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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活得有意思的思考，远远不及对活得有意义的思考，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有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架飞机送上60米的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在邻村一个猪圈里，砸死一头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过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是50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他那种笑，我笑不出来。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乐山出了一个“飞人”，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50多岁时他突发奇想，要玩滑翔伞。没钱买，自己做。他的滑翔伞被当地人称为“大风筝”。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实验，这个“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风筝从乐山最高的山飞下来。后来同外国爱好者一起比赛。他的“大风筝”和自学成材的飞伞技术把外国飞伞者吓了一大跳：外国的伞也让他开了天眼!于是。他离了婚，卖掉房子，买了一把外国伞，对着电视机说：“我要飞!我要让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东方!”我想他在做伞和鼻青脸肿地学飞时，一定不是要让世界看着他，只不过是迷于斯罢了；可惜，一上镜头，这代表中国人活得有意义的惯性又起作用了。
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义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
人不能完全脱俗。别人的掌声会让有意思的事变得更有意思。但是，上面这两个人为赢得掌声的目的应该是排在自己觉得有意思之后，因此这两个人就属于自己活得有意思，别人也觉得他们有意思的人。
还有一些人，像我这样。自己没觉得活得有意思，但别人觉着挺有意思。比如，我从小到大没有培养出一样特长，文艺不行、体育不行，此事一直让我自卑到现在。我曾经多次自问：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会不会喜欢同我这样乏味的人交往?因为没有爱好，就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当过几年农民，干了几年会计，做了几年生意，讲过几年课，写过两本不畅销的书，还跑到澳大利亚混了个二等公民，总之，什么都干，就是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因此。我自然没有上面那位的疯狂，也没有老胡的韧劲和王石的胆量。可是这次钟慧和小白让我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算活得有意思，这让我聊以自慰一番——让我又感到活得有点意思。看!我的有意思主要是建立在有意义之上——能赢得别人的掌声才算有意思。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争着抢着让他们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我想他们一定是对自己没意思的人生不满意，所以想培养他们的后代，让他们不要像自己这样没意思。
还有一些人，可能别人没觉得他们有意思，他们自己却觉得有意思。我在北京天坛北门对面，发现有一大片北京20世纪70年代建的旧城区。后来快奥运了，来不及治理，当地政府就建了一圈古色古香的墙把这块“不和谐”围在里面，外来人只有进去才知道里面的乾坤。这里住着至少几千户最低收入的北京人和最低收入的外地人，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的、收废品的、扫马路的、当保安的，以及向这些人出租住房的人。与他们一路之隔的广渠门路北，就是一大片以新世界为首的现代建筑群，这边房子的平均售价是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也就是说旧城区这边的人，假设每年赚两万，一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平方米的新房。由此推断，不发横财，这些人不可能有住上那种新房的奢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意思地活着。七月份的北京，傍晚炎热，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凉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饭桌搬出来。不仅如此，谁家有好菜了，几家男人就凑到一桌上喝酒；那个拎着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锅头，这个捧着从旁边小店买的两瓶啤酒，围着一锅白白的萝卜炖羊肉喝起来。每个人都光着膀子，叼着烟，边吃边搓着身上的泥“犄角”，大声侃着天下奇事。此时在他们桌边走过的外来人都成了贪婪的看客。
他们活得有意思吗?我相信至少那一刻，在羊肉和二锅头酒合成的特殊香味作用下，坐在天子脚下，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那些形形色色、浑身淌汗也不脱衣服、满世界奔波的男女们，他们心里感觉挺惬意的：他妈的，穷有穷的自在，黄泉路上无老少，都瞎忙活啥?还不如趁着牙口好，吃两口喝两口!
由此可见。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仅有自己感觉和外人感觉的差别，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和面对不同事情时，同一个人的感受也有不同：有时我们觉得活着挺有意思，有时又觉得挺没劲的。
我在澳大利亚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型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去兜风。带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问老头：“怎么想起买这么个礼物?”老头说：“今年圣诞前，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要跑车。我去车行转，正好有这辆，就给她买来了。”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像有点内疚似地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4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个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大利亚，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 思。”
可不是嘛，即使是看惯了特立独行的澳大利亚人，也感到她现在挺有意思的。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大利亚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泥水瓦匠活儿样样精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方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罄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然后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3个孩子，不仅如此，这个房子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他用了8年，盖了一座400平方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首先就找他，因为他出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DIY(自己动手做)成才。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大利亚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辈子也就挣一套房子，我可是挣了两套房子。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没有工资也不用缴税，也不用承担那些高昂的学徒成本和监管费用。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虽不缴税，但也没领过救济金。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是自己雇佣自己!”
写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还没有接触到文章的主题——怎么才能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正当我文思不畅时，一个在墨尔本大学学建筑的中国小伙子来我家，他看到了这篇半成品后说：“叔叔，我想补充一点，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坏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说年轻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说：“你是说你想找一个跟谁都随便睡觉的女孩?”小伙子说：“当然不是，找朋友的标准和找结婚对象的标准是不同的!你们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小伙子毫不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有点不甘心，我说：“坏人无非是人群中的少数，少数自然会吸引眼球，这同他们是否有意思没有关系。”他说：“不对，好人也是人群中的少数，可是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坏人的事?比如，黑社会、盗窃、色情、凶杀、通奸永远比雷锋做好事那类故事吸引人。”
仔细想想，可也是呀!
文章写到这，更乱了。
我总不能说，做坏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吧?
