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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活着４７个民族，其中主要民族（指世居民族）有１３个。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在新疆，这１３个世居民族就是１３个兄弟姐妹。他们世世代代和睦相处，繁衍生息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在这１３兄弟姐妹中，有一个人数较少而且是在２３０多年前才迁入的小“妹妹”，她就是锡伯族。
新疆的锡伯族主要分布在察布查尔、霍城、巩留、塔城、伊宁和乌鲁木齐等县市。新疆锡伯族总人口约4万，主要分布在伊犁地区，有3万多，其中仅察布查尔县就有2万多。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新疆锡伯族的主要聚居地区，也是全国惟一的锡伯族自治县。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辖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西部天山支脉———乌孙山以北，伊犁河以南的河谷盆地。南以乌孙山为界，和昭苏、特克斯两县毗连；北濒伊犁河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和伊宁县以及霍城县相望；东接巩留县；西与原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察布查尔县既有宽阔的河谷平原，也有丘陵和山地，是一个果木成林、物产丰富、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察布查尔”意为粮仓。锡伯人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夏秋季兼营捕渔业，严冬则爱结队围猎。
乌孙山下的察布查尔自古为西域形胜之地。它曾是汉代通西域的地方。古代东西交通的丝绸北道与南北交通古道交汇于此。它曾长期为乌孙国所辖。到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察布查尔已成为南北疆的重要门户和军事要道了。清代开始，察布查尔又成了锡伯营的牧耕地。直到1937年废除营制以后，改为河南设置局，1938年又改名为河南县。后因此县名称与内地的河南省重名，又改为宁西县，直到解放还沿用这个名称。锡伯族自迁入以后，就和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解放前后，又迁进了汉、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蒙古、满、达呼尔、东乡等十几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仅在劳动、生产上有着频繁的接触，而且在文化交流上也互相吸收，互为影响。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了察布查尔地区，1954年3月25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宣告成立。
每天清晨，祖国的东海之滨迎来初升的朝霞；而到了傍晚，灿烂绚丽的落霞就布满了西部边陲的天空。察布查尔就在我们祖国那极远极远的西陲，她是每天夕阳最后灿烂的地方，是彩云归处———那里是锡伯人的家园。
她的故乡在何方
提起故乡，会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思念，因为那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出生和长期居住过的地方。那么，您可曾想过，新疆锡伯族的第一故乡在何方？谁能道出她那令人赞叹的经历和沧桑？
身居西北边陲已有230多年历史的锡伯族，她的祖居却是与西北遥遥相对的祖国东北，拓跋鲜卑是他们的远祖。“锡伯”为本民族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称“sibe”。在不同时期出现在汉文史籍中的室韦、矢比、西北、席北、席比等名称都是“锡伯”的不同译音和写法。“锡伯”之称，至明末清初才定型。由此可见，锡伯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
鲜卑人是我国古代北方东胡族的一支，最早游牧在东北大兴安岭的东麓，即现在的吉林省西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与洮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据考证，在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北匈奴败于汉将窦宪之后，大部分西迁，鲜卑遂进入匈奴故地。东汉桓帝时，在首领檀石愧的领导下，鲜卑组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分为东、西、中三部分。六朝时，鲜卑中的慕荣、拓跋宇文等部都曾在黄河流域建立过政权，并和汉族相互融合。但是其中有少数鲜卑人没有远离家乡，他们仍然住在绰尔河、嫩江、松花江一带，而这一部分鲜卑人则可能就是锡伯族的先民。这一推断，可以从近些年来史学界、考古学界对锡伯族的族源多次反复探讨中得到一些证实。
