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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对办公桌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三人沙发见宽的外滩夜景图，外滩是上海市黄浦区的一线风景。见到上海客人，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就会从外滩一字排开的建筑中随手指一座，“我考考你，这是什么地方？”这位黄浦区原区委书记，对辖地的熟悉程度，可以将一幅风景图当成政区图来看。
他对南昌市的情况，也在上任一年间摸得一清二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进入-深入-融入”三阶渐入角色。这幅华美到可以直接做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夜上海”，挂在这间办公室里，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主人将沿海经验揉进南昌实践的理念。
在王文涛履新一周年之际，《望东方周刊》对其进行了专访，直面三大热点：换届年的基层组织建设、身处中部怎样看待中部崛起及纷杂的区域竞合关系、日渐凸显和厚重的社会管理课题。
干部换届零举报背后的运转机制
换届年的南昌静悄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南昌市没有一例举报，顺利实现平稳过渡。同时，南昌的选人和用人机制“趁机”进行了突破。
《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名来自发达地区的官员，你在这执政一年间，如何因地制宜，所遇到的矛盾怎样解决、所碰到的问题怎样思考、所感到的不同怎样适应？
王文涛：我是2011年4月20日“进入”南昌的。我曾做过昆明市长、上海黄浦区长和区委书记，14年前从上海航天局职工大学挂职上海市松江区五库镇的镇长；第二步尽快“深入”，听介绍、看数据、读历史，在头脑中建构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就得靠跑，除了将一些区县、开发区和部分委办局跑了一圈，商业圈、特色街、景点、小巷和困难户聚居地都在我脚步覆盖范围内。我利用周末去转，反正在南昌也是单身嘛。更重要的是“融入”，要把潜意识中那种对自己是“外来干部”的认知去掉。细枝末节比宏观理念更能体现“融入”，我现在特别能吃辣，余干辣椒咬在嘴里很脆、很滋润。
《望东方周刊》：换届往往是敏感而微妙的时刻，自2011年9月份以来，南昌市进行了人事大调整，7次调整涉及269名干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信访、举报，而一般而言，干部调整特别是大面积集中调整期间，干部思想情绪极易波动，相关信访、举报明显增多，此次南昌换届平稳过渡背后的运转机制是怎样的？
王文涛：省会城市，别说换届，只要涉及到干部的调整都是很敏感的。乍到南昌，我正好遇到了四级换届：乡、县、市和省级，半年内必须全部完成。除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严格执行中组部的纪律要求，我们也将换届作为一个契机，探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既要发扬民主，依靠群众投票推荐，但又不能以票取人。怎样正确看待民主推荐选票？我们给民主推荐（换届考察中全额定向推荐、谈话推荐情况）40%的比重，避免高考式“一票定终身”，如果唯票取干部，就可能有少数干部拉票。另外，我们又给近两年来干部年度考核评定等次情况、民主测评及民意调查情况30%的权重。
以上三方面是必看的，但一个干部不可能只用分数“打”出来，前“三看”进行的是定量评价。还有“一看”是定性分析，就是看市委组织部平时对干部的了解情况及省委巡视组对县区班子巡视评价情况，5年2次的巡视和从纪委了解到的情况被我们视为“政治体检”，防止带病提拔。
还有“一听”，听取县区委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县区、本单位干部的评价和班子配备的意见建议。后来，我们扩大了听取范围，一些前任领导的意见也被吸纳。
少数只看中选票的干部打电话、发短信拉票，我们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这叫“秒杀”，起到震慑作用。
《望东方周刊》：除了自上而下的选拔，南昌还尝试了自下而上的选拔，比如市县联合公选，媒体全程公开笔试、面试、考察后的排名和得分情况，并随机挑选“两代表一委员”对候选人面试。这种创新效用如何？
王文涛：公选主要是拓展了选干部的视野、范围，打破学历、年龄、地域、身份界限“选贤与能”。媒体、“两代表一委员”的参与，大大降低了面试中打招呼、走关系、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坦率地说，公开选拔干部也有争议，选拔上来的干部是优秀的，但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高分未必高能，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能力问题，也有非机关人员对机关工作的文化适应问题。同样，体制内的选拔也不能保证百分百把优秀的选上来、选上来的百分百优秀。我认为，公选未来还要加大力度，毕竟它拓宽了用人渠道，将干部选拔推向透明，在干部内部形成“鲶鱼效应”。
《望东方周刊》：还有考核机制。你经常会走街串巷，碰到问题立即告知相关责任人，除了这种领导偶然碰到、或然解决，还有无其他良方？
王文涛：我去走街串巷发现问题，不是替代正规行政体系运行，是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驱走懈怠，带动干部走基层的作风。我赞赏越级调查，但我不会越级拍板，解决、实施、决策，还是要走程序，特别是不能形成个人超越组织构架和制度的权威、专断。
南昌正在进行“作风大转变、效能大提速、环境大优化”集中整治，一些部门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比如市工商局专门请复旦大学做了绩效考核软件，作为全国唯一行政执法类单位被国家确定为公务员考核工作联系点。
考核是种导向，明确地告诉被考核人，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但考核可能有平铺直叙、掩盖重点的问题。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的业务在考核中有一席之地，哪怕0. 5的分值也好。因为有考核了，领导就重视了，考核成了一种被争夺的资源。差不多每份工作建议、报告，最后都是要求将某项工作列入考核。大家都有分值，重点便不突出了。我是希望重点突出，在我们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保护就是重点。
中部各地区的拉锯、竞合关系
