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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的喜庆过后，香港在政经两方面同时遭到冲击。700万市民为奥运加过油后，需要为自己打打气。
首先是金融震荡。踏入9月，美国政府突然决定挽救两家公营的全国性“房事”机构。美元受到抬举，外资趁机加速流出亚洲，港股再度遭到抛售。恒生指数创下一年半以来的新低，只相当于去年10月历史高位的六成。有美资投行认为，港股已接近谷底；但也有行家相信，这次熊市还会跌大约3000点，直到历史高位的一半才到底。
金融已成为香港唯一最稳当的优势，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被邻近地区取代。金融疲弱的话，靠其他行业不足以维持繁荣。与此同时，在基本经济因素方面，由于美国次按问题、内地宏观调控、商品价格高涨等无法控制的外来因素，香港今后一年以至一年半内，都会面对经济放缓与通胀持续的双重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基层固然希望政府伸出援手，刚刚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也必定争相为民出头。问题是，政府已因应通胀，给市民派了过百亿港元的“糖”。目前这个年度，预料股市会继续低迷、卖地收入乏善可陈、其他税收也会相应缩减，库房收入难与股楼两旺的上年度相比，可以派的糖有限。特首下月初就要向立法会提交来年的政府大计，称为《施政报告》。看不出他如何能够说服市民，接受糖已派完的现实。
第二个震荡是9月7日的立法会选举。很难说选举的冲击大过经济，但政治问题比较显眼，容易成为市民甚至西方的话柄。此外，经济问题还可以请中央帮忙，但议会是香港政务，主要由港人自己承受。而初步看来，这次选举最显眼的效果是：激进势力冒起。街头抗争的手段一旦进入议会，不但会扩大议会与政府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矛盾，更会把议会变成肥皂剧，娱乐性丰富，但建设性免问。一句话，政府的政策将更难过关。
在宏观层次上，这次虽然投票率远较4年前为低，但也许是科学上，一些难以控制的正反因素互相抵销，亲政府阵营与反对派阵营的议席对比与上届大致相同。前者仍然掌握了将近2/3的票数，确保政府提案得以过关。
问题在于微观层次。一则这次的参选者人数远远超过议席数，同一阵营内的各党派力争出线，以致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下，阵营内部的矛盾远较上届尖锐。同一阵营内由暗斗化作明争，内部矛盾甚至超过与对方阵营的矛盾。
二是这次在反对派内冒起小股激进势力，向同一阵营的温和势力抢票，成功从后者手中夺得席位。名为“社会民主连线”的小派系集结了一些边缘社群，以“基层主导、旗帜鲜明的反对派”自居，以“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政府积极调节失衡的市场，以及建立公众可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度”为诉求。在传统上重商的社会里，这样“左”的政纲和挑衅式的竞选手法，竟然以高票夺得3席，比成员近20万的工会仅少1席。
4年前的选举冒出了4位“大律师”，其后联同一批知识精英组成公民党，谑称“大状党”，追求高层次的个人权利。港人崇拜精英，一度对其寄以厚望。不料4年后，部分选民舍“良心贵族”而投向边缘团体，寄希望于以反建制为号召的“孙悟空”。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化，根源可能在于本栏5月21日《林行止“改宗”》一文。
因为曾经创办同名日报而绰号“癫狗”(疯狗)的社民连主席黄毓民到时会怎么“玩”议会和政府，没有人敢说。这使人想起台湾最初开放政治时，过百议席的立法院里只有朱高正一两个非执政党成员。朱高正无论提甚么意见，执政的国民党都无需理会。朱高正最后想出一个杀手锏：国民党一提案，他就冲上台打发言者，让“好事”的电视台直播，再经西方媒体传遍全球。人人都知道，台湾原来最出名的是议会打架。国民党为免家丑外扬，只好在提案前问过朱高正。