目前，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依然沿袭了他们祖先早期居住和活动的区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锡伯族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过一次南迁盛京（沈阳）的光辉一页。所以现在居住在东北辽宁省的锡伯族人口多于黑龙江省和其他地区。据统计，居住在沈阳、开源、义县、新民等地的锡伯族有4万余人，并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成立了兴隆台、黄家两个锡伯民族乡。另外在黑龙江省的双成县、启源县以及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区、吉林省的扶余县等地也居住着一些锡伯族。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就是现在居住在新疆地区锡伯族的骨肉同胞，他们的住地和活动区域，就是新疆锡伯族的第一故乡，是他们祖先的居住地。200多年过去了，新疆的锡伯族依然眷恋着他们的故乡，眷恋着养育过他们的故土，眷恋着他们至亲至近的骨肉同胞。
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民族，为什么要分离东西？为什么骨肉同胞相隔万里？
锡伯族以前在东北的状况是怎样的？她到底有过一段怎样不平凡的经历呢？
从渔猎民族到农耕民族
早期的锡伯人居住在大兴安岭以东的山林广茂之区，又靠近嫩江、松花江流域。他们以狩猎、捕鱼为生，勇敢而善于骑射。他们的这种渔猎生活在当时的一首民谣中有着形象的反映：“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落在沙锅里。”还有一首反映古代锡伯人生活的《打猎歌》，至今家喻户晓，人人能唱：
雪飘如蝶飞，驰骋共撒围；
踏遍千万山，猎夫凯歌回。
从这首歌的描绘中可以看出，虽然当年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生存环境也是险恶的，但那时的锡伯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得是多么自由而自在，随心而惬意啊！遗憾的是，这种“自由”、“随心”的生活并不能长久。随着一个个强大政权的建立和更迭，弱小的锡伯族不断地沦为它们的依附。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常常为所依附的统治集团当兵服役，驻防、调防，迁徙无定。于是，锡伯人逐渐地远离了他们的家乡，在许多地方开始有了他们的足迹。
唐朝时期，绰尔河等河流域的锡伯族归属于唐，唐政府曾在此处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当高丽势力向东北扩张时，部分锡伯人被征入唐军，与薛仁贵军一起到扶余、前郭一带与高丽军作战，为东北的统一出了不少力。至辽代，锡伯族处在契丹统治之下，许多人开始在绰尔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辽亡金兴，锡伯族又处在了女真统治之下，仍有许多人在泰州等地从事农业生产。元代，锡伯族开始被蒙古族统治，绰尔河流域是蒙古族游牧地及屯垦重地。
16世纪末叶，满州新兴贵族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对邻近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征伐，给邻近各部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1593年（明 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九月，锡伯族出兵随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珠舍里、纳殷、科尔沁、卦尔察等部落组成九部落联军共3万余人马，攻打建州，建州的努尔哈赤在古勒山迎战。此战的结果是努尔哈赤获胜，九部联军失败。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九国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激战中，努尔哈赤的铁盔曾被锡伯人的利箭射穿，并刺伤头骨。这也足以说明“弓箭部落”是名不虚传的。九国战败后，都先后投降了努尔哈赤。
这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新兴的满州统治者，极力巩固他们在东北的统治。他们深知，必须全部征服骁勇善战的东北各打牲部落，以解除后顾之忧，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准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他们对东北各部落采取利诱和威逼并用的手段，与已降部落的贵族联姻，并给予高官厚禄，对未降的部落，则进行武力征服。
