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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们在搜集史料、申报粤东北部分县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的时候，发现罗屏汉、张瑾瑜夫妇在中央苏区的创建、建设和留守中央苏区坚持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贡献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不应该被淹没，我们应该通过征集史料，再现他们的光辉历史。罗屏汉同志的亲属罗荣、罗联茂等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给以了大力的支持和配合。从已经搜集到的史料看，罗屏汉、张瑾瑜的历史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罗屏汉、张瑾瑜是粤东北五兴龙苏区的重要创建者、领导者，为粤东北中央苏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罗屏汉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了1927年兴宁“五·一八”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不为国民党右派反动气焰所吓倒，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采取串联的方式发展党员，恢复和发展了基层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在兴宁、龙川等地开辟了一批革命新据点，并着手建立东江游击队、五兴龙游击大队等一批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3月，五兴龙三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川大塘肚召开，宣布成立闽粤赣边区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罗屏汉当选为常务委员，分工负责农民运动。同一年，罗屏汉和张瑾瑜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12月，中共五兴龙县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共五兴龙县委，担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的罗屏汉被刘琴西指定负责五兴龙县委工作。罗屏汉先后组建了五兴龙游击大队、东江红军独立营、东江游击大队、寻乌独立团等地方红军武装，使之成为打击敌人、保卫五兴龙苏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在罗屏汉等人的领导下，以龙川大塘肚为中心，建立了苏维埃红色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发展为拥有16个区、2500多平方公里、26万人口的五兴龙红色武装割据苏维埃区域。张瑾瑜参与负责妇女工作和土改工作。
五兴龙苏区在地理位置上与赣南中央苏区毗邻，是东江根据地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必经要道，是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罗屏汉、张瑾瑜在这里战斗和生活5年，参与了五兴龙苏区的创建，是五兴龙苏区杰出的领导者，他们为五兴龙苏区的形成、发展壮大，逐渐与赣南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罗屏汉、张瑾瑜奉命调往江西会昌，为巩固和发展赣南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屏汉、张瑾瑜革命活动的第二阶段是在江西中央苏区。1932年2月初，罗屏汉与妻子张瑾瑜等人奉党的指示调往江西会昌县，开始巩固和发展壮大赣南中央苏区的革命历程。罗屏汉先后担任了中共会昌县委组织部长、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瑾瑜先后担任会昌县委妇委书记和中心县委妇女部长，协助邓小平开展工作。1933年3月，邓小平调离会昌，罗屏汉接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不久，他又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瑾瑜调任粤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罗屏汉与潘汉年、何长工商讨对策，有效促使陈济棠部队履行“罗塘谈判”协议，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红军长征后，罗屏汉任中共中央分局后方留守处主任，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送行人”。1935年6月，罗屏汉被推举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粤赣边区的游击战争。
在赣南中央苏区这片红色的热土上，留下了罗屏汉、张瑾瑜许多光辉的印迹。他们初到赣南时，会昌、安远、寻乌苏区刚刚创建不久。这些地区处于红白交界地带，因此巩固中央苏区南线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整顿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卓有成效地巩固和发展了江西中央苏区“南大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们奉命留下来，组织红军家属、红军伤病员和群众疏散转移，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中央分局机关和领导同志突围。在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在人生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罗屏汉、张瑾瑜总是主动承担起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甚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求换取党、红军队伍和群众的安全。他们是令高山仰止的英雄！
三、罗屏汉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游击战争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在实践上丰富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并用以指导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是正确的。罗屏汉在赣南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在实践上运用和丰富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
罗屏汉奉命调入会昌后，针对地方武装薄弱的实际，协助邓小平在会昌成立了军事部。会昌建立起第一个地方军事武装组织。1932年8月，罗屏汉协助邓小平在筠门岭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随后组建了三分区游击大队，先后取得太阳桥、东留战斗的胜利。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罗屏汉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有效遏制了南线国民党粤军北上进犯中央苏区。随后，罗屏汉任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并直接率领赣南挺进队在外围战线灵活机动地牵制和打击敌人。对此，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撰文赞扬。1934年7月，毛泽东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会昌》，称赞南线开展游击战争“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线地区在实践中坚持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所创造的可喜局面。
罗屏汉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1933年11月，中共粤赣临时省委成立，罗屏汉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在粤赣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罗屏汉作了关于地方武装的专题报告，他明确指出：“粤赣苏区处在第五次‘围剿’之中次要的战线，对地方武装的加强与扩大以及动员地方武装，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罗屏汉的报告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他提出转变地方武装的斗争方法和步骤、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主张，是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关于游击战争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这在当时 “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环境下，罗屏汉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罗屏汉、张瑾瑜为了人民的解放，为粤东北中央苏区的形成、赣南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在纪念红军80周年、大力颂扬长征精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像罗屏汉、张瑾瑜那些为创建中央苏区，并留守中央苏区，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坚持艰苦斗争的先烈们。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历史功勋！
