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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研究表明R&D能够极大地促进TFP的发展，然而大多数研究并未考察R&D与TFP之间的同期相关性以及相互的因果关系。基于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R&D强外生于TFP，R&D投入对TFP的影响为正，但影响的绝对值不大；为此，进一步剖析了R&D强外生于TFP的原因，并提出了转换R&D投入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强外生性；面板数据
近年来理论研究认为R&D是生产力的发动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投入之外所有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这些理论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然而对于R&D花费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仍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R&D与生产力之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展开很多相关研究，包括企业生产力、地区生产力直至研究整个国家层面的生产力水平与R&D的关系。实证研究一般认为R&D极大地促进TFP的发展，然而，大多数研究并未考察R&D与TFP之间的同期相关性以及相互的因果关系。一方面，R&D的投入导致技术的改变，后者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形成从R&D到TFP的作用关系，但R&D和生产力本身的投入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影响需求，而二者不必相关；另一方面，TFP的提高可以促进需求的提升和资金的积累，而后者又进一步激励R&D的投入，从而形成从TFP到R&D的作用关系。Frantzen研究了OECD国家R&D与TFP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都从统计上表明存在从R&D到TFP的影响关系。但笔者所知，迄今仍没有证据表明从TFP到R&D的作用是否确切存在。国内学者针对R&D投入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R&D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朱春奎对上海、张薇等对陕西省和上海市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利用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GDP的关系；采用协整分析研究了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0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研究R&D与TFP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上，分析R&D对于生产力的影响。
本研究数据采用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0年到2014年的有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R&D（万元）数据来自辽宁省科技厅统计；地区总人口数（Population，万人），地区从业人员数目（Labor，万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Capital，万元），物价指数（price）以及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实证分析中数据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实证分析用Eviews6.0完成。首先我们估计模型，测算14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图。我们发现2010年至2014年辽宁省经济高速发展，但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相应逐年提高，其中有5个地区呈明显下降趋势，分别是：大连，沈阳，盘锦，鞍山，葫芦岛；有5个地区呈上升趋势，分别是：朝阳，辽阳，锦州，铁岭和抚顺；其余地区呈上下浮动状态。从14个地区的年平均值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呈上下波动状态。对TFP和R&D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数据都取对数，对其模型进行估计，同样采取Arellano和Bond（1991）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显然，R&D的滞后对LTFP有显著影响，而LTFP的滞后对R&D无显著影响，这说明R&D是LTFP的Granger原因，但不存在反馈机制。结合弱外生性结论，我们认为R&D通过了强外生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估计模型来研究R&D对TFP的影响。估计模型仍然采取Arellano和Bond（1991）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我们发现，单从TFP对自身的效应来看，模型中TFP一期和二期滞后效应都显著为负，这一点和国际上的研究结果不同。R&D投入对TFP的影响为正，而且显著，但绝对值不大，即弹性系数仅为0.08。笔者认为这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多年来，我国持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势头，但经济发展多依赖于政府投资型导向，因此在控制了R&D影响后，反映技术进步的TFP却呈现下滑趋势。
本文研究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0年至2014年间科技投入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辽宁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反映技术进步的TFP并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在一些地区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反映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依然是粗放式的。事实上，尽管有关增长方式转型的呼声已经有了很多年，但辽宁省各地区迄今还是在沿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全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还显得很突出。例如，辽宁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辽宁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21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事实上，不仅辽宁省如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本研究所引起的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R&D并没有促进TFIP显著增长。这反映出R&D的投向出了问题，它并没有真正投入到那些真正促进生产率提高的领域，也没有交付给真正有创造力的科研人员。显然，前者反映出我们对当前影响TFP的关键链还没有搞清楚，后者则反映出R&D的拨付机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本研究也提供强有力的佐证，R&D强外生于TFP的发展就反映出TFP对R&D没有反馈效应，R&D与TFP呈不同的轨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辽宁省R&D的投入机制，否则，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只会停留在口号上，而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最终贻误辽宁省经济转型的时机，在注重技术进步的现代社会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
参考文献：
[1]朱春奎.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4.