“九国之战”以前，就有一部分锡伯部落的贵族慑于努尔哈赤的威力，带着本部落民众归属了满州，加入了满州籍。1636~1648年（崇德元年至顺治五年），锡伯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之内，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 14 458丁进献清政府。从此，锡伯族基本上摆脱了科尔沁蒙古的直接控制，归属了满州，并被编入了满州八旗兵内，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从此，锡伯族就全部被置于清帝国的统治之下。
锡伯族早期过着渔猎生活，也被称作“打牲民族”。后来由于远离了原先的祖居地，而受到满族和其他民族农耕技术的影响，逐渐发展到向农耕生产过渡，兼牧牛羊。农闲也打猎、捕鱼。
谕定西迁
有清一代，边患之大，莫过于新疆。当时的新疆疆域，比现在还要辽阔。清初的新疆大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所统治。该部原游牧于天山北路塔尔巴哈台东和博可河、萨里山一带，后兼并卫拉特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势力以伊犁为中心，到达天山南路。该部上层贵族噶尔丹等，勾结沙俄，制造分裂，攻略喀尔喀蒙古，侵袭青海、西藏，侵扰哈萨克、布鲁特等，成为康、雍、乾三朝的最大边患。从1690~1757年（康熙二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多次用重兵才将其最后平定。
1775年（乾隆二十二年）蓄谋叛乱割据之大小和卓，乘新疆形势还未稳定之机，在天山南路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割据天山南路。清政府被迫用兵，历时两年多，于1759年将其平定。
但是，内忧既除，外患又在悄悄萌生。早已觊觎我国西部地区的沙俄，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逐步向我国领土推进，妄图蚕食吞并。这对清政府造成很大威胁。
沙俄在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之后，就开始与我国的准噶尔部接触，并且开始对我国西北地区地理、部族有所了解。贪婪成性的沙皇统治者一眼就看中了我国西北地区辽阔、富饶的土地，企图霸占。自1604年始，他们就开始向额尔齐斯河左岸推进，将喀尔木克人、巴拉宾斯基人和其他突厥部落当作自己的属民，驱使哥萨克人频频到额尔齐斯河附近的一些湖里去取盐。他们还从托博尔斯克、秋明、图林斯克等地征集一支军队，用武力进攻准噶尔，但遭到准噶尔军民的坚决抗击。
在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统治准噶尔时期（17世纪初至1671年），沙俄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妄图让准噶尔部臣服于他们，结果均未得逞。
僧格被推翻数年后，其弟弟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的最高权力。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与西藏的第巴桑结嘉错狼狈为奸，企图分裂祖国。噶尔丹为剪除异己，对内进行战争，结果其实力大增。这时，想侵吞我国东北而遭抵御的沙俄，调过头来又想从准噶尔方面借用力量，这正中噶尔丹的野心。于是，在沙俄的勾引和策动下，噶尔丹终于发动了配合沙俄侵华的进攻喀尔喀的战争。这一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引起了清政府对西北的关注，于是开始了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近70年的戡乱战争。
两次内乱以及沙俄扩张主义的侵略行径，给清政府带来了沉痛的教训。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为皇朝国土，不能没有重兵驻守，而且不能没有满洲兵亲自驻防。清政府认清了经营新疆尤其是伊犁地区的重要性。因此，准噶尔部和南疆的大小和卓叛乱勘定后，并未立即把戡乱重兵尽行撤走，而是置于各要隘台站及交通要道驻守。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建立了统辖天山南北两路的军政合一的军府制，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在伊利惠远城设将军府，谕派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总理全疆军政事务。从此，伊犁成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接着由内地调遣大批八旗兵进驻天山南北各地。随着驻军的到来，戡乱兵陆续撤回内地。
