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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沂蒙老区有这样一位政协干部，他不恋权位，痴迷文史，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绝密档案的蛛丝马迹。于是，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自费进行了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历时１０余年，终于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细菌战的重重黑幕，石破天惊地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细菌战中屠杀中国平民４２．７万人、惨绝人寰的人间暴行。从而，引发了国内外史学界的“九级地震”。
一、惊人选择，不恋权位迷文史
１９８５年４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一群洁白的和平鸽在沂源县的一个小山村上空盘旋。
“你想想，放着好好的局长不当，偏要当什么党史委副主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气愤地质问跟前的一个小伙子。
“爹，党史委副主任和劳动局副局长的级别一样，你别听外人瞎说。”小伙子红着脸，有点心虚地自我辩解。
“我早就打听过了，劳动局管着全县的工人招工、调动、工资调级，有职有权；党史委是清水衙门，冷板凳，谁都不愿去！”老人嘴角的胡子气得一抖一抖。
什么原因让平日里和蔼可亲的父亲如此大动肝火呢？故事的原委还要从头说起。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崔维志出生在山东沂源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里。这里是革命老区，各种各样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崔维志一有空便找到村里的老八路、老复员军人，请他们讲革命战斗故事。因此，从童年到少年，崔维志几乎是用革命故事喂大的。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他非常迷恋写作。１９７１年，崔维志参加工作，在公社粮站当了一名出纳员。由于他人品好，文字水平高，很快便入了党，并调到了县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干部，当上了县劳动局副局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由于行政工作繁忙，崔维志当上副局长后，终年没有时间读书写文章，这对痴迷文史的崔维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经过无数次的彷徨犹豫，崔维志毅然作出了对他一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离开劳动局到县党史委任职。当崔维志回到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崔维志主动要求调到党史委任副主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委大院和下边乡镇。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对所有这些猜测和流言蜚语，崔维志总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崔维志调入党史委后，在妻子唐秀娥的帮助下，仿佛雄鹰终于找到了搏击云天的长空，又像地壳下面汹涌奔腾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火山喷发的突破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便以斐然的研究成果被调入临沂地委党史委工作，１９８９年又被调入地区政协文史处。在临沂工作不足２０年的时间里，他主编、参编了１０多部大型文史巨著，并多次被省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文稿９部，共计７５０余万字，其中《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山东解放战争纪实》和《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获全国近现代史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山东工作过的谷牧、迟浩田、张震、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为他的著作题词、题签。
二、惊天发现，撕开人类最大细菌战的黑幕
１９９３年６月的一天，崔维志和妻子为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的文史资料来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们翻开国民政府尘封的案卷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日军曾于１９４３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中国人死亡甚重。”看到这条仅有几十字的记载，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涌上崔维志心头，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绝密的内幕和巨大的阴谋，我们要想办法揭开它。”
说干就干！夫妻二人迅速踏上了寻找这一重大档案的征途，在近３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赶到济南、聊城、鲁西、冀南、豫北等地的档案馆，进行仔细的查阅，但没有半点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随后，他俩又赶到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拜访了谷牧、赵健民、宋任穷等一大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过主要领导的老前辈，向他们打听鲁西细菌战的情况。但这些领导均表示，不知道鲁西细菌战。
