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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是汪曾祺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所写的序言。虽为“序”，本文并未介绍作者及创作原由，也未评价作品，真正关照胡同衰败没落的，只有结尾短短三段，作者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写胡同与胡同文化上面。汪曾祺的散文一向以浓郁的文化气息著称于世，那么本文的文化味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文章的品读，从文化视野、创作姿态、审美语言三个维度初步感知作者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味。
一、叙述者的文化视角
胡同是北京的建筑特色，也是北京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作家冯骥才指出：“当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被时代淘汰了，消失了，它的精神便转移到曾经共存的物品上和环境中。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从这器物和环境中了解、感受与认识昔日生活的形态与精神了。……其实它是人们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人们用文化的眼光看出来的。”①《胡同文化》就很好地体现了汪先生的这种文化眼光，从历史到现在，从外在的现象观察到内在精神根源的剖析，从独特地域风貌整体呈现到细节的描摹，作者的文化视角十分开阔。
1.巧选意象，整体描摹物质形态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四合院是一个盒子”，为了描绘胡同的物质形态，作者选取了三个意象：豆腐、网络、盒子。北方盛产大豆腐，用刀切成一个个方块，方正，规矩。网络纵横交错，密密麻麻，有一种空间的贯穿感和延伸性。盒子封闭而有盖，与外部隔绝，内部又自成一体。三个意象，都是全景俯瞰式的，层层推近，先是北京城的大全景，再是城里与街道相连的胡同，最后是胡同里盒子式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民宅最典型的一般样态，胡同则是四合院的横向连接，“四合院——胡同”展示了北京传统内向型封闭生活格局的建筑形态。作者将胡同形态转化为意象，将人们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表意性生存空间，这种意象化的转化与叙述，虽都以生活中寻常所见事物作比，但胡同的建筑形态早生动形象地跃入读者眼帘。
2.聚焦人物，多元展示习惯态度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这体现了中国人怀旧、恋旧的普遍心理，胡同里的居民不愿离开又旧又破的窝，如果说这还不能凸显北京的独特地域特征，那么北京人在邻里关系上过往不多，物质生活上易于满足，处事态度上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习惯，更能体现这种盒子式的思维。从住的到玩的、吃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相似，盒子里的市民，更关心自身的存在，对盒子之外的事却只瞧热闹，不愿多管。胡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封闭，生存的空间形式极大地影响着身在其中的人的性格。“胡同——四合院”的居住形态，造就了自守与封闭的建筑格局，也导致人们思想意识的封闭。
3.妙举事例，深入挖掘精神传承
北京文化的精义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作者举了三则事例说明，从中可窺见作者的匠心。前两则都是文学作品，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老舍眼中的胡同文化，一个是常年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作者眼中的胡同文化，文学作品可能还有高于生活的虚构的一面，但第三个则是血淋淋的现实。它们按时间顺序则从清末民初到文革时期再到现在。这说明胡同文化历时很长，有历史根源，在人们心中的烙印很深。前两则表现出一种个体生命面在风云变幻无力抗争、被动无奈的忍，第三则却是一种主动地忍，不仅自己逆来顺受，且劝别人逆来顺受，汪老从外象观察深入到剖析精神根源，全方位地展现北京人文生态环境自我封闭的历史痕迹和现实状态，显示其封闭自守的文化心态。
4.多用括号，个性呈现文化典故
在汪曾祺作品中，有个很个性的现象，他喜欢并且很善于用括号来说明一些问题，帮助作者抓住读者的注意力。②《胡同文化》共有9个括号，比如“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等等。这些括号涉及到种种典故，作者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对曾经用过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物件进行解释说明。如果没有那些括号，或许我们就不知道穿行在胡同里的那些手艺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唤头、惊闺；不了解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他们的那些“喝两个”“杀一盘”的俗语，而这些正是作者在文中极力凸显的文化。文化不是笼统的概念化的大帽子，它是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的捕捉与珍视。
二、叙述者的创作姿态
