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基于2008—201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企业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的海外经历可以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且该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东部和中部企业高管的海外背景对环境绩效的正向作用强于西部企业。
【關键词】高管；海外背景；环境绩效
【中图分类号】F205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高阶理论
根据高阶理论，高管的背景经历会影响其管理风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1]。对于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中，李祯（202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高管海外经历会对企业的金融化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2]。刘爱明、周劲君（2021）研究发现高管的海外背景可以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3]。董直让（2021）等指出高管个人与团队的海外背景均能够显著地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4]。刘叶云（2021）等认为高管的海外经历会使其对进攻型战略产生偏好，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5]。
（二）环境绩效
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究上。陈宇峰、马延柏（2021）研究指出：企业的绿色投资对其环境绩效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且环境规制可以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6]。李平（2015）等发现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7]。胡曲应（2012）研究了企业财务与环境绩效的关联并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的关系[8]。
（三）研究假设
从企业环境绩效的角度而言，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其学习或工作期间会受到海外国家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形成绿色经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协调发展的观念和偏好，从而倾向于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做出环境友好型的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可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
在我国，虽然高管可能会因为海外经历拥有较强的环保意识，更愿意做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但考虑到企业的生存与股东的利益，民企高管在日常管理的各种决策中，不得不牺牲环境来追求企业的利润。相对而言，国企不会面临强烈的生存危机，因此高管更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决策。此外，近年来我国不断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相继出台落地，国企高管根据其价值取向做出有益环境的决策时，不大会受到外部的限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国有企业高管的海外经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比民营企业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08—2017年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数据做以下处理：第一，剔除ST、PT的公司；第二，剔除金融类公司；第三，剔除变量值缺失的样本；第四，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1%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69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构建
其中，EPIi，t为t年公司i的环境绩效；overseai，t为t年公司i的高管海外背景；X表示控制变量；δi和θi分别为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εi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环境绩效衡量标准与数据库。当前度量环境绩效的方法主要有：陈宇峰（2021）等根据企业是否存在环境违规行为对企业进行1和0的赋值，将其作为代理变量。胡曲应、李平（2012）等根据企业的排污费来确定环境绩效指数。排污费是企业因对环境造成污染而支付的费用，以废弃物的排放量为根据计算得出，可以科学地反映企业的环保行为，因此本文选取排污费的自然对数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排污费与环境绩效是两个相反的指标，排污费越高，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严重，环境绩效越低。
核心解释变量：根据高管的个人简历，计算有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所占比例，作为海外背景的代理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等变量。具体见表1。
（四）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统计。环境绩效（EPI）的平均值为6.275，表明企业排污费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6.275；高管海外经历（oversea）的平均值为0.029，表明上市公司中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总体较少，占比例不足3%，最小值为0，即有些企业所有高管都没有海外经历；最大值为0.667，即高管团队中2/3的成员都拥有海外经历，可见企业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在该模型中控制了企业个体及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根据股权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企与民企。
第（1）列显示oversea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经历越丰富，企业排污费的自然对数就会随之下降，企业的环境绩效也就越好，即高管的海外经历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H1成立。这说明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会受海外国家文化的影响，产生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在企业的管理中会倾向于做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企业规模越大，产能越高，支付的排污费也就越多，环境绩效越差；age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企业存续时间越长，企业在污染物处理等方面更加成熟，因此排污费越少，企业的环境绩效就越好。 国企与民企的回归结果列示在第（2）（3）列，数据显示国企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一致，高管的海外经历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环境绩效，而民营企业则不显著，H2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通过改变自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文献，设置虚拟变量，若团队中没有高管拥有海外经历，sea取值为0，否则为1。用虚拟变量代替原代理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回归结果与原结果一致，结论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跨度广，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外部环境与高管的价值取向一样会影响其决策，为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不同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将全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表5显示了回归结果。
高管海外背景对于东部和中部企业的环境绩效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且西部地区的企业在技术等方面也存在限制。企业的环保行为离不开科学技术与经济条件的支撑，在外部条件的限制下，西部企业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也很难自主地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做出决策，诸多现实问题会抑制高管的环境保护行为。而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更宽松自由，技术条件也更加成熟，高管自主决策的空间更大，因此高管的海外背景可以显著地提高企業的环境绩效。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可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海外背景越丰富，企业环境绩效越好，该结论在经过改变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高管产生的影响不同，相较于民企，国企高管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中东部地区企业高管海外背景的影响更显著。
主要参考文献：
[1]HambrickDC，MasonPA.UpperEchelons：theOrganiza tionasaReflectionofItstop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2]李祯.高管海外经历与实体企业金融化[J].国际商务财会，2021（11）：12-17.
[3]刘爱明，周劲君.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21（8）：11-19.
[4]董直让，余官胜，吴琦琦.高管海外背景能否提升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J].武汉金融，2021（8）：62-70.
[5]刘叶云，刘佳，刘思.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过度投资吗 —基于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和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21，37（4）：5-17.
[6]陈宇峰，马延柏.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1（5）：68-84.
[7]李平，黄嘉慧，王玉乾.公司治理影响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5，35（2）：81-83.
[8]胡曲应.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6）：23-32.