眼看着调查进入了死胡同，正当崔维志一筹莫展时，妻子唐秀娥提醒他：“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到中央档案馆查查呢？”于是，夫妻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档案馆。到中央档案馆后，夫妻俩便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深入细致的查询，终于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中央档案馆的日军战俘交代材料中发现了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看到这些内容翔实的资料，夫妻二人激动得相拥而泣。随后，夫妻二人又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发现了关于鲁西细菌战的资料。由此，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内幕终于浮出了水面，露出了冰山一角。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崔维志又和妻子数十次深入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等当年受害区域进行调查取证，先后采访了高义贤、刘长延、王振东、柏德坤、李兰、焦凤梧等４００余名老人和知情者。每一次调查，崔维志和妻子都泪流满面，痛哭流涕，受害人和知情者那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他俩毛骨悚然，痛断肝肠。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是千真万确的。
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小岛隆男等战犯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一幅立体全景式的惨绝人寰的画面呈现在崔维志面前：１９４３年８月至１１月，日本鬼子调集了四万兵力，对我鲁西、冀南等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入８月份以后，久旱逢雨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阴雨连绵，境内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仿佛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奔向周围的农田、村庄。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地９６０平方公里顿时被洪水团团围住，不久便变成了一片汪洋。更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得此病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一时间，鲁西、冀南区域内天昏地暗、饿殍千里、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鬼哭神愁……
这就是日本皇军在山东鲁西发动的鲁西细菌战，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悲惨画面。制造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的主谋便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其丧心病狂的主要手段便是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决堤传播。由于这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甚少，日军溃退后，又销赃灭迹，多年来一直淹没在史海中。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仅鲁西、冀南２４个县就屠杀中国平民４２．７万余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把这些冤魂的白骨整齐地排列起来，将能排列到日本东京的高等法院。
面对４０万同胞的血泪冤魂，崔维志愤怒了。他和妻子拿起笔，一边在全国一些报刊上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一边夜以继日地开始写此类专著，一边创办《细菌战调查与诉讼》刊物，并利用参加一些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西细菌战。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崔维志与妻子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同年１２月，崔维志应邀出席了在常德召开的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面对全世界的专家，崔维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地宣读了他在鲁西细菌战方面的研究论文，并出示了细菌战犯关于中国人死亡数字交代揭发材料的复印件，使与会专家大为惊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场细菌战日军竟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一时间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２００３年７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了崔维志修订过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再次让国人感受到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罄竹难书的罪行。
崔维志的惊天发现，轰动了沂蒙，轰动了齐鲁，轰动了神州大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引发了史学界的“九级地震”。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章伯锋教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党德信主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和学者都对崔维志的发现给予了充分肯定。章伯锋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
前不久，颇负盛名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为表彰崔维志在鲁西细菌战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锦旗一面，上面写着：“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崔维志是全世界惟一一个获此殊荣者。
三、倾情付出，巨债缠身无怨无悔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４年，漫漫１０余年的时光，３６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崔维志和妻子为了鲁西细菌战的研究，跑遍了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内蒙古、湖南、湖北等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１０万余公里，撰写调查资料２００余万字，查阅各类档案２０余万册，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受害区域的老人、知情者多达千人，出版有关著作３部共计１００余万字，为此花掉各类费用共计４０余万元。因这项工作与崔维志的本职工作无关，上级有关部门也没有就此项工作进行专题立项拨付研究经费。本单位除了给予崔维志力所能及的照顾外，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崔维志一人承担。更令人无限感慨的是，崔维志的妻子唐秀娥早在１９９３年便下岗了，且还有一个孩子上学。为此，崔维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至今还负债１０万余元。