汪曾祺是一位有着高度民间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一直坚守为底层大众书写的人生信条，遵循创作中的民间价值立场，开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性意蕴。③在《胡同文化》中，无论胡同、物件还是典故，作者关注更多的是市民文化，而非作为六朝古都的官方体制文化，或知识分子汇聚的精英文化。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判断一个人是否融入一座城市，有一个显性标志就是他熟不熟甚至会不会说那里的方言，习不习惯那里的饮食。“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个句子，口语化的语言，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置身胡同中，和胡同里的人一起柴米油盐，十分生动形象，作者俨然成了老北京中的一员。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活了77岁，在北京生活了47年，本文写于1993年，那时也已是43年之久，作为一位常住北京的外地人， 作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排斥，而是身临其境地融入，在非常熟悉了解的基础上，又抽离出来，冷静审慎地观察思考，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仅是用修辞性话语建构世界的人，他还应该是清醒地洞察这个世界的思想者，绝不和这个现象的世界保持浅薄的暧昧关系。
三、叙述者的审美语言
汪曾祺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④。他的散文没有浓烈的感情宣泄，有的只是用“失去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来构成“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衰败没落景象，以寄托自己的伤感、依恋和怅惘。作者从胡同中抽离出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胡同文化做整体评述。无论是口语的通俗自然，还是书面语的文雅庄重，表达形式和内容十分匹配。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语言，它是民间的，却又是儒雅的；它是口头的，却又深藏着书面文化的底蕴。⑤
那些关于胡同、胡同文化特点形象化的描摹能让人产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上的联想的特点的词语，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具有一种形象色彩；情感虽含而不露，但像“封闭”这样的词语，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则附着了褒贬的感情色彩。
汪老曾说“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⑥语言是文化的体现，不仅仅是他所选择的物件、关注的人、显示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姿态，它所运用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背后有文化的积淀。只要用文化的眼光来看，文化便无处不在，而我们则需要不断观察、思考、感悟、积累、沉淀、培养这种文化的眼光。
参考文献
①冯骥才：《文化的眼光》《文汇报》，1996年2月12日。
②张 璐：《括号与期待：汪曾祺作品之个性解析》，《安徽文学》，2014年03期，第15页。
③王艳蕾：《论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精神姿态》，《安顺学院学报》，2013年04期。
④汪曾祺：《〈蒲桥集〉自序》，《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第250页。
⑤赵 勇：《读汪曾祺先生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学习时报》，2008年9月。
⑥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文艺报》，1988年1月16日。
[作者通联：上海甘泉外国语中学]
一、叙述者的文化视角
胡同是北京的建筑特色，也是北京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作家冯骥才指出：“当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被时代淘汰了，消失了，它的精神便转移到曾经共存的物品上和环境中。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从这器物和环境中了解、感受与认识昔日生活的形态与精神了。……其实它是人们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人们用文化的眼光看出来的。”①《胡同文化》就很好地体现了汪先生的这种文化眼光，从历史到现在，从外在的现象观察到内在精神根源的剖析，从独特地域风貌整体呈现到细节的描摹，作者的文化视角十分开阔。
1.巧选意象，整体描摹物质形态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四合院是一个盒子”，为了描绘胡同的物质形态，作者选取了三个意象：豆腐、网络、盒子。北方盛产大豆腐，用刀切成一个个方块，方正，规矩。网络纵横交错，密密麻麻，有一种空间的贯穿感和延伸性。盒子封闭而有盖，与外部隔绝，内部又自成一体。三个意象，都是全景俯瞰式的，层层推近，先是北京城的大全景，再是城里与街道相连的胡同，最后是胡同里盒子式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民宅最典型的一般样态，胡同则是四合院的横向连接，“四合院——胡同”展示了北京传统内向型封闭生活格局的建筑形态。作者将胡同形态转化为意象，将人们日常生活空间转化为表意性生存空间，这种意象化的转化与叙述，虽都以生活中寻常所见事物作比，但胡同的建筑形态早生动形象地跃入读者眼帘。
2.聚焦人物，多元展示习惯态度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这体现了中国人怀旧、恋旧的普遍心理，胡同里的居民不愿离开又旧又破的窝，如果说这还不能凸显北京的独特地域特征，那么北京人在邻里关系上过往不多，物质生活上易于满足，处事态度上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习惯，更能体现这种盒子式的思维。从住的到玩的、吃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相似，盒子里的市民，更关心自身的存在，对盒子之外的事却只瞧热闹，不愿多管。胡同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封闭，生存的空间形式极大地影响着身在其中的人的性格。“胡同——四合院”的居住形态，造就了自守与封闭的建筑格局，也导致人们思想意识的封闭。
