沙》中他也表明，自己所厌恶的东西是比死亡更加可恶的，那么，生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除此之外，屈原曾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怀沙》），其中的“离愍”“致愍”都含有病痛的意思，具体指向现在没有办法考证，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病痛不仅指身体上的疾病，也指屈原心中的疾病。无人与之行、知其意的苦恼和君王不明、志向不可酬的痛苦长期充斥在他的心中，很容易让他产生抑郁的情绪，最终在遭受城破的刺激后做出轻生的举动。他魂牵梦萦、心所安放之处就是郢都，它被攻破也意味着屈原心灵世界的坍塌，屈原选择放弃生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三、对死后有灵的坚信
《国殇》是《九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所祭祀的对象不是天神、地神，而是人鬼。屈原在其中描绘了一幅极其激烈的战争场面，刻画了勇猛的楚军将士的形象，即使战败但刚强之气凛然不可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想要表达的是这些战士在死之后幻化成鬼中雄杰，精神依然强壮，还能够为国复仇。这种人死之后依旧存有灵魂的观念，也不是楚地独有的，古人的生死观念即是如此。较早如《墨子·明鬼》中记录了几个关于鬼神的故事，其中一个是燕简公杀了臣子庄子仪，但庄子仪无罪，他在死前说：“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心使吾君知之。”一年后，在燕简公去往祭祀的路上，庄子仪肩扛红木杖把他杀死在车上。又有宋文君鲍的臣子观辜，从事祭祀活动，因供奉不够规格，被厉神附身的祝史用木杖打死在祭坛上。后世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窦娥死后鬼魂使力，让自己的父亲为自己洗清了冤屈，惩治了恶人。杜丽娘更是能够于阴司直言，因情复生。这些即使都是虚妄的故事，但也说明了古人是相信人死后有鬼魂，且鬼魂是有复仇能力的，不管是自己之力还是借助旁人。这使得我们对屈原的生死观也有一个把握，他写《国殇》是在哀悼为国捐躯的英勇战士，但哀悼的目的是报仇以雪国耻，包含着楚国中兴的理想，仍旧与国家相连。在《哀郢》中有“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一句，其中出现了阳侯这个人物。《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他是古代陵阳的国侯，投江而死，死后魂灵成为水神，能够兴起大风浪来伤害人，称之为“阳侯之波”。这一句也为我们理解屈原的自杀行为提供了帮助，屈原是深信人死后还存有力量的，因此他在失去故国、无所寄托的情况下，选择自杀以求得力量，用他心目中的另一种形态来实现自己的报国目的，化身精灵去保佑楚国。
四、对理想人物的效法
品读屈原的作品，会发现他的诗歌与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与楚国的地理不无关系。昔楚国郢都在沅、湘之间，即现在的湖北荆州，是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屈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使被流放汉北，也没有离开江河的滋养，因此，才使得他作品中有着许多关于水的意象。并且，我们也能从中发现屈原所仰慕的一干人物，如介子推、伍子胥、彭咸、伯夷、申徒、比干等。《思美人》中有“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一句，屈原知道他所崇敬的比干、子胥蒙祸，但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海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悲回风》）几句更是表明了屈原的态度，他想要效仿的就是一心为君谏言，为国尽忠的人士。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在屈原笔下出现了七次之多的彭咸，仅《悲回风》中就有三处提及，他是殷朝耿介之士，直谏商王不听，志不得发，便投江自尽表示自己的抗议，被后世列为人臣的楷模。他的遭遇与屈原极其相似，因此才有屈原“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的情感表达。屈原高度肯定彭咸的志向，也愿效仿他的行为，自去投江。其余人如申徒、伍子胥等也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屈原慨叹他们命运的同时也在观照着自己。因此屈原离世不选用其他的方式，而是投身汨罗江，这其中蕴含着他的情感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