想起自己历经的磨难和欠债过程，崔维志这位山东大汉也禁不住英雄气短、泪水涟涟。为了节省生活费，他和妻子每次出发，都是带着煎饼和咸菜充饥；为了节省车费，他们坐火车舍不得买卧铺，坐汽车专挑最便宜的坐；为了省下住宿费，他们住过浴池、地下室，有时在车站连椅上过夜。大热天，为了节省电费，他舍不得开电扇，在书桌前挥汗如雨地工作。晚上，为了省下买灭蚊药的钱，他将蚊帐罩在书桌上，脚泡在书桌下盛水的脸盆里，天长日久，脚都泡烂了；为了补充经费，他和妻子又将家里珍藏的邮票、电器、家具以及妻子过去的金银首饰全部卖了个精光。但所有这些做法，与他需要的研究经费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妻子瞒着他加入了既累又危险的装卸队干活，结果被反弹的钢筋击中头部摔成重伤住进了医院。更令他难过的是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连学费都拖着交不上，最后哭着向年逾七旬的爷爷奶奶要。
从１９９９年２月出版《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到２００４年７月再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崔维志共投入出版费用达３０万元之巨。这些经费，９０％以上是他借来的。他妻子的妹妹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他的弟弟拿出了５０００元，他年迈的父母拿出了一生的积蓄２万元，他的亲朋好友也都你５００、他１０００的为他凑钱，他的邻居用房产贷款５万元借给他出书。为了尽快还清这些欠款，崔维志每月１５００多元的工资，除了留下基本生活费外，几乎全部用在还款上，有时家中连几十元钱的零花钱都没有。而这些，崔维志从来都没有向外人谈起。
２００３年年夜饭，崔维志的妻子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却全是素菜。儿子在一旁开玩笑说：“爸爸，你作为一个正县级干部也太俭朴了，今天吃年夜饭，大吉大利才行，买只烧鸡我们吃吧。”崔维志说：“好，今天就让你解解馋。”不一会儿，崔维志便从外面提来了一只烧鸡。正当全家人欢欢乐乐地吃年夜饭时，崔维志的儿子忽然发现母亲喜悦的笑容后面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当儿子得知，那只烧鸡是崔维志刚从门口保安人员那里借钱买来的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扳着崔维志的肩膀问：“爸爸，你和妈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研究鲁西细菌战到底图个啥？”崔维志流着热泪，抚摸着儿子的头，心情沉重地说：“孩子，说得近一点，是为了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说得远一些，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使这段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女士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个人捐款２万元，鼓励崔维志将鲁西细菌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经费的紧缺，并没有动摇崔维志的信心，反而激起了他顽强拼搏的斗志。２００５年２月，崔维志被评为临沂市“十大新闻人物”。目前，他和妻子对鲁西细菌战的调查研究还在继续深入，以便为受害者下一步进行民间诉讼与索赔提供更多更为有力的证据。他表示，个人的那点债务和民族的尊严比起来，太无足轻重了，只要能够为维护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一、惊人选择，不恋权位迷文史
１９８５年４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一群洁白的和平鸽在沂源县的一个小山村上空盘旋。
“你想想，放着好好的局长不当，偏要当什么党史委副主任！”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气愤地质问跟前的一个小伙子。
“爹，党史委副主任和劳动局副局长的级别一样，你别听外人瞎说。”小伙子红着脸，有点心虚地自我辩解。
“我早就打听过了，劳动局管着全县的工人招工、调动、工资调级，有职有权；党史委是清水衙门，冷板凳，谁都不愿去！”老人嘴角的胡子气得一抖一抖。
什么原因让平日里和蔼可亲的父亲如此大动肝火呢？故事的原委还要从头说起。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崔维志出生在山东沂源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里。这里是革命老区，各种各样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崔维志一有空便找到村里的老八路、老复员军人，请他们讲革命战斗故事。因此，从童年到少年，崔维志几乎是用革命故事喂大的。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他非常迷恋写作。１９７１年，崔维志参加工作，在公社粮站当了一名出纳员。由于他人品好，文字水平高，很快便入了党，并调到了县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干部，当上了县劳动局副局长，成了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由于行政工作繁忙，崔维志当上副局长后，终年没有时间读书写文章，这对痴迷文史的崔维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经过无数次的彷徨犹豫，崔维志毅然作出了对他一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离开劳动局到县党史委任职。当崔维志回到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崔维志主动要求调到党史委任副主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委大院和下边乡镇。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对所有这些猜测和流言蜚语，崔维志总是一笑了之，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崔维志调入党史委后，在妻子唐秀娥的帮助下，仿佛雄鹰终于找到了搏击云天的长空，又像地壳下面汹涌奔腾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火山喷发的突破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便以斐然的研究成果被调入临沂地委党史委工作，１９８９年又被调入地区政协文史处。在临沂工作不足２０年的时间里，他主编、参编了１０多部大型文史巨著，并多次被省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文稿９部，共计７５０余万字，其中《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山东解放战争纪实》和《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获全国近现代史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山东工作过的谷牧、迟浩田、张震、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为他的著作题词、题签。
