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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赵丹，中国著名电影演员。黄宗英，演员、作家。1948年，两人结为夫妻。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病离世。
赵丹生于1915年，终年65岁。上小学时，即登台公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爱唱京戏，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阿丹的父亲，为满足儿子爱演戏的兴趣，开了一家戏院，常常聘请戏曲名角和进步新文艺工作者来小城演出。阿丹和他的同学、小伙伴，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他们也演什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派同志和“小小剧社”发生联系时，阿丹不满15岁。
我认识阿丹，在1947年。当时我22岁，他32岁，已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了。是他和著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到我的照片，他们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我的处女作影片《追》，看完之后，把我从北京请到上海。我和阿丹开始合演《幸福狂想曲》。他生活上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的，但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我有点怕他。当影片停机，在扫尾工作中，我们将分手时，他忽然孩子似地对我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记得，我已经嫁给阿丹大半年了，有一天，收拾他的破书箱——那是我们结婚时他唯一的财产，我发现一叠用图画纸画的西洋画：有人物，有舞台装置图，有镜头画面构图。我问：“谁画的？”答：“我，我是美专毕业的呀！”
赵丹自幼年起，就从父习字画。吴老作人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赵丹在十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及长，到上海读大学。长辈叮嘱他学法律，不求人，人求己。可是，他偷偷去付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入了国画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等习画山水。一张临摹的工笔手卷，画了一学期。以后，投身学生运动，在“左联”领导 下，从事话剧、电影工作，也就渐渐搁下了画笔。而他又开始大画特画起来，是在《李时珍》拍摄外景时，去了黄山、富春江之后。从此，除系狱，他一直没停笔，直到病危难以握笔，还勉强动着手指在腹部书、空中画……
我每回出门前，常常给他磨一大瓶墨汁，在瓶子上贴一小纸条，书：“临行细细磨，”又私语曰：“莫怨迟迟归。”我就捡起行囊走天下去了。
作伴32载，阿丹只为我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一张是解放初期，他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会回来，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给我画了写生像，题“娇妻”以赠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为他写电影剧本《闻一多》时，他为我写下闻一多之座右铭：“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勉我并自勉。最后一次，是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确诊，我每天在探访时间去医院看望。一天，他怪我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急坏人啦。”我担心地问：“检查报告出来了？”“今天是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给你画了个寿桃，等啊等……”我心里“咯噔”一下，大热天打了个寒战。他这人，除了对艺术外，什么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今生今世今番怎么会想起我的生日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那段时间，我见他点花花放，绘鸟鸟飞，着水水流，染云云行，我心里禁不住打颤……
在那10年动乱的年月，他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嘱咐我去买颜料、纸墨。以后，每月逢干校休假4天回家，他就画个4天4宿，以之为唯一的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到了晚上，我和三四个孩子横排睡一张大床。他搭铺，可老是不搭。我一天劳累下来，被窝里是钻进小子还是闺女，也闹不清，睡梦中，我一翻身，只听得阿丹着急地：“嗳、嗳，慢点，别动、别动……唉……”原来，我和孩子们的身上也盖着他画就的画。
（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此生此情：十四曲有情人的生命挽歌》 主编：丁东 本文作者：黄宗英）
赵丹生于1915年，终年65岁。上小学时，即登台公演魔术、双簧、话剧，他还爱唱京戏，喜欢拉开嗓门唱铜锤花脸。阿丹的父亲，为满足儿子爱演戏的兴趣，开了一家戏院，常常聘请戏曲名角和进步新文艺工作者来小城演出。阿丹和他的同学、小伙伴，看见进步剧团演什么，他们也演什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正式派同志和“小小剧社”发生联系时，阿丹不满15岁。
我认识阿丹，在1947年。当时我22岁，他32岁，已是有经验的电影明星了。是他和著名导演陈鲤庭，在朋友的书桌玻璃板下边，看到我的照片，他们说：“我们找的就是这双眼睛。”他们调来我的处女作影片《追》，看完之后，把我从北京请到上海。我和阿丹开始合演《幸福狂想曲》。他生活上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常常脚上的袜子都不是原配成对的，但为了一个镜头，有时和导演——他的老朋友争得面红耳赤。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我有点怕他。当影片停机，在扫尾工作中，我们将分手时，他忽然孩子似地对我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记得，我已经嫁给阿丹大半年了，有一天，收拾他的破书箱——那是我们结婚时他唯一的财产，我发现一叠用图画纸画的西洋画：有人物，有舞台装置图，有镜头画面构图。我问：“谁画的？”答：“我，我是美专毕业的呀！”
赵丹自幼年起，就从父习字画。吴老作人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赵丹在十岁左右，就能为店家写斗方匾额。及长，到上海读大学。长辈叮嘱他学法律，不求人，人求己。可是，他偷偷去付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入了国画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等习画山水。一张临摹的工笔手卷，画了一学期。以后，投身学生运动，在“左联”领导 下，从事话剧、电影工作，也就渐渐搁下了画笔。而他又开始大画特画起来，是在《李时珍》拍摄外景时，去了黄山、富春江之后。从此，除系狱，他一直没停笔，直到病危难以握笔，还勉强动着手指在腹部书、空中画……
我每回出门前，常常给他磨一大瓶墨汁，在瓶子上贴一小纸条，书：“临行细细磨，”又私语曰：“莫怨迟迟归。”我就捡起行囊走天下去了。
作伴32载，阿丹只为我画过两张画，写过一张条幅。一张是解放初期，他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开会回来，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给我画了写生像，题“娇妻”以赠我。而一幅字，是1979年，我为他写电影剧本《闻一多》时，他为我写下闻一多之座右铭：“义所当为，毅然为之。”勉我并自勉。最后一次，是1980年夏，他已病在床上，尚未确诊，我每天在探访时间去医院看望。一天，他怪我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急坏人啦。”我担心地问：“检查报告出来了？”“今天是你生日啊，我一大早就给你画了个寿桃，等啊等……”我心里“咯噔”一下，大热天打了个寒战。他这人，除了对艺术外，什么都马马虎虎、糊里糊涂，今生今世今番怎么会想起我的生日来？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那段时间，我见他点花花放，绘鸟鸟飞，着水水流，染云云行，我心里禁不住打颤……
在那10年动乱的年月，他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嘱咐我去买颜料、纸墨。以后，每月逢干校休假4天回家，他就画个4天4宿，以之为唯一的舒心事。那时，我们全家挤住在一间屋里，书桌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他在吃饭的小方桌上画，有时只得在地上画，在门背后画。到了晚上，我和三四个孩子横排睡一张大床。他搭铺，可老是不搭。我一天劳累下来，被窝里是钻进小子还是闺女，也闹不清，睡梦中，我一翻身，只听得阿丹着急地：“嗳、嗳，慢点，别动、别动……唉……”原来，我和孩子们的身上也盖着他画就的画。
（摘自中国工人出版社《此生此情：十四曲有情人的生命挽歌》 主编：丁东 本文作者：黄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