清政府在新疆的驻军分为驻防军和换防军两类。驻防军为永久性的常年驻军，士兵可携带眷属；换防军为临时性的短期驻防，定期轮换，不准携眷。清军在新疆的分布特点为：天山北路为驻防重点区，人数多且为携眷永驻之驻防军；东路次之，但也都为驻防军；天山南路驻军较少，均为换防军。这说明清政府对加强西部边防尤其原准噶尔部地区的防务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在全疆重要地区及边防地带的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卡伦、台站100多处。各卡伦、台站之间道路相通，形成以伊犁为中心的卡伦、台站交通网，将天山南北各主要城镇的交通隘口联接了起来。至此，新疆形势才基本稳定。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10月初，伊犁将军明瑞等就屯田、筑城、设置卡伦、驻军等问题，到塔尔巴哈台等地实地踏勘。然后向中央奏请，在塔尔巴哈台筑城设卡，调兵驻防，同时对这一部分驻防兵丁的来源问题也提出具体建议。由于当时派来戡乱的军队，大部分系步兵，“其步射、枪法尚可，而马背技艺，一时不能谙练。即使苦练，亦需数年之暇”，且数量不敷南北分散之用。因此他建议从盛京调遣长于骑射，英勇善战的锡伯兵丁进疆。
清政府鉴于明瑞所奏，经过廷议作出了最后决定：“盛京锡伯兵有四五千名，明瑞等既称其技艺尚可，狩猎又如索伦，相应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壮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
当初伊犁将军明瑞奏议调遣锡伯官兵到伊犁驻防，并无携眷的意图。但清政府出于长远利益，决定携眷前往。这对锡伯族自身和伊犁地区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锡伯族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西迁一页由此开始了。
生死别离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四月，锡伯族官兵从盛京（沈阳）向新疆迁徙。
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的决定正式下达后，盛京将军舍图肯即确定了官兵人选的标准及抽选的具体城镇。由于考虑到由东北远徙万里去西北驻防，官兵人选年龄上只挑取20~40岁身强力壮，马背技艺谙练，善于狩猎者。所定官兵是从盛京所属的沈阳、凤城、辽阳、开原、广宁、熊岳、锦州、抚顺等15处挑选的。总计官员20名，兵丁1 000名，连同眷属共3 275人。这是出发时官方正式注册数。当锡伯军民抵达伊犁后，实际人数比正式注册人数多出750余人。经护送两协领阿穆呼郎和噶尔赛认真查明，原来沿途陆续生男女幼童共350多名；沿途跟来闲散人员400余名，其中男247人，女158人。“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这样，实际抵达伊犁的官兵及眷属数为4 030余人。
清政府规定，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分两批前往。第一批，兵丁499名，连同眷属计1 675人，由协领阿穆呼郎管带，于4月10日启程；第二批，兵丁501名，连同眷属计1 600人，由噶尔赛管带于4月19日启程。
启程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第一批的1 600多人走了，第二批1 600人的行期转眼也到了。
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留在东北的锡伯人和西迁戍边的锡伯官兵及其眷属在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前聚会，他们祭祀祖神，吃离别饭。留守的同胞备好了告别的盛宴，为远离家乡的亲人饯行。这是最后一批离别的亲人了，明天他们就要上路了。后来锡伯族有首“田野歌”这样唱道：
大江的水流想不到分成几条河耶呐，
盛京城里的锡伯人想不到分离告别耶
呐……
当时清政府向锡伯人许诺，西迁伊犁驻守的官兵60年一换防，所以戎期定为60年。且不说这是真是假（历史已经证明，清政府并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即使是真，这60年将意味着什么？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是转瞬即逝，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一辈子的光阴将要流逝他乡，意味着他们将要永远地离开自己一直生活着的东北故土。相聚在沈阳锡伯家庙前的锡伯族父老兄弟姐妹们，人人心碎肠断。乡亲们今后再也不能同桌共餐，再也听不到彼此的声音了。正如锡伯族史诗《西迁歌》中所描述的那样：
奉天省的锡伯啊眷恋故地，
亲吻着沃土呜咽哭泣；
圣命如山忍痛又割爱，
眼望故乡十步九回难离去。