3.妙举事例，深入挖掘精神传承
北京文化的精义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作者举了三则事例说明，从中可窺见作者的匠心。前两则都是文学作品，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老舍眼中的胡同文化，一个是常年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作者眼中的胡同文化，文学作品可能还有高于生活的虚构的一面，但第三个则是血淋淋的现实。它们按时间顺序则从清末民初到文革时期再到现在。这说明胡同文化历时很长，有历史根源，在人们心中的烙印很深。前两则表现出一种个体生命面在风云变幻无力抗争、被动无奈的忍，第三则却是一种主动地忍，不仅自己逆来顺受，且劝别人逆来顺受，汪老从外象观察深入到剖析精神根源，全方位地展现北京人文生态环境自我封闭的历史痕迹和现实状态，显示其封闭自守的文化心态。
4.多用括号，个性呈现文化典故
在汪曾祺作品中，有个很个性的现象，他喜欢并且很善于用括号来说明一些问题，帮助作者抓住读者的注意力。②《胡同文化》共有9个括号，比如“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等等。这些括号涉及到种种典故，作者如数家珍、津津乐道，对曾经用过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物件进行解释说明。如果没有那些括号，或许我们就不知道穿行在胡同里的那些手艺人，不懂得什么叫做唤头、惊闺；不了解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他们的那些“喝两个”“杀一盘”的俗语，而这些正是作者在文中极力凸显的文化。文化不是笼统的概念化的大帽子，它是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细节的捕捉与珍视。
二、叙述者的创作姿态
汪曾祺是一位有着高度民间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一直坚守为底层大众书写的人生信条，遵循创作中的民间价值立场，开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性意蕴。③在《胡同文化》中，无论胡同、物件还是典故，作者关注更多的是市民文化，而非作为六朝古都的官方体制文化，或知识分子汇聚的精英文化。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判断一个人是否融入一座城市，有一个显性标志就是他熟不熟甚至会不会说那里的方言，习不习惯那里的饮食。“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个句子，口语化的语言，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置身胡同中，和胡同里的人一起柴米油盐，十分生动形象，作者俨然成了老北京中的一员。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活了77岁，在北京生活了47年，本文写于1993年，那时也已是43年之久，作为一位常住北京的外地人， 作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排斥，而是身临其境地融入，在非常熟悉了解的基础上，又抽离出来，冷静审慎地观察思考，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仅是用修辞性话语建构世界的人，他还应该是清醒地洞察这个世界的思想者，绝不和这个现象的世界保持浅薄的暧昧关系。
三、叙述者的审美语言
汪曾祺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④。他的散文没有浓烈的感情宣泄，有的只是用“失去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来构成“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衰败没落景象，以寄托自己的伤感、依恋和怅惘。作者从胡同中抽离出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胡同文化做整体评述。无论是口语的通俗自然，还是书面语的文雅庄重，表达形式和内容十分匹配。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语言，它是民间的，却又是儒雅的；它是口头的，却又深藏着书面文化的底蕴。⑤
那些关于胡同、胡同文化特点形象化的描摹能让人产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官上的联想的特点的词语，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具有一种形象色彩；情感虽含而不露，但像“封闭”这样的词语，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则附着了褒贬的感情色彩。
汪老曾说“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⑥语言是文化的体现，不仅仅是他所选择的物件、关注的人、显示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姿态，它所运用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背后有文化的积淀。只要用文化的眼光来看，文化便无处不在，而我们则需要不断观察、思考、感悟、积累、沉淀、培养这种文化的眼光。
参考文献
①冯骥才：《文化的眼光》《文汇报》，1996年2月12日。
②张 璐：《括号与期待：汪曾祺作品之个性解析》，《安徽文学》，2014年03期，第15页。
③王艳蕾：《论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精神姿态》，《安顺学院学报》，2013年04期。
④汪曾祺：《〈蒲桥集〉自序》，《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第250页。
⑤赵 勇：《读汪曾祺先生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学习时报》，2008年9月。
⑥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文艺报》，1988年1月16日。
[作者通联：上海甘泉外国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