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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里，方言随着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感情认同等多方面因素的交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有的强势，有的走衰，有的甚至已经消亡。
梁启超因方言缘故与皇上沟通障碍，让他很是困扰，后来在夫人帮助下努力学会了说官话。
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方言是这里面的最好代表。既体现出人的性格，又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一些影响。
如江苏、安徽两省的南北方言分界线与人均收入分界线高度重合，这并非说方言分优劣，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里，方言随着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感情认同等多方面因素的交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有的强势，有的走衰，有的甚至已经消亡。很显然，这种影响是相辅相成的，绝不是由哪一方面单独决定的。
政治账：说不说方言，和影响力有关？
明末大将袁崇焕爱说脏话，他带兵时有句口头禅“掉哪妈！顶硬上”，被称为是“粤语灵魂”，曾一度被刻在东莞石碣袁崇焕纪念园的雕像基座上。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常常听得到桂系部队中的这句万众怒吼。
这句方言能流传开来，正是和袁崇焕所率明军以一敌十的杀敌勇气和韧力分不开。但在面见皇帝时，不管说得好不好，难受不难受，袁崇焕是一定要卷起舌头来说“官话”。
同为“老广”的梁启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在面觐光绪帝时，已经很努力地去说广东官话了，但皇帝就是听不懂。没办法，两人就愣着互相瞅，像初次相亲的男女一样尴尬无言。光绪帝大为扫兴，最后只赐了他一个六品衔，印书局编译。
变法之前，梁启超已名声大噪，京师很多人不管听不听得懂他的话，都赶来和他接纳。此时他的影响力大过周边那些人，说什么别人都会听着，或者装作努力听着。但在皇帝面前，梁启超则成了“弱势”的一方。
当然，在一般受众面前，对这些有学问的人来说，他不改，大家只能迁就他。
北大校长蒋梦麟就曾回忆鲁迅，“他很健谈，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而章太炎到北京讲学时，声音小，说的又是浙江话，仍不妨碍底下的人听不懂也要挤进圈子听。
但反过来，情况又不一样了。毛泽东回忆自己当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除了官话外，说哪儿的话，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起着作用。在很多单位里，一把手常常说方言，但如果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且这位领导恰恰是个外地人，那么单位的一把手也要憋足气说一回普通话了。
这还别笑，历来如此。明朝内阁大学士里面，江浙籍贯的占到了三分之一，私下里议事自然说的是吴语。湘军鼎盛时，朝堂上下不少人就悄悄学了几句曾国藩说的湖南话，为啥？拜门生、递条子也好套点近乎嘛，正如现在一些日韩歌手到中国来捞金，开头总要学句中文的“大家好”来拉拢观众。
不过，这并不是说，当领导的想说什么方言就说，还是得看场合。
在唐朝，皇帝因为说长安话不标准，被谏官作为一个问题正式来提出：“吾皇，您上朝时，长安腔可得赶紧改改啊！”
在英国呢，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英国王室的口音在近几十年来也有些变化，从“贵族色彩”到更偏向大众的伦敦腔，有媒体就“批评”王室“晚节不保”。
经济账：粤语还是不是“强势方言”？
在东方卫视去年的歌唱竞技节目《中国之星》中，香港歌手许志安因为唱了一曲粤语歌《怎么舍得你》后，遭到崔健炮轰“听不懂”，并质疑起他的选歌：“你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一个老歌，而且他是用广东话唱，寓意是什么？”
这下好了，一场关于粤语歌还流不流行的论战被掀起，更延伸到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的对比。双方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
公允地说，粤语是目前各大方言里形象最“高大上”的，这当然源于长期以来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发达经济。广东商人说的粤式普通话，大家就觉得没多好听，在央视春晚小品上，常被贴标签。但在大量生意往来中，大家已慢慢接受了这种语言和腔调。