近年来国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密集出台跨区域规划，具有承东启西、续南接北作用的中部地区跨区域规划尚处于探索阶段。地区间竞争和试验，推动了中部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复杂的拉锯和竞合关系。
《望东方周刊》：本刊记者在微博上做了一个小调查，经济是南昌人集中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中部地区的其他经济圈（大武汉经济圈、长株潭经济圈、皖江经济圈等）相比，在中部地区崛起中有何自身特色？目前南昌经济发展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个方面？
王文涛：我曾在上网时看到网民对南昌2012年GDP13%的增长目标不满，“你们（政府）在干嘛？我们吃稀饭去吧！”南昌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老百姓关心经济问题、希望提高收入、对历史的欠账有些意见，我很理解，这些要求是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但经济发展毕竟有其内在规律。
鄱阳湖是“生态经济区”，这个定位与该地区的自然禀赋有关。我们既要发展，又要保护好一湖清水，所以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绿色崛起的发展路径，破解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
低碳是这条路径的切入点，我们做了《南昌低碳城市发展规划》，一直管到2020年，有完整的打造低碳城市攻略，产业布局中设置了3条红线：不做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项目、不做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群众健康的项目。
南昌经济发展最需要加强的就是支柱产业，目前在千亿产业、500亿产业上尚未有突破，与中部的武汉、长沙等城市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望东方周刊》：关于中部崛起的排列组合有多种，其中有一个“中三角”，即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三大都市圈，在各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都在60%以上，是带动周边地域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量，你怎样看待这种地区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和发展试验？
王文涛：“中三角”即“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季度GDP的成绩单出来了，增速排列是：中部>西部>东部，每个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部迎来了它的时代。实现崛起必然龙头先抬，省会城市就是龙头。
任何区域之间都会产生竞合关系，有合作没竞争就没活力，有竞争没合作就没秩序。我们尽可能地从政府导向上避免同质化、低层次竞争，但最终的配置取决于市场。
《望东方周刊》：与发达地区对比，南昌又毗邻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或称海西经济区），这三个三角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南昌与这三个三角均有一个交集、交汇，怎样协调与这些发达地区的关系？
王文涛：这三个“三角”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正面临着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我们已做好了承接准备，但一定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承接。转移的驱动力并非只是发达地区想把污染转出去，转移是由多种因素所激发的，如有些产业转移是由“劳工荒”造成的，江西有780万人外出打工，现在很多农民工不愿出省，产业就往劳动力丰沛的地区迁移。留住一些有技术的本地民工，就能留住产业，我们是用自身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再如，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较饱和的市场，是新兴市场，就能用市场换基地。所以，“承接”不仅是被动承受，还有主动迎接。
《望东方周刊》：江西是相对欠发达省份，南昌被委以打造成带动全省的核心增长极的重任，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王文涛：江西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主要矛盾就是发展不足。越是欠发达的地区越需要核心增长极。在中部省会城市乃至全国省会城市中，南昌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
从南昌的首位度来看，放在中部省会城市中，我们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本省的比重分别只排到第三位、第五位、第四位。放在全国省会城市来看，剔除经济双极、多极的省份，我们在单极的省份中首位度中等靠后，这就造成聚集、辐射能力均弱，受到周边区域城市的挤压，以至出现上饶“掉头向东”，萍乡“西向发展”，区域格局地位有弱化的趋向。
我对核心增长极的理解，先是高度聚集，成为经济核心；再是强力辐射，能够带动周边。是“先富”与“均富”的关系。
作为南昌市委书记，我理想中的江西是以城市群、城市圈为目标，均衡发展，从长远看，我并不希望南昌的首位度过高。
《望东方周刊》：再看南昌市内地理，城市框架以及未来拓延的趋势，南昌市东面有湖（瑶湖等），西面有山（梅岭），北面有机场，向南成为唯一选项，你说未来南昌在20年到50年内将留下一个敞开的空间，这个“敞开空间”如何理解？
王文涛：首先，我想澄清一些误解，这不是一个房地产概念，认为南昌今后就要向南发展。
南昌这个城市比较特殊，唯一敞开的口子就在南面。我们现在是按“到2020年城区面积350平方公里，人口350万”的目标来做规划，但2020年以后呢？或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个目标提前达到呢？
现在做城市规划，不要把一个城市都包住，四处摆棋置子，这样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城市生长屏障，要为未来发展留出“扩展槽”，要为后人考虑，留出空间，即使是30年、50年之后的事。