[2]张惊天.上海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5.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强外生性；面板数据
近年来理论研究认为R&D是生产力的发动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了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投入之外所有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这些理论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然而对于R&D花费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仍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对于R&D与生产力之间在很多层面上已经展开很多相关研究，包括企业生产力、地区生产力直至研究整个国家层面的生产力水平与R&D的关系。实证研究一般认为R&D极大地促进TFP的发展，然而，大多数研究并未考察R&D与TFP之间的同期相关性以及相互的因果关系。一方面，R&D的投入导致技术的改变，后者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形成从R&D到TFP的作用关系，但R&D和生产力本身的投入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影响需求，而二者不必相关；另一方面，TFP的提高可以促进需求的提升和资金的积累，而后者又进一步激励R&D的投入，从而形成从TFP到R&D的作用关系。Frantzen研究了OECD国家R&D与TFP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都从统计上表明存在从R&D到TFP的影响关系。但笔者所知，迄今仍没有证据表明从TFP到R&D的作用是否确切存在。国内学者针对R&D投入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R&D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朱春奎对上海、张薇等对陕西省和上海市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利用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GDP的关系；采用协整分析研究了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0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研究R&D与TFP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上，分析R&D对于生产力的影响。
本研究数据采用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0年到2014年的有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R&D（万元）数据来自辽宁省科技厅统计；地区总人口数（Population，万人），地区从业人员数目（Labor，万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Capital，万元），物价指数（price）以及地区生产总值（GDP，亿元）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实证分析中数据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实证分析用Eviews6.0完成。首先我们估计模型，测算14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图。我们发现2010年至2014年辽宁省经济高速发展，但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相应逐年提高，其中有5个地区呈明显下降趋势，分别是：大连，沈阳，盘锦，鞍山，葫芦岛；有5个地区呈上升趋势，分别是：朝阳，辽阳，锦州，铁岭和抚顺；其余地区呈上下浮动状态。从14个地区的年平均值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呈上下波动状态。对TFP和R&D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数据都取对数，对其模型进行估计，同样采取Arellano和Bond（1991）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显然，R&D的滞后对LTFP有显著影响，而LTFP的滞后对R&D无显著影响，这说明R&D是LTFP的Granger原因，但不存在反馈机制。结合弱外生性结论，我们认为R&D通过了强外生性检验。因此，我们可以估计模型来研究R&D对TFP的影响。估计模型仍然采取Arellano和Bond（1991）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我们发现，单从TFP对自身的效应来看，模型中TFP一期和二期滞后效应都显著为负，这一点和国际上的研究结果不同。R&D投入对TFP的影响为正，而且显著，但绝对值不大，即弹性系数仅为0.08。笔者认为这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多年来，我国持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势头，但经济发展多依赖于政府投资型导向，因此在控制了R&D影响后，反映技术进步的TFP却呈现下滑趋势。
本文研究了辽宁省14个地级市2010年至2014年间科技投入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辽宁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反映技术进步的TFP并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在一些地区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反映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依然是粗放式的。事实上，尽管有关增长方式转型的呼声已经有了很多年，但辽宁省各地区迄今还是在沿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全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还显得很突出。例如，辽宁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辽宁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21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事实上，不仅辽宁省如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本研究所引起的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R&D并没有促进TFIP显著增长。这反映出R&D的投向出了问题，它并没有真正投入到那些真正促进生产率提高的领域，也没有交付给真正有创造力的科研人员。显然，前者反映出我们对当前影响TFP的关键链还没有搞清楚，后者则反映出R&D的拨付机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本研究也提供强有力的佐证，R&D强外生于TFP的发展就反映出TFP对R&D没有反馈效应，R&D与TFP呈不同的轨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辽宁省R&D的投入机制，否则，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只会停留在口号上，而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最终贻误辽宁省经济转型的时机，在注重技术进步的现代社会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
参考文献：
[1]朱春奎.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4.
[2]张惊天.上海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