但同属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为何吴语就没有像粤语一样流行起来呢？这里面也有不少文化因素。改革开放后，内地接触到大量的香港影视作品，很多人觉得粤语虽然难懂，但梁朝伟、张国荣这些明星们却是说的比唱得还好听。前些年东北话的兴起，也和东北艺人的集体走强分不开。
粤语在内地的传播大多是源于影视歌的形式，本身就进行了一些艺术化处理，如黄霑、林夕写出来的歌词，不管是“沧海一声笑”还是“他朝两忘烟水里”，都让人觉得朗朗上口。珠三角和长三角比，靠近香港，开放和发展的时机都要更早，在国人心目中也已形成了粤语为主的意识。反过来，在上世纪初期，上海经济比香港更为发达，不少香港人都还以说上海话为荣。
这正如美国刚建国时，口音曾被笑话土，但随着经济强劲，也就“引领英语的世界形象”了，英国口音则逐渐被认为是生硬执拗。随着内地经济的腾飞，港商来做生意，港星来演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正像当年很多人努力学粤语一样。
又如温州商人在经济的强势，反过来推动了温州话的扩张，国外一些地方温州话甚至比英语更有用。在意大利普拉托，80%的温州籍企业主占据了华人经济的绝对优势，甚至让外国人都开始学说温州话，警察也试着用温州话为人指路。老外这种学温州话的热情是让人感动的，要知道，学说温州话可难了。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就曾派两个温州人进行步话机通讯联系，日本情报部门根本翻译不了。
同样，昆曲也和粤语歌类似，其兴衰背后同样蕴含着不少经济因素。开始只是限于苏州一带的小调，到了万历年间，苏州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昆曲也慢慢登堂入室，最终成为上流社会最钟爱的剧种。 昆曲美啊，瞧瞧那服装，那妆容，那舞台，没有大把大把的银子支撑不下来，也只有宫廷或富贵人家养得起一个戏班子。昆曲在发展后期，成为官商阶层交际的手段之一，到康乾时期达到顶峰。
要说请某某大人吃个饭，俗了！那还得请人家听一回曲，瞧，《牡丹亭》、《长生殿》，听名字就这么风雅。但老百姓可听不懂了啊，加上清朝后期国力和贵族阶层的逐渐衰落，昆曲也随之浮沉。
感情账：同声同气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山东人的耿直豪爽在此一听便知；“唉呀妈呀，你吓死老娘了！整啥景儿，有点实际的没？”一听就是热情幽默的东北人；一句“尕小气！阿拉勿睬侬”，也道出了上海人追求细致，同时精明的特点。
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是为了加快国家大一统进程。照理说，方言带来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为何他不去统一语言呢？几千年来，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语言给统一了。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去年对全国2113 个县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分布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发现如果消除城市中的方言多样性，人均产出水平最多将提高 30%左右，但很多人却认为方言是一种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客家人就有一句老话“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语”。
方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影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进而影响信任与沟通，做起生意来也更加相互信任。俗话说“同声同气”，如果能用对方熟悉的语言进行交谈，无疑能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
习近平就要求过台盟中央干部要学习闽南话，“将来跟台湾交流更亲切”。他曾在福建工作长达17年，去年和朱立伦会面时，就可以轻松理解对方所讲闽南语笑话中的笑点。
在不同的场合讲合适的方言，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众所周知，江泽民掌握了多门外语，其实，他对很多方言也是信手拈来。他在 2002年全国“两会”湖北团会议上，就特意给代表们说了两句富有诗意的湖北话：“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美丽娇柔的精灵”。惟妙惟肖的声音让代表们开心一笑，响起掌声一片。
“识别对方是不是‘自己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方言。”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冯钢教授说，如果不是温州人，不懂当地方言，将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更遑论取得信任和做大点的生意。