（本文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成员、巡视员陈弘君同志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80周年暨《烈火忠魂》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一、罗屏汉、张瑾瑜是粤东北五兴龙苏区的重要创建者、领导者，为粤东北中央苏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罗屏汉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了1927年兴宁“五·一八”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不为国民党右派反动气焰所吓倒，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采取串联的方式发展党员，恢复和发展了基层党组织和农会组织，在兴宁、龙川等地开辟了一批革命新据点，并着手建立东江游击队、五兴龙游击大队等一批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3月，五兴龙三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川大塘肚召开，宣布成立闽粤赣边区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罗屏汉当选为常务委员，分工负责农民运动。同一年，罗屏汉和张瑾瑜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12月，中共五兴龙县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共五兴龙县委，担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的罗屏汉被刘琴西指定负责五兴龙县委工作。罗屏汉先后组建了五兴龙游击大队、东江红军独立营、东江游击大队、寻乌独立团等地方红军武装，使之成为打击敌人、保卫五兴龙苏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在罗屏汉等人的领导下，以龙川大塘肚为中心，建立了苏维埃红色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逐渐发展为拥有16个区、2500多平方公里、26万人口的五兴龙红色武装割据苏维埃区域。张瑾瑜参与负责妇女工作和土改工作。
五兴龙苏区在地理位置上与赣南中央苏区毗邻，是东江根据地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必经要道，是中央苏区的西南门户。罗屏汉、张瑾瑜在这里战斗和生活5年，参与了五兴龙苏区的创建，是五兴龙苏区杰出的领导者，他们为五兴龙苏区的形成、发展壮大，逐渐与赣南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罗屏汉、张瑾瑜奉命调往江西会昌，为巩固和发展赣南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屏汉、张瑾瑜革命活动的第二阶段是在江西中央苏区。1932年2月初，罗屏汉与妻子张瑾瑜等人奉党的指示调往江西会昌县，开始巩固和发展壮大赣南中央苏区的革命历程。罗屏汉先后担任了中共会昌县委组织部长、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瑾瑜先后担任会昌县委妇委书记和中心县委妇女部长，协助邓小平开展工作。1933年3月，邓小平调离会昌，罗屏汉接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不久，他又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瑾瑜调任粤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罗屏汉与潘汉年、何长工商讨对策，有效促使陈济棠部队履行“罗塘谈判”协议，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红军长征后，罗屏汉任中共中央分局后方留守处主任，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送行人”。1935年6月，罗屏汉被推举为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粤赣边区的游击战争。
在赣南中央苏区这片红色的热土上，留下了罗屏汉、张瑾瑜许多光辉的印迹。他们初到赣南时，会昌、安远、寻乌苏区刚刚创建不久。这些地区处于红白交界地带，因此巩固中央苏区南线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整顿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卓有成效地巩固和发展了江西中央苏区“南大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们奉命留下来，组织红军家属、红军伤病员和群众疏散转移，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中央分局机关和领导同志突围。在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在人生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罗屏汉、张瑾瑜总是主动承担起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甚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以求换取党、红军队伍和群众的安全。他们是令高山仰止的英雄！
三、罗屏汉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游击战争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在实践上丰富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并用以指导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是正确的。罗屏汉在赣南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在实践上运用和丰富了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
罗屏汉奉命调入会昌后，针对地方武装薄弱的实际，协助邓小平在会昌成立了军事部。会昌建立起第一个地方军事武装组织。1932年8月，罗屏汉协助邓小平在筠门岭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随后组建了三分区游击大队，先后取得太阳桥、东留战斗的胜利。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罗屏汉调任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有效遏制了南线国民党粤军北上进犯中央苏区。随后，罗屏汉任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并直接率领赣南挺进队在外围战线灵活机动地牵制和打击敌人。对此，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撰文赞扬。1934年7月，毛泽东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平乐·会昌》，称赞南线开展游击战争“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线地区在实践中坚持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所创造的可喜局面。
罗屏汉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1933年11月，中共粤赣临时省委成立，罗屏汉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在粤赣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罗屏汉作了关于地方武装的专题报告，他明确指出：“粤赣苏区处在第五次‘围剿’之中次要的战线，对地方武装的加强与扩大以及动员地方武装，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罗屏汉的报告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他提出转变地方武装的斗争方法和步骤、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主张，是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关于游击战争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这在当时 “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环境下，罗屏汉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罗屏汉、张瑾瑜为了人民的解放，为粤东北中央苏区的形成、赣南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在纪念红军80周年、大力颂扬长征精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像罗屏汉、张瑾瑜那些为创建中央苏区，并留守中央苏区，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坚持艰苦斗争的先烈们。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历史功勋！
（本文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成员、巡视员陈弘君同志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80周年暨《烈火忠魂》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