黑龙江的百姓呀别众亲，
声声泪泪哭成泥；
纵使是铁石心肠的人，
泪如泉涌把头低。
有的恋人在出征前匆匆拜了天地，为的是恩爱良缘永不离；有的年迈的父母毅然决然地跟上儿子西行，为的是免了孩儿的牵念，让孩儿安心地到西北戍边。兄弟姊妹邻里亲朋道声珍重呵再道声珍重……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辛酸，催人泪下。然而，西迁的锡伯族人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痛苦和泪水之中，他们冷静地思考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未来满怀着信心。诗中这样表述：
必需的用品全带上，
要为今后的生计着想；
带上故乡的南瓜籽哟，
让它结果在西疆的土地上。
带上神圣的喜利妈妈，
保佑我们的子孙繁衍生长；
带上神圣的海尔堪玛法，
保佑我们的牲畜繁殖茁壮。
西迁的锡伯人的意志是多么的坚韧、顽强，他们的胸怀是多么的宽广、坦荡！锡伯族的西迁之行可歌可泣、可敬可叹，在民族迁徙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农历四月十八日，锡伯人永远记得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后来成了新疆锡伯族的“西迁节”。
西迁之路
他们上路了。从东北到西北，扶老携幼，万里征程，他们靠的是牛车和马匹。老人、妇女和孩子坐在笨重的老牛车上，兵士们随车步行，迈着沉重的脚步，他们义无返顾地走下去了。他们离开盛京后，出了彰武台边门，经过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这些地方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于八月二十四、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扎布哈郎特）。农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凌人。官兵因缺粮草、运输工具，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决定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等待来春草木返青，再赶程西进。
锡伯人艰难地跋涉在漫漫迁徙路上。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趟过了一水又一水；越过了多少枯竭凄凉的荒原，穿行了无数的沙漠和戈壁。身后的东北故乡愈来愈远去了，而前路却茫茫无边，遥遥无限。命运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要去的那地方究竟有多远呢？圣上说的那个“伊犁”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到！他们走在西行的路上。每天太阳从他们身后的东方升起，最后又在他们前头的西天极目处落下。他们日复一日地追着太阳走，朝着夕阳归隐的方向走去。他们相信在那夕阳的尽头，那绚丽多彩的云霞的下边，就是他们此行要到达的目的地，那里有他们新的家园。
西迁的队伍行至科布多一带，正值阿尔泰山脉积雪融化。在行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阿穆呼郎和噶尔赛无奈，一面咨请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锡伯官兵继续前进。爱隆阿即命塔尔巴哈台领队由雅尔筹集米400石、羊2 000只作为口粮前去接济。锡伯军民在伊犁接济到来之前，余粮已尽，只得采野菜充饥。
西迁旅途生活是艰苦卓绝的。清政府规定每人每月的饷银是三两三钱，由于大小官员层层克扣，实际每人只得二钱五分。成年人都是步行，只有老年人和小孩乘坐连轴转的牛车。有时连发了霉的面粉也吃不上，采集“乌珠木耳”（一种野菜）充饥是常有的事。生病得不到医治，拖着病体照常赶路。妇女生孩子，由于缺少棉布，只好用野草代替襁褓。西迁路途上的艰辛在《西迁歌》里是这样描叙的：
山路崎岖车乱颠，
赶车人儿好熬煎；
妇女嚎啕牛不走，
铁石人闻也见怜。
登山涉水更心忧，
老牛车偏遇石头；
儿女翻在车厢里，
损腰折腿血交流。
纵然受了伤与病，
哪有医药来调停；
嗳哟苍天快显灵，
保我儿女到边庭。
过了霍布克赛尔、察罕俄博，于6月12、15日，第一队行至珠尔虎珠、察罕霍吉尔等处，与前来接济的索伦佐领蒙武哩相遇。6月24、26日，第二队行至阿勒坦额墨、沙喇乌苏等处，与前来接济的侍卫舒敏相遇。两队军民得到接济后，继续向西挺进。经过额米勒、巴图鲁克、博尔塔拉等地，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7月22日先后抵达伊犁绥定一带。