一名温州籍的媒体人表示，温州商人只喜欢说温州话，固然是经济的发达使温州话成为强势语言，还有的生意场合则是不想让第三方听去机密，难懂的温州话就起到了“保密”的作用。
梁启超因方言缘故与皇上沟通障碍，让他很是困扰，后来在夫人帮助下努力学会了说官话。
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差异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方言是这里面的最好代表。既体现出人的性格，又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一些影响。
如江苏、安徽两省的南北方言分界线与人均收入分界线高度重合，这并非说方言分优劣，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里，方言随着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感情认同等多方面因素的交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有的强势，有的走衰，有的甚至已经消亡。很显然，这种影响是相辅相成的，绝不是由哪一方面单独决定的。
政治账：说不说方言，和影响力有关？
明末大将袁崇焕爱说脏话，他带兵时有句口头禅“掉哪妈！顶硬上”，被称为是“粤语灵魂”，曾一度被刻在东莞石碣袁崇焕纪念园的雕像基座上。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常常听得到桂系部队中的这句万众怒吼。
这句方言能流传开来，正是和袁崇焕所率明军以一敌十的杀敌勇气和韧力分不开。但在面见皇帝时，不管说得好不好，难受不难受，袁崇焕是一定要卷起舌头来说“官话”。
同为“老广”的梁启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在面觐光绪帝时，已经很努力地去说广东官话了，但皇帝就是听不懂。没办法，两人就愣着互相瞅，像初次相亲的男女一样尴尬无言。光绪帝大为扫兴，最后只赐了他一个六品衔，印书局编译。
变法之前，梁启超已名声大噪，京师很多人不管听不听得懂他的话，都赶来和他接纳。此时他的影响力大过周边那些人，说什么别人都会听着，或者装作努力听着。但在皇帝面前，梁启超则成了“弱势”的一方。
当然，在一般受众面前，对这些有学问的人来说，他不改，大家只能迁就他。
北大校长蒋梦麟就曾回忆鲁迅，“他很健谈，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而章太炎到北京讲学时，声音小，说的又是浙江话，仍不妨碍底下的人听不懂也要挤进圈子听。
但反过来，情况又不一样了。毛泽东回忆自己当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除了官话外，说哪儿的话，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起着作用。在很多单位里，一把手常常说方言，但如果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且这位领导恰恰是个外地人，那么单位的一把手也要憋足气说一回普通话了。
这还别笑，历来如此。明朝内阁大学士里面，江浙籍贯的占到了三分之一，私下里议事自然说的是吴语。湘军鼎盛时，朝堂上下不少人就悄悄学了几句曾国藩说的湖南话，为啥？拜门生、递条子也好套点近乎嘛，正如现在一些日韩歌手到中国来捞金，开头总要学句中文的“大家好”来拉拢观众。
不过，这并不是说，当领导的想说什么方言就说，还是得看场合。
在唐朝，皇帝因为说长安话不标准，被谏官作为一个问题正式来提出：“吾皇，您上朝时，长安腔可得赶紧改改啊！”
在英国呢，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英国王室的口音在近几十年来也有些变化，从“贵族色彩”到更偏向大众的伦敦腔，有媒体就“批评”王室“晚节不保”。
经济账：粤语还是不是“强势方言”？
在东方卫视去年的歌唱竞技节目《中国之星》中，香港歌手许志安因为唱了一曲粤语歌《怎么舍得你》后，遭到崔健炮轰“听不懂”，并质疑起他的选歌：“你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一个老歌，而且他是用广东话唱，寓意是什么？”
这下好了，一场关于粤语歌还流不流行的论战被掀起，更延伸到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的对比。双方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
公允地说，粤语是目前各大方言里形象最“高大上”的，这当然源于长期以来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发达经济。广东商人说的粤式普通话，大家就觉得没多好听，在央视春晚小品上，常被贴标签。但在大量生意往来中，大家已慢慢接受了这种语言和腔调。
但同属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为何吴语就没有像粤语一样流行起来呢？这里面也有不少文化因素。改革开放后，内地接触到大量的香港影视作品，很多人觉得粤语虽然难懂，但梁朝伟、张国荣这些明星们却是说的比唱得还好听。前些年东北话的兴起，也和东北艺人的集体走强分不开。