港人讨厌暴力，不会支持打架的议员，但在现实中，政府在立法会拥有压倒性多数，足以通过任何经济民生提案。如果忽视反对意见，硬靠票数过关，黄毓民这类“市井”政客就有借口制造事件来吸引国际眼球。
首先是金融震荡。踏入9月，美国政府突然决定挽救两家公营的全国性“房事”机构。美元受到抬举，外资趁机加速流出亚洲，港股再度遭到抛售。恒生指数创下一年半以来的新低，只相当于去年10月历史高位的六成。有美资投行认为，港股已接近谷底；但也有行家相信，这次熊市还会跌大约3000点，直到历史高位的一半才到底。
金融已成为香港唯一最稳当的优势，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被邻近地区取代。金融疲弱的话，靠其他行业不足以维持繁荣。与此同时，在基本经济因素方面，由于美国次按问题、内地宏观调控、商品价格高涨等无法控制的外来因素，香港今后一年以至一年半内，都会面对经济放缓与通胀持续的双重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基层固然希望政府伸出援手，刚刚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也必定争相为民出头。问题是，政府已因应通胀，给市民派了过百亿港元的“糖”。目前这个年度，预料股市会继续低迷、卖地收入乏善可陈、其他税收也会相应缩减，库房收入难与股楼两旺的上年度相比，可以派的糖有限。特首下月初就要向立法会提交来年的政府大计，称为《施政报告》。看不出他如何能够说服市民，接受糖已派完的现实。
第二个震荡是9月7日的立法会选举。很难说选举的冲击大过经济，但政治问题比较显眼，容易成为市民甚至西方的话柄。此外，经济问题还可以请中央帮忙，但议会是香港政务，主要由港人自己承受。而初步看来，这次选举最显眼的效果是：激进势力冒起。街头抗争的手段一旦进入议会，不但会扩大议会与政府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矛盾，更会把议会变成肥皂剧，娱乐性丰富，但建设性免问。一句话，政府的政策将更难过关。
在宏观层次上，这次虽然投票率远较4年前为低，但也许是科学上，一些难以控制的正反因素互相抵销，亲政府阵营与反对派阵营的议席对比与上届大致相同。前者仍然掌握了将近2/3的票数，确保政府提案得以过关。
问题在于微观层次。一则这次的参选者人数远远超过议席数，同一阵营内的各党派力争出线，以致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下，阵营内部的矛盾远较上届尖锐。同一阵营内由暗斗化作明争，内部矛盾甚至超过与对方阵营的矛盾。
二是这次在反对派内冒起小股激进势力，向同一阵营的温和势力抢票，成功从后者手中夺得席位。名为“社会民主连线”的小派系集结了一些边缘社群，以“基层主导、旗帜鲜明的反对派”自居，以“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政府积极调节失衡的市场，以及建立公众可直接参与的民主制度”为诉求。在传统上重商的社会里，这样“左”的政纲和挑衅式的竞选手法，竟然以高票夺得3席，比成员近20万的工会仅少1席。
4年前的选举冒出了4位“大律师”，其后联同一批知识精英组成公民党，谑称“大状党”，追求高层次的个人权利。港人崇拜精英，一度对其寄以厚望。不料4年后，部分选民舍“良心贵族”而投向边缘团体，寄希望于以反建制为号召的“孙悟空”。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化，根源可能在于本栏5月21日《林行止“改宗”》一文。
因为曾经创办同名日报而绰号“癫狗”(疯狗)的社民连主席黄毓民到时会怎么“玩”议会和政府，没有人敢说。这使人想起台湾最初开放政治时，过百议席的立法院里只有朱高正一两个非执政党成员。朱高正无论提甚么意见，执政的国民党都无需理会。朱高正最后想出一个杀手锏：国民党一提案，他就冲上台打发言者，让“好事”的电视台直播，再经西方媒体传遍全球。人人都知道，台湾原来最出名的是议会打架。国民党为免家丑外扬，只好在提案前问过朱高正。
港人讨厌暴力，不会支持打架的议员，但在现实中，政府在立法会拥有压倒性多数，足以通过任何经济民生提案。如果忽视反对意见，硬靠票数过关，黄毓民这类“市井”政客就有借口制造事件来吸引国际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