珠峰雪荐自《天生企业家》
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有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架飞机送上60米的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在邻村一个猪圈里，砸死一头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过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是50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他那种笑，我笑不出来。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乐山出了一个“飞人”，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50多岁时他突发奇想，要玩滑翔伞。没钱买，自己做。他的滑翔伞被当地人称为“大风筝”。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实验，这个“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风筝从乐山最高的山飞下来。后来同外国爱好者一起比赛。他的“大风筝”和自学成材的飞伞技术把外国飞伞者吓了一大跳：外国的伞也让他开了天眼!于是。他离了婚，卖掉房子，买了一把外国伞，对着电视机说：“我要飞!我要让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东方!”我想他在做伞和鼻青脸肿地学飞时，一定不是要让世界看着他，只不过是迷于斯罢了；可惜，一上镜头，这代表中国人活得有意义的惯性又起作用了。
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义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
人不能完全脱俗。别人的掌声会让有意思的事变得更有意思。但是，上面这两个人为赢得掌声的目的应该是排在自己觉得有意思之后，因此这两个人就属于自己活得有意思，别人也觉得他们有意思的人。
还有一些人，像我这样。自己没觉得活得有意思，但别人觉着挺有意思。比如，我从小到大没有培养出一样特长，文艺不行、体育不行，此事一直让我自卑到现在。我曾经多次自问：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会不会喜欢同我这样乏味的人交往?因为没有爱好，就只能随波逐流，于是当过几年农民，干了几年会计，做了几年生意，讲过几年课，写过两本不畅销的书，还跑到澳大利亚混了个二等公民，总之，什么都干，就是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干着干着就觉得没意思了。因此。我自然没有上面那位的疯狂，也没有老胡的韧劲和王石的胆量。可是这次钟慧和小白让我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在一些人眼中也算活得有意思，这让我聊以自慰一番——让我又感到活得有点意思。看!我的有意思主要是建立在有意义之上——能赢得别人的掌声才算有意思。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争着抢着让他们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我想他们一定是对自己没意思的人生不满意，所以想培养他们的后代，让他们不要像自己这样没意思。
还有一些人，可能别人没觉得他们有意思，他们自己却觉得有意思。我在北京天坛北门对面，发现有一大片北京20世纪70年代建的旧城区。后来快奥运了，来不及治理，当地政府就建了一圈古色古香的墙把这块“不和谐”围在里面，外来人只有进去才知道里面的乾坤。这里住着至少几千户最低收入的北京人和最低收入的外地人，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的、收废品的、扫马路的、当保安的，以及向这些人出租住房的人。与他们一路之隔的广渠门路北，就是一大片以新世界为首的现代建筑群，这边房子的平均售价是每平方米两万元以上。也就是说旧城区这边的人，假设每年赚两万，一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平方米的新房。由此推断，不发横财，这些人不可能有住上那种新房的奢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意思地活着。七月份的北京，傍晚炎热，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凉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饭桌搬出来。不仅如此，谁家有好菜了，几家男人就凑到一桌上喝酒；那个拎着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锅头，这个捧着从旁边小店买的两瓶啤酒，围着一锅白白的萝卜炖羊肉喝起来。每个人都光着膀子，叼着烟，边吃边搓着身上的泥“犄角”，大声侃着天下奇事。此时在他们桌边走过的外来人都成了贪婪的看客。
他们活得有意思吗?我相信至少那一刻，在羊肉和二锅头酒合成的特殊香味作用下，坐在天子脚下，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那些形形色色、浑身淌汗也不脱衣服、满世界奔波的男女们，他们心里感觉挺惬意的：他妈的，穷有穷的自在，黄泉路上无老少，都瞎忙活啥?还不如趁着牙口好，吃两口喝两口!
由此可见。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仅有自己感觉和外人感觉的差别，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和面对不同事情时，同一个人的感受也有不同：有时我们觉得活着挺有意思，有时又觉得挺没劲的。
我在澳大利亚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型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去兜风。带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问老头：“怎么想起买这么个礼物?”老头说：“今年圣诞前，我问她想要什么?她说要跑车。我去车行转，正好有这辆，就给她买来了。”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像有点内疚似地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4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个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大利亚，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 思。”
可不是嘛，即使是看惯了特立独行的澳大利亚人，也感到她现在挺有意思的。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大利亚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泥水瓦匠活儿样样精通。精通到什么水平?他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方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罄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然后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座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3个孩子，不仅如此，这个房子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他用了8年，盖了一座400平方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首先就找他，因为他出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DIY(自己动手做)成才。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大利亚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一辈子也就挣一套房子，我可是挣了两套房子。为什么，除了我努力之外，我自己给自己盖房子，没有工资也不用缴税，也不用承担那些高昂的学徒成本和监管费用。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虽不缴税，但也没领过救济金。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是自己雇佣自己!”
写到这里，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还没有接触到文章的主题——怎么才能做一个有意思的人。正当我文思不畅时，一个在墨尔本大学学建筑的中国小伙子来我家，他看到了这篇半成品后说：“叔叔，我想补充一点，不知对不对。我觉得坏人好像比好人都有意思。比如说年轻人找朋友，都想找那些有点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敢于突破道德界限的人。”我说：“你是说你想找一个跟谁都随便睡觉的女孩?”小伙子说：“当然不是，找朋友的标准和找结婚对象的标准是不同的!你们这代人，怎么把什么事都混到一起?”小伙子毫不客气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我有点不甘心，我说：“坏人无非是人群中的少数，少数自然会吸引眼球，这同他们是否有意思没有关系。”他说：“不对，好人也是人群中的少数，可是为什么大家更注意看那些坏人的事?比如，黑社会、盗窃、色情、凶杀、通奸永远比雷锋做好事那类故事吸引人。”
仔细想想，可也是呀!
文章写到这，更乱了。
我总不能说，做坏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吧?
珠峰雪荐自《天生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