粤语在内地的传播大多是源于影视歌的形式，本身就进行了一些艺术化处理，如黄霑、林夕写出来的歌词，不管是“沧海一声笑”还是“他朝两忘烟水里”，都让人觉得朗朗上口。珠三角和长三角比，靠近香港，开放和发展的时机都要更早，在国人心目中也已形成了粤语为主的意识。反过来，在上世纪初期，上海经济比香港更为发达，不少香港人都还以说上海话为荣。
这正如美国刚建国时，口音曾被笑话土，但随着经济强劲，也就“引领英语的世界形象”了，英国口音则逐渐被认为是生硬执拗。随着内地经济的腾飞，港商来做生意，港星来演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正像当年很多人努力学粤语一样。
又如温州商人在经济的强势，反过来推动了温州话的扩张，国外一些地方温州话甚至比英语更有用。在意大利普拉托，80%的温州籍企业主占据了华人经济的绝对优势，甚至让外国人都开始学说温州话，警察也试着用温州话为人指路。老外这种学温州话的热情是让人感动的，要知道，学说温州话可难了。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就曾派两个温州人进行步话机通讯联系，日本情报部门根本翻译不了。
同样，昆曲也和粤语歌类似，其兴衰背后同样蕴含着不少经济因素。开始只是限于苏州一带的小调，到了万历年间，苏州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昆曲也慢慢登堂入室，最终成为上流社会最钟爱的剧种。 昆曲美啊，瞧瞧那服装，那妆容，那舞台，没有大把大把的银子支撑不下来，也只有宫廷或富贵人家养得起一个戏班子。昆曲在发展后期，成为官商阶层交际的手段之一，到康乾时期达到顶峰。
要说请某某大人吃个饭，俗了！那还得请人家听一回曲，瞧，《牡丹亭》、《长生殿》，听名字就这么风雅。但老百姓可听不懂了啊，加上清朝后期国力和贵族阶层的逐渐衰落，昆曲也随之浮沉。
感情账：同声同气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山东人的耿直豪爽在此一听便知；“唉呀妈呀，你吓死老娘了！整啥景儿，有点实际的没？”一听就是热情幽默的东北人；一句“尕小气！阿拉勿睬侬”，也道出了上海人追求细致，同时精明的特点。
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是为了加快国家大一统进程。照理说，方言带来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为何他不去统一语言呢？几千年来，世界上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语言给统一了。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去年对全国2113 个县及以上城市的方言分布情况进行综合调查，发现如果消除城市中的方言多样性，人均产出水平最多将提高 30%左右，但很多人却认为方言是一种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客家人就有一句老话“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语”。
方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影响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进而影响信任与沟通，做起生意来也更加相互信任。俗话说“同声同气”，如果能用对方熟悉的语言进行交谈，无疑能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
习近平就要求过台盟中央干部要学习闽南话，“将来跟台湾交流更亲切”。他曾在福建工作长达17年，去年和朱立伦会面时，就可以轻松理解对方所讲闽南语笑话中的笑点。
在不同的场合讲合适的方言，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众所周知，江泽民掌握了多门外语，其实，他对很多方言也是信手拈来。他在 2002年全国“两会”湖北团会议上，就特意给代表们说了两句富有诗意的湖北话：“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美丽娇柔的精灵”。惟妙惟肖的声音让代表们开心一笑，响起掌声一片。
“识别对方是不是‘自己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方言。”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冯钢教授说，如果不是温州人，不懂当地方言，将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更遑论取得信任和做大点的生意。
一名温州籍的媒体人表示，温州商人只喜欢说温州话，固然是经济的发达使温州话成为强势语言，还有的生意场合则是不想让第三方听去机密，难懂的温州话就起到了“保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