二、惊天发现，撕开人类最大细菌战的黑幕
１９９３年６月的一天，崔维志和妻子为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的文史资料来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们翻开国民政府尘封的案卷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日军曾于１９４３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中国人死亡甚重。”看到这条仅有几十字的记载，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涌上崔维志心头，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绝密的内幕和巨大的阴谋，我们要想办法揭开它。”
说干就干！夫妻二人迅速踏上了寻找这一重大档案的征途，在近３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赶到济南、聊城、鲁西、冀南、豫北等地的档案馆，进行仔细的查阅，但没有半点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随后，他俩又赶到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拜访了谷牧、赵健民、宋任穷等一大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过主要领导的老前辈，向他们打听鲁西细菌战的情况。但这些领导均表示，不知道鲁西细菌战。
眼看着调查进入了死胡同，正当崔维志一筹莫展时，妻子唐秀娥提醒他：“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到中央档案馆查查呢？”于是，夫妻两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档案馆。到中央档案馆后，夫妻俩便一头扎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深入细致的查询，终于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中央档案馆的日军战俘交代材料中发现了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看到这些内容翔实的资料，夫妻二人激动得相拥而泣。随后，夫妻二人又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发现了关于鲁西细菌战的资料。由此，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内幕终于浮出了水面，露出了冰山一角。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崔维志又和妻子数十次深入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等当年受害区域进行调查取证，先后采访了高义贤、刘长延、王振东、柏德坤、李兰、焦凤梧等４００余名老人和知情者。每一次调查，崔维志和妻子都泪流满面，痛哭流涕，受害人和知情者那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他俩毛骨悚然，痛断肝肠。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是千真万确的。
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小岛隆男等战犯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一幅立体全景式的惨绝人寰的画面呈现在崔维志面前：１９４３年８月至１１月，日本鬼子调集了四万兵力，对我鲁西、冀南等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进入８月份以后，久旱逢雨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阴雨连绵，境内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仿佛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奔向周围的农田、村庄。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地９６０平方公里顿时被洪水团团围住，不久便变成了一片汪洋。更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得此病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一时间，鲁西、冀南区域内天昏地暗、饿殍千里、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鬼哭神愁……
这就是日本皇军在山东鲁西发动的鲁西细菌战，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悲惨画面。制造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的主谋便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其丧心病狂的主要手段便是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决堤传播。由于这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甚少，日军溃退后，又销赃灭迹，多年来一直淹没在史海中。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仅鲁西、冀南２４个县就屠杀中国平民４２．７万余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把这些冤魂的白骨整齐地排列起来，将能排列到日本东京的高等法院。