当时清政府规定他们的行期为三年，但由于途中贵族官兵不顾锡伯人的死活，逼迫着快速前进，最后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走完了万里征程。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及其眷属，顶酷暑，冒严寒，越山涉水，风餐露宿。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及不习惯沙漠地区的干旱气候，万里迁徙路上，埋葬了不少因冻、饿、病、累而死的锡伯人，成为这漫漫西迁路上座座无形的路碑。但是他们终于完成了西迁伊犁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从此，锡伯族分成了东北、西北两部分，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
乌孙山下
西迁的锡伯携眷官兵抵达伊犁绥定后，在此休整半年。锡伯族原为狩猎民族，但明末就已转为以农业为主。清廷起初以为他们仍是个游牧民族，而准备把他们安置在霍城或博罗塔拉境内借畜游牧。休整期间，携眷官兵纷纷奏明自己的生活和生产特点，并不适合游牧，要求择地屯垦。对此，伊犁将军明瑞非常重视，亲临锡伯军民驻地访察，了解实情，然后奏请中央，转而把他们安置在防备空虚和农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自行修建房屋，按旗（牛录）驻防屯田。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农历正月，伊犁河封冻后，伊犁将军命锡伯族军民向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地区）迁徙。至此，锡伯军民才最后进驻自己的归属地。
锡伯军民西迁时编为10个扎兰（队），当抵达伊犁绥定休整时，伊犁将军将10个扎兰缩编为6个牛录。由于到伊犁后才查出跟随而来和途中降生者700余人，因此，他们迁居伊犁河南岸之后，又增设两个牛录，“以为八旗”。将原有1000多官兵分设八旗，每旗为1个牛录，每牛录各设佐领1员、骁骑校1员、空蓝翎2员、领催4员、披甲121员不等。八旗设领队大臣1员、总管、副总管各1员。并奉旨颁发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八旗旗纛：一牛录为镶黄旗，二牛录为正黄旗，三牛录为正白旗，四牛录为正红旗，五牛录为镶白旗，六牛录为镶红旗，七牛录为正蓝旗，八牛录为镶蓝旗。其中一、三、五、七牛录为左翼四旗，二、四、六、八牛录为右翼四旗。至此，伊犁锡伯营基本建立。按清制，锡伯营领队大臣由满族官员担任，与伊犁将军同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管理八旗事务，其办事机构为“总管档房”，设于本营；八个佐领分驻八个牛录，其办事机构为“旗下档房”，他们与骁骑校、领催等管理牛录的军事、生产及民间诉讼等一切事务。
锡伯族中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踊跃参加每年举行的“伍克辛”（披甲）的考选。被选入披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也是一件有本有利的差使。如果选不上，即成“苏拉”（闲散），而得不到俸地。每旗对旗兵的选拔和训练是非常严格的。考核的主要项目是骑术和射箭。达不到训练要求的士兵会受到各级官员的严厉训斥和体罚。所以锡伯营在伊犁四营中素称“劲旅”，战斗力很强。
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锡伯营每个牛录形成一个村落，也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单位。每个牛录都筑有城墙，上有垛口，以备敌火。城墙周长6~10里不等。清政府调遣锡伯族军民驻防伊犁地区，主要任务就是戍边，防守台站，驻守卡伦。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清政府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的有19处。
同时，锡伯军民还用勤劳的双手创建家园，凿渠引水，垦荒造田，自耕自食。他们迁驻伊犁河南以后，在准噶尔部遗留的旧渠绰霍尔渠两岸安营扎寨，两年内引绰霍尔渠水垦种1万多亩耕地，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但安定适宜的环境使人口逐年增多，现有耕地紧蹙不敷耕种。在这种情况下，锡伯营总管图伯特根据锡伯营军民的意愿，力排来自上下级非议，决定在察布查尔山口南引伊犁河水，开一条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1802年（嘉庆七年）农历十月，大渠正式动工。经过6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挖成了长约200里的第一条引伊犁河水灌田的察布查尔大渠。
大渠一经建成，很快就开垦出近8万亩土地。这时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几个牛录，也先后迁至察布查尔大渠南北两岸筑城定居下来。从此，在这片荒芜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纵横，瓜果飘香，牛羊遍地的动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