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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黄皮书”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0年，在中宣部直接领导和计划下，由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出版了两套丛书，一套习称“灰皮书”（时称老修正主义的著作），一套习称“黄皮书”（时称现代修正主义的著作）。
“灰皮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漓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中说这个发明权是康生的。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编辑工作的冯修蕙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反修批判工作是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1963年（或1964年）我曾参加康生在旧中宣部教育楼主持的一次反修批判文章分工和资料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研究单位和大学。……‘灰皮书’的称号和发行据说都是康生提出来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包装封，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黄皮书”基本是以文艺类图书为主，“文革”后期出版较多。
这些书的范围很广，如托洛茨基的著作现已查出八种（《托洛茨基言论》《斯大林评传》等），《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至第五辑；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段》《同斯大林的谈话》《卡斯特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与匈牙利革命）》；还有《苏联大使馆内幕》《共产主义掘墓人》《日本结构改革论》，以及吉田茂的《十年回忆》等。这些书的出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于帮助中央及学术界了解当时外部世界的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
笔者手头有全套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通过这套《简报》可以看出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流程和当年中央有关部门结合反修对外国政治出版物的关注程度。《简报》是1962年2月5日创刊，至1966年4月13日第65期结束。
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部门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
这两套丛书“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出版，从1972年起又陆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灰皮书”已出版190多种，据说“黄皮书”还要多许多。
中央领导对编译工作的重视
郑异凡在《从“灰皮书”到“人民文库”——“灰皮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回忆说：“1962年秋冬，中宣部曾给毛泽东打报告，汇报解放前和解放后‘老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的出版情况（这是编译局国际室编写的），同时附上《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出版）两本。同年底，许立群又在编译局主持写了一个《关于一年来（1962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把14个‘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言论编成一部50万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发展史料选编》。康生看过这个报告后指示，就照这个报告做。”毛泽东对于翻译出版“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多由康生通过主管宣传工作的部门层层下达，然后由编译局根据指示的精神加以落实。康生说：“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还说，毛泽东看了《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姚溱和包之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1962年2月8日，第2期《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刊登了南斯拉夫哲学家普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上册已经出版、下册当月中旬出版的消息，此消息引起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兴趣。随后，中央理论小组要求中央编译局译出该书目录并写出简介报送中央。1962年六七月间，目录和简介先由编译局报送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许立群、姚溱、胡绳等，并由康生办公室转送中央。在接到邓小平批示后，中宣部立即开会讨论组织翻译力量，并指令尽快译出。编译局南斯拉夫组共组织了20多人进行翻译，跨部门运作，不到半年译竣，并于次年2月由三联书店作为“灰皮书”出版。据《灰皮书回忆与研究》记载，康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同样饶有兴趣，当他把书拿到手时，非常高兴地对写作班子说：“好书来了，好书来了！你们都应该看看！”
1967年，中宣部出版处原处长包之静回忆说：“六二年秋冬之际，周扬对我说，主席的意见要出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书，周还说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后来康生说要抓紧。没几天周扬要姚溱抓。”
1963年11月30日，《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第29期刊登了《修正主义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和明年的初步设想》，1964年计划出版的现代修正主义书籍82种，计划出版的西方资产阶级（包括共产党的叛徒）评介现代修正主义的书12种，计划出版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的书37种，“托派”第四国际书籍4种。郑异凡在《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中披露了康生的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书记处。”郑异凡说：“‘灰皮书’的出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后来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文革”后重启“灰皮书”出版工程
从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可知，“文革”前这套丛书的具体领导单位是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负责组稿、翻译和出版，许立群、王惠德、包之静、张惠卿、范用、冯修蕙、沈昌文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后重启这项工程基本还是这些人，1980年刚刚平反后担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也加入并具体负责了这项工作。
“文革”前出版“灰皮书”是为“反修”斗争服务，是为了批判这些书。据曾彦修1984年回忆：“事实上，对那些书一本也没真批过。可能有过要批判某些书的想法，但因为仅仅知道人家一点东西，又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也就没有可能去批了。像一论再论陶里亚蒂和‘九评’这类当时的‘反修’文章，并不需要也不是参考了这些书才写出来的。出版这些书，无论在当时及现在最主要的都只是起了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敌友我的政治、经济、思想动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0年，在中宣部直接领导和计划下，由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出版了两套丛书，一套习称“灰皮书”（时称老修正主义的著作），一套习称“黄皮书”（时称现代修正主义的著作）。