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
与维稳和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管理，内涵正在悄然改变。在十六大报告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题目之下，社会管理被涵盖在子题目“维护社会稳定”中；十七大报告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单独一个部分阐述；2011年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望东方周刊》：结合南昌实际，社会管理内涵的改变在你看来意味着什么，工作思路、内容会做出哪些相应的调整，挑战有哪些？
王文涛：从“治安”到“管理”，它意味着我们要从源头上、根本上改进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内涵更丰富了，但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侧重，现阶段的重点在民生和社会稳定。
社会管理的内容上，我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基层建设，发展村民自治的新社会组织，支持引导中介、协会等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我们有两个区（青云谱区、西湖区）正在进行社会组织培育的试点，民间公益组织发展势头良好。二是深化矛盾化解，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
面临的挑战，首先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理念需要转变，从传统的“整治管理”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依靠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
《望东方周刊》：一方面，社会管理的内涵复杂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在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期呈增多的态势；另一方面，南昌担负着打造成带动全省发展的核心增长极的使命，经济要保持13%到15%的增速，确保经济总量“再造一个新南昌”。怎样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王文涛：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没有孰轻孰重。注重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式发展，是我们处理两者关系的思路。
举一个在中国很典型的拆迁例子。南昌为建地铁要进行大动迁，动迁现在是天下第一难，尤其是在中心城区。我们也出现过一些反复，包括群体性事件。我们就坚持“一个中心，三个原则”。“一个中心”是李克强副总理就南昌的拆迁强调要“和谐有序”。三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该给老百姓的一定要给；“阳光动迁”，能公开的信息全部上墙公开，这是我带来的上海经验；“用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做动迁工作”，群众工作是共产党最擅长的，这就从源头上化解了很多矛盾。
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和谐稳定，很难，地方政府压力很大，我举地铁拆迁例子，说明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到。从2月29日开始动迁以来，1700多户已经完成了98. 13%，说明坚持了“一个中心，三个原则”，老百姓对政府还是理解支持的，但还剩下几十户，我们都很担心，成功的动迁，处理好最后阶段的难题才是关键。我反复在说“压力很大”，有时还真是夜不能寐。
《望东方周刊》：媒体在南昌的社会管理创新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成为民意汇聚的枢纽、曝光的平台，甚至承担了一部分信访的职能，以此倒逼相关职能部门。你对媒体在社会管理中所设想的定位是怎样的？你怎样看待微博等社交媒体？
王文涛：我想用“之一”两个字概括媒体在其中的定位，它是干群沟通的有效渠道之一，是各种监督的形式之一，所承担的作用也是各种之一，反映的是老百姓方方面面的问题之一，解决的是反映的全部问题之一。目前看来，媒体对社会管理的介入有一定有效性，但有一些涉及体制或大量资金的问题，是一时解决不了的。
媒体的真正底气来自市民的支持，只要它站在为民众沟通的立场上。“啄木鸟”现在的本事更大了，不仅仅是监督城建、市容，开始啄政府的效率、服务了，通过它的暗访，处理了一批干部，比如上班打牌的。
官员必须面对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变化，我也常在微博潜水，个人账号就有两个。微博上的言论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但非全部。
3月29日，“南昌发布厅”——南昌统一政务微博集群平台上线。我特别强调互动，怎样互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政府微博不能不说，也不能乱说。我们没有规避这种挑战，而是主动面对，也可能会走弯路，但跟上、适应这个形势，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望东方周刊》：你怎样看待民生在社会管理这个大命题中的地位？关于民生，你描述过老百姓的要求是碎片化的，碎片化的诉求有导致政府责任向无限扩展的倾向，如何划清政府的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之间的边界？
王文涛：民生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点。民生工作的特点是越到上面，越有统一、共性的内容，越到下面，特别是街道、县区这一级，越面临诉求的多元化。
还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南昌目前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如果去做人均7万美元那个阶段才能做的事情，那不是渐行渐远吗？不是所有的民生工作一届政府都能做完，而且民生是有一定阶段性的，不同阶段老百姓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得面对老百姓真实的需求，实实在在帮老百姓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