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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
最近，“春晚”的郎昆导演和我一起在央视网讨论了有关春晚的历史和现状。郎导演是春晚26年来的演变和发展的见证人，从第一届开始就已经参与其中，他作为局中人自有一份感慨，而我作为一个观众和观察者也有许多感慨。
“春晚”从1983年开始直到今天，可以说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一直是相伴而行。春晚的历程和中国30年来的发展的历程其实丝丝入扣，联系紧密。它始终是公众的焦点，又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今天看来，春晚其实不仅仅是一台文艺晚会，它其实折射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我还记得我们全家在那时围着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观看“春晚”的岁月。当时的春晚在今天看来当然简陋，但那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刚刚从匮乏和封闭中苏醒过来，而中国的电视文化也才刚刚起步，人们刚刚开始过有电视机的生活，对于电视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还没有消退。那时公众迫切地需要从过去刻板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同时文化生活的选择还不丰富，公众还很难享受到多样的文艺生活。
于是，“春晚”应运而生，“看春晚”成了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如1983年第一届春晚上，王景愚的《吃鸡》就不仅仅是一个小节目而已，这个节目里通过一个人和一只非常坚硬的鸡之间的搏斗，表达了对于过去匮乏时代的记忆的释放，也是中国人在开始走向繁荣的最初时刻对于过去的“含着笑的告别”。而当时观众点播的《乡恋》曾经一度引起争议，它在“春晚”的演唱其实是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从这时开始，“春晚”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成了在年三十晚上整个中国都不可缺少的一台晚会，是中国人团圆快乐的标志。到了1984年，“春晚”有了香港明星如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有来自中国台湾的黄阿源等，他们凸显了中国情怀和中国年的广阔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观看“春晚”的每一个节目，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的事件。大家从每一个节目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当时，年三十晚上惟一中心是那部家庭中最显要位置上的电视机，每一个节目都不会落下，每一段演唱都会仔细地品味。在一个刚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样轻松的晚会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和乐趣所在。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和文化偏好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春晚”有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春晚”的功能也有了逐渐的转化，它当然还是我们在年三十晚上不可或缺的，但已经越来越成为家庭中的“伴音伴影”，成了我们节庆生活的一种背景。大家在家庭中也有了多样的选择可能。另一方面，“春晚”也适应这种“分众”的发展，节目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只有到了一些大家认为精彩的节目和具有号召力的演员出现时，才会出现全家围坐观看的情况。
和这样的变化相关的是，“春晚”本身也逐渐变得规模宏大。它虽然还会有一些节目成为公共话题和亮点，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缺少但已经不再是每个节目都以“目不转睛”的方式欣赏的晚会了。从“目不转睛”地观看到“伴音伴影”和“各取所需”，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文化的丰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
“春晚”让不少人觉得似乎不如当年印象深刻，当然可能在节目等方面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但同时也是观众的口味提高和见多识广之后，所谓“众口难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致。而互联网上的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议论更使得社会对于“春晚”的看法更加多样。但其实人们的共识是，“春晚”仍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同时，随着与改革开放共同出现的全球“新华侨”群体的成长和壮大，“春晚”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性的华人文化的背景，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海外华人对于“春晚”的热情既包含他们对于家乡文化传统的怀念和认同，也包含对于祖国发展的热望和期待。随着春节走向世界，“春晚”其实也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了。它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可缺少的新民俗的形象已经得到了确立。
在今天，我们当然还对“春晚”充满了期待，但同时我们也不必过度地苛求它。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多文化生活的选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
最近，“春晚”的郎昆导演和我一起在央视网讨论了有关春晚的历史和现状。郎导演是春晚26年来的演变和发展的见证人，从第一届开始就已经参与其中，他作为局中人自有一份感慨，而我作为一个观众和观察者也有许多感慨。
“春晚”从1983年开始直到今天，可以说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一直是相伴而行。春晚的历程和中国30年来的发展的历程其实丝丝入扣，联系紧密。它始终是公众的焦点，又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今天看来，春晚其实不仅仅是一台文艺晚会，它其实折射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我还记得我们全家在那时围着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观看“春晚”的岁月。当时的春晚在今天看来当然简陋，但那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刚刚从匮乏和封闭中苏醒过来，而中国的电视文化也才刚刚起步，人们刚刚开始过有电视机的生活，对于电视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还没有消退。那时公众迫切地需要从过去刻板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同时文化生活的选择还不丰富，公众还很难享受到多样的文艺生活。
于是，“春晚”应运而生，“看春晚”成了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如1983年第一届春晚上，王景愚的《吃鸡》就不仅仅是一个小节目而已，这个节目里通过一个人和一只非常坚硬的鸡之间的搏斗，表达了对于过去匮乏时代的记忆的释放，也是中国人在开始走向繁荣的最初时刻对于过去的“含着笑的告别”。而当时观众点播的《乡恋》曾经一度引起争议，它在“春晚”的演唱其实是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从这时开始，“春晚”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成了在年三十晚上整个中国都不可缺少的一台晚会，是中国人团圆快乐的标志。到了1984年，“春晚”有了香港明星如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有来自中国台湾的黄阿源等，他们凸显了中国情怀和中国年的广阔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观看“春晚”的每一个节目，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的事件。大家从每一个节目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当时，年三十晚上惟一中心是那部家庭中最显要位置上的电视机，每一个节目都不会落下，每一段演唱都会仔细地品味。在一个刚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样轻松的晚会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和乐趣所在。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和文化偏好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春晚”有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春晚”的功能也有了逐渐的转化，它当然还是我们在年三十晚上不可或缺的，但已经越来越成为家庭中的“伴音伴影”，成了我们节庆生活的一种背景。大家在家庭中也有了多样的选择可能。另一方面，“春晚”也适应这种“分众”的发展，节目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只有到了一些大家认为精彩的节目和具有号召力的演员出现时，才会出现全家围坐观看的情况。
和这样的变化相关的是，“春晚”本身也逐渐变得规模宏大。它虽然还会有一些节目成为公共话题和亮点，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缺少但已经不再是每个节目都以“目不转睛”的方式欣赏的晚会了。从“目不转睛”地观看到“伴音伴影”和“各取所需”，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文化的丰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
“春晚”让不少人觉得似乎不如当年印象深刻，当然可能在节目等方面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但同时也是观众的口味提高和见多识广之后，所谓“众口难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致。而互联网上的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议论更使得社会对于“春晚”的看法更加多样。但其实人们的共识是，“春晚”仍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同时，随着与改革开放共同出现的全球“新华侨”群体的成长和壮大，“春晚”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性的华人文化的背景，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海外华人对于“春晚”的热情既包含他们对于家乡文化传统的怀念和认同，也包含对于祖国发展的热望和期待。随着春节走向世界，“春晚”其实也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了。它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可缺少的新民俗的形象已经得到了确立。
在今天，我们当然还对“春晚”充满了期待，但同时我们也不必过度地苛求它。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多文化生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