“灰皮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漓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中说这个发明权是康生的。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编辑工作的冯修蕙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反修批判工作是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1963年（或1964年）我曾参加康生在旧中宣部教育楼主持的一次反修批判文章分工和资料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研究单位和大学。……‘灰皮书’的称号和发行据说都是康生提出来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包装封，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黄皮书”基本是以文艺类图书为主，“文革”后期出版较多。
这些书的范围很广，如托洛茨基的著作现已查出八种（《托洛茨基言论》《斯大林评传》等），《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至第五辑；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段》《同斯大林的谈话》《卡斯特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与匈牙利革命）》；还有《苏联大使馆内幕》《共产主义掘墓人》《日本结构改革论》，以及吉田茂的《十年回忆》等。这些书的出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于帮助中央及学术界了解当时外部世界的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
笔者手头有全套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通过这套《简报》可以看出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流程和当年中央有关部门结合反修对外国政治出版物的关注程度。《简报》是1962年2月5日创刊，至1966年4月13日第65期结束。
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部门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
这两套丛书“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出版，从1972年起又陆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灰皮书”已出版190多种，据说“黄皮书”还要多许多。
中央领导对编译工作的重视
郑异凡在《从“灰皮书”到“人民文库”——“灰皮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回忆说：“1962年秋冬，中宣部曾给毛泽东打报告，汇报解放前和解放后‘老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的出版情况（这是编译局国际室编写的），同时附上《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出版）两本。同年底，许立群又在编译局主持写了一个《关于一年来（1962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把14个‘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言论编成一部50万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发展史料选编》。康生看过这个报告后指示，就照这个报告做。”毛泽东对于翻译出版“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多由康生通过主管宣传工作的部门层层下达，然后由编译局根据指示的精神加以落实。康生说：“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还说，毛泽东看了《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姚溱和包之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1962年2月8日，第2期《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刊登了南斯拉夫哲学家普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上册已经出版、下册当月中旬出版的消息，此消息引起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兴趣。随后，中央理论小组要求中央编译局译出该书目录并写出简介报送中央。1962年六七月间，目录和简介先由编译局报送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许立群、姚溱、胡绳等，并由康生办公室转送中央。在接到邓小平批示后，中宣部立即开会讨论组织翻译力量，并指令尽快译出。编译局南斯拉夫组共组织了20多人进行翻译，跨部门运作，不到半年译竣，并于次年2月由三联书店作为“灰皮书”出版。据《灰皮书回忆与研究》记载，康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同样饶有兴趣，当他把书拿到手时，非常高兴地对写作班子说：“好书来了，好书来了！你们都应该看看！”
1967年，中宣部出版处原处长包之静回忆说：“六二年秋冬之际，周扬对我说，主席的意见要出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书，周还说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后来康生说要抓紧。没几天周扬要姚溱抓。”
1963年11月30日，《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第29期刊登了《修正主义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和明年的初步设想》，1964年计划出版的现代修正主义书籍82种，计划出版的西方资产阶级（包括共产党的叛徒）评介现代修正主义的书12种，计划出版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的书37种，“托派”第四国际书籍4种。郑异凡在《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中披露了康生的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书记处。”郑异凡说：“‘灰皮书’的出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后来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文革”后重启“灰皮书”出版工程
从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可知，“文革”前这套丛书的具体领导单位是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负责组稿、翻译和出版，许立群、王惠德、包之静、张惠卿、范用、冯修蕙、沈昌文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后重启这项工程基本还是这些人，1980年刚刚平反后担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也加入并具体负责了这项工作。
“文革”前出版“灰皮书”是为“反修”斗争服务，是为了批判这些书。据曾彦修1984年回忆：“事实上，对那些书一本也没真批过。可能有过要批判某些书的想法，但因为仅仅知道人家一点东西，又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也就没有可能去批了。像一论再论陶里亚蒂和‘九评’这类当时的‘反修’文章，并不需要也不是参考了这些书才写出来的。出版这些书，无论在当时及现在最主要的都只是起了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敌友我的政治、经济、思想动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