【關键词】高管；海外背景；环境绩效
【中图分类号】F205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高阶理论
根据高阶理论，高管的背景经历会影响其管理风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1]。对于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中，李祯（202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高管海外经历会对企业的金融化产生负向的抑制作用[2]。刘爱明、周劲君（2021）研究发现高管的海外背景可以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3]。董直让（2021）等指出高管个人与团队的海外背景均能够显著地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4]。刘叶云（2021）等认为高管的海外经历会使其对进攻型战略产生偏好，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5]。
（二）环境绩效
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究上。陈宇峰、马延柏（2021）研究指出：企业的绿色投资对其环境绩效有着积极的正向作用，且环境规制可以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6]。李平（2015）等发现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7]。胡曲应（2012）研究了企业财务与环境绩效的关联并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的关系[8]。
（三）研究假设
从企业环境绩效的角度而言，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其学习或工作期间会受到海外国家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形成绿色经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协调发展的观念和偏好，从而倾向于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做出环境友好型的决策，进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可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
在我国，虽然高管可能会因为海外经历拥有较强的环保意识，更愿意做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但考虑到企业的生存与股东的利益，民企高管在日常管理的各种决策中，不得不牺牲环境来追求企业的利润。相对而言，国企不会面临强烈的生存危机，因此高管更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决策。此外，近年来我国不断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相继出台落地，国企高管根据其价值取向做出有益环境的决策时，不大会受到外部的限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国有企业高管的海外经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比民营企业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08—2017年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数据做以下处理：第一，剔除ST、PT的公司；第二，剔除金融类公司；第三，剔除变量值缺失的样本；第四，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1%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699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构建
其中，EPIi，t为t年公司i的环境绩效；overseai，t为t年公司i的高管海外背景；X表示控制变量；δi和θi分别为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εi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环境绩效衡量标准与数据库。当前度量环境绩效的方法主要有：陈宇峰（2021）等根据企业是否存在环境违规行为对企业进行1和0的赋值，将其作为代理变量。胡曲应、李平（2012）等根据企业的排污费来确定环境绩效指数。排污费是企业因对环境造成污染而支付的费用，以废弃物的排放量为根据计算得出，可以科学地反映企业的环保行为，因此本文选取排污费的自然对数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排污费与环境绩效是两个相反的指标，排污费越高，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严重，环境绩效越低。
核心解释变量：根据高管的个人简历，计算有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所占比例，作为海外背景的代理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等变量。具体见表1。
（四）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统计。环境绩效（EPI）的平均值为6.275，表明企业排污费自然对数的平均值为6.275；高管海外经历（oversea）的平均值为0.029，表明上市公司中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总体较少，占比例不足3%，最小值为0，即有些企业所有高管都没有海外经历；最大值为0.667，即高管团队中2/3的成员都拥有海外经历，可见企业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在该模型中控制了企业个体及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根据股权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企与民企。
第（1）列显示oversea的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经历越丰富，企业排污费的自然对数就会随之下降，企业的环境绩效也就越好，即高管的海外经历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H1成立。这说明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会受海外国家文化的影响，产生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在企业的管理中会倾向于做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size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企业规模越大，产能越高，支付的排污费也就越多，环境绩效越差；age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企业存续时间越长，企业在污染物处理等方面更加成熟，因此排污费越少，企业的环境绩效就越好。 国企与民企的回归结果列示在第（2）（3）列，数据显示国企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一致，高管的海外经历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环境绩效，而民营企业则不显著，H2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通过改变自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已有文献，设置虚拟变量，若团队中没有高管拥有海外经历，sea取值为0，否则为1。用虚拟变量代替原代理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回归结果与原结果一致，结论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跨度广，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外部环境与高管的价值取向一样会影响其决策，为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不同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将全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表5显示了回归结果。
高管海外背景对于东部和中部企业的环境绩效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且西部地区的企业在技术等方面也存在限制。企业的环保行为离不开科学技术与经济条件的支撑，在外部条件的限制下，西部企业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也很难自主地依据自身的价值判断做出决策，诸多现实问题会抑制高管的环境保护行为。而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市场环境更宽松自由，技术条件也更加成熟，高管自主决策的空间更大，因此高管的海外背景可以显著地提高企業的环境绩效。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可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海外背景越丰富，企业环境绩效越好，该结论在经过改变代理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高管产生的影响不同，相较于民企，国企高管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中东部地区企业高管海外背景的影响更显著。
主要参考文献：
[1]HambrickDC，MasonPA.UpperEchelons：theOrganiza tionasaReflectionofItstop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2]李祯.高管海外经历与实体企业金融化[J].国际商务财会，2021（11）：12-17.
[3]刘爱明，周劲君.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21（8）：11-19.
[4]董直让，余官胜，吴琦琦.高管海外背景能否提升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J].武汉金融，2021（8）：62-70.
[5]刘叶云，刘佳，刘思.高管海外经历影响企业过度投资吗 —基于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和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21，37（4）：5-17.
[6]陈宇峰，马延柏.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41（5）：68-84.
[7]李平，黄嘉慧，王玉乾.公司治理影响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5，35（2）：81-83.
[8]胡曲应.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6）：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