面对４０万同胞的血泪冤魂，崔维志愤怒了。他和妻子拿起笔，一边在全国一些报刊上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一边夜以继日地开始写此类专著，一边创办《细菌战调查与诉讼》刊物，并利用参加一些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西细菌战。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崔维志与妻子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同年１２月，崔维志应邀出席了在常德召开的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面对全世界的专家，崔维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地宣读了他在鲁西细菌战方面的研究论文，并出示了细菌战犯关于中国人死亡数字交代揭发材料的复印件，使与会专家大为惊骇，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场细菌战日军竟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一时间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２００３年７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了崔维志修订过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再次让国人感受到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罄竹难书的罪行。
崔维志的惊天发现，轰动了沂蒙，轰动了齐鲁，轰动了神州大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引发了史学界的“九级地震”。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章伯锋教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党德信主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和学者都对崔维志的发现给予了充分肯定。章伯锋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
前不久，颇负盛名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为表彰崔维志在鲁西细菌战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锦旗一面，上面写着：“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崔维志是全世界惟一一个获此殊荣者。
三、倾情付出，巨债缠身无怨无悔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４年，漫漫１０余年的时光，３６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崔维志和妻子为了鲁西细菌战的研究，跑遍了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内蒙古、湖南、湖北等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１０万余公里，撰写调查资料２００余万字，查阅各类档案２０余万册，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受害区域的老人、知情者多达千人，出版有关著作３部共计１００余万字，为此花掉各类费用共计４０余万元。因这项工作与崔维志的本职工作无关，上级有关部门也没有就此项工作进行专题立项拨付研究经费。本单位除了给予崔维志力所能及的照顾外，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崔维志一人承担。更令人无限感慨的是，崔维志的妻子唐秀娥早在１９９３年便下岗了，且还有一个孩子上学。为此，崔维志不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至今还负债１０万余元。
想起自己历经的磨难和欠债过程，崔维志这位山东大汉也禁不住英雄气短、泪水涟涟。为了节省生活费，他和妻子每次出发，都是带着煎饼和咸菜充饥；为了节省车费，他们坐火车舍不得买卧铺，坐汽车专挑最便宜的坐；为了省下住宿费，他们住过浴池、地下室，有时在车站连椅上过夜。大热天，为了节省电费，他舍不得开电扇，在书桌前挥汗如雨地工作。晚上，为了省下买灭蚊药的钱，他将蚊帐罩在书桌上，脚泡在书桌下盛水的脸盆里，天长日久，脚都泡烂了；为了补充经费，他和妻子又将家里珍藏的邮票、电器、家具以及妻子过去的金银首饰全部卖了个精光。但所有这些做法，与他需要的研究经费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此，妻子瞒着他加入了既累又危险的装卸队干活，结果被反弹的钢筋击中头部摔成重伤住进了医院。更令他难过的是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连学费都拖着交不上，最后哭着向年逾七旬的爷爷奶奶要。
从１９９９年２月出版《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到２００４年７月再版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崔维志共投入出版费用达３０万元之巨。这些经费，９０％以上是他借来的。他妻子的妹妹拿出了全部的积蓄，他的弟弟拿出了５０００元，他年迈的父母拿出了一生的积蓄２万元，他的亲朋好友也都你５００、他１０００的为他凑钱，他的邻居用房产贷款５万元借给他出书。为了尽快还清这些欠款，崔维志每月１５００多元的工资，除了留下基本生活费外，几乎全部用在还款上，有时家中连几十元钱的零花钱都没有。而这些，崔维志从来都没有向外人谈起。
２００３年年夜饭，崔维志的妻子准备了满满一桌子菜，却全是素菜。儿子在一旁开玩笑说：“爸爸，你作为一个正县级干部也太俭朴了，今天吃年夜饭，大吉大利才行，买只烧鸡我们吃吧。”崔维志说：“好，今天就让你解解馋。”不一会儿，崔维志便从外面提来了一只烧鸡。正当全家人欢欢乐乐地吃年夜饭时，崔维志的儿子忽然发现母亲喜悦的笑容后面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当儿子得知，那只烧鸡是崔维志刚从门口保安人员那里借钱买来的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扳着崔维志的肩膀问：“爸爸，你和妈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研究鲁西细菌战到底图个啥？”崔维志流着热泪，抚摸着儿子的头，心情沉重地说：“孩子，说得近一点，是为了对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说得远一些，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使这段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女士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个人捐款２万元，鼓励崔维志将鲁西细菌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经费的紧缺，并没有动摇崔维志的信心，反而激起了他顽强拼搏的斗志。２００５年２月，崔维志被评为临沂市“十大新闻人物”。目前，他和妻子对鲁西细菌战的调查研究还在继续深入，以便为受害者下一步进行民间诉讼与索赔提供更多更为有力的证据。他表示，个人的那点债务和民族的尊严比起来，太无足轻重了，只要能够为维护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