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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裸官”，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国外拿了绿卡，而自己单身一人在国内任职的官员。该词发端于网络，网友们称那种自己在国内当官腐败、家属却早早移居海外、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提前留好后路的官员为“裸体官员”。
“‘裸体官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对于这种给自己留后路的官员要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出国考察”官员相继失踪
今年9月底，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带团前往法国考察，在巴黎溜走，并留下字条以生病为由拒绝回国。
无独有偶，10月中旬，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时 “失踪”。据悉，在巴黎下榻的宾馆，考察团其他成员早餐时久等忻伟明未见其身影，后请服务员打开忻的房间才发现其已拿着行李离开，留下纸条称将在法国会友。但直至考察团踏上返沪航班，亦未有忻伟明的任何讯息。
先后发生的“杨湘洪事件”、“忻伟明事件”引起各方关注。他们滞留国外的具体情节尚待调查，但目前即可判定的是：杨湘洪等人的“裸官”事实十分明显。
向壁虎学习逃命术的周金伙
壁虎有一个奇异的功能，在遇到危险时能立即截断一段尾巴从而得以逃离现场。而一些贪官在“裸体”之前，也常常仿照壁虎行事——先以种种“合理”的名目将妻子儿女转到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切割周围羁绊迅速溜之大吉。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对此道极为谙熟。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的信件中写有上面这段话，之后从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周金伙真正“暴富”是在他任福建省直房地产公司（后改称建闽集团）总经理期间。该公司一位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公司的4年，可以说是对国有资产蚕食鲸吞的4年。正是借助公司这个平台，周金伙在若干省级以上领导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2003年7月，周金伙调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并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后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结局，于是就玩起了“壁虎”的伎俩。
周金伙在任福州市台江区区长期间，就把原是福州市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妻子陈淑贞调到鼓楼劳动局任监察员。之后，他将陈淑贞送往美国，并获得绿卡。也是在台江期间，周金伙与区政府办公室的黄姓女秘书发生“办公室恋情”并开始半公开地同居。周金伙为了避免将来自己出逃后情人受苦，又通过关系将黄移居香港。
2006年6月2日，福建省纪检部门找周金伙谈话。周金伙预感不妙，决定外逃。于是，他谎称有些事一时记不清了，要回去翻一下当时的记录本，并说想起来就马上打电话给纪检部门。但回到家后，便迅速逃之夭夭。
前后三任行长同时外逃
“贪”，使得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变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上世纪90年代，三人合伙鲸吞公款4.82亿美元，此案因数额巨大而震惊中国金融界。
从1993年到2001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盗用银行资金，把大量资金汇至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为逃避惩罚，三人又分别化名给自己非法办理了赴港单程证，在获取香港居民身份证后，分别在2001年2月和案发前一个月，持香港居民身份证先后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加拿大驻香港总领馆办理了10年和1年可多次往返的商务和旅游签证。三人的妻子也通过在开平与华裔美国人假结婚，向中美双方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入境美国，并于1999年至2001年先后成为美国公民。2001年10月15日，案发后，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同时外逃。
北美出现“二奶村”、“大奶屯”
“裸体做官”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起起孤立、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群体。几年前，商务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至少4000名贪官出逃。这些贪官，绝大多数都是举家出逃，而且绝大多数也都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来自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因此这些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别墅、买豪宅、买跑车。
据了解，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别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和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有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昂贵的住宅区逐渐成了一群群带着孩子独身生活的“大奶”聚集地，在她们悠闲吃喝玩乐的背后，隐藏着丈夫背叛爱情和丈夫被“双规”的双重担心。
“裸官”外逃释放的腐败信号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有心人会发现这些外逃的官员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屁股上多多少少不甚干净。这些疑似“带病”官员与其说是去国外治病，倒不如说是逃脱调查。
贪官外逃，在民间也引起民意激愤，议论纷纷。这绝不仅仅是对贪官污吏的敲打，更多的是对制度漏洞的拷问。商务部2005年公布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事实上，“裸体做官”与“贪官外逃”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和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其一，他们没有“家”的感觉。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何谈有“家”？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再说，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能“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几代人”。4000名贪官带走的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人均1亿。如此高收益低风险，将使腐败预防更显困难。
之所以出现这种“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来说，有六大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官员信仰上出现了危机；二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三是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四是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五是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可持续”钻空之机；六是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为什么“裸官”会如此之多，个中原委当然并不复杂：这些“裸官”们一面在“裸”的同时，另一面，如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子女亲属从业就业等信息，却有太多的“不裸”——非但不裸，并且包裹、遮掩得极为严实，至少对广大普通公众而言，能见度、透明度几近于无。
当然，“裸官”所以能如此，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能力本事多么大，归根到底，还是目前的法治环境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制度方便。例如，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要求官员及其家属财产信息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开的阳光法案，以及据此而建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国《刑法》虽有独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来源不明财产的主动暴露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几乎没有单独适用过，大多只是贪污受贿罪之下“拔出萝卜带出泥”式的附带罪名；再如“隐瞒境外存款罪”，这一1997年《刑法》新增罪名，仅在10年后的2007年，才在上海“全国首例”地被适用。
法律界人士指出，“裸官”与“逃官”现象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演化出的一种新的腐败孽胎和社会病。“裸体做官”、“贪官外逃”，侵吞了巨大的国家资金，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执政党的威信，损害了国家形象。惩治这种现象，最根本的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1995年中国实行了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但因申报内容完全不公开而效果欠佳。2000年，中纪委再度提出并计划次年对全国县级、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行，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搁浅。 2004年7月，中纪委曾在湖北襄樊、山西朔州和北京石油机械厂、国华电力公司开展试点，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就业”，列入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内容，并决定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但这些改革，迄今都没有听到下文。
治理“裸体做官”需要庞大的预防腐败机制，除了财产申报，更需要公开官员的信息。要想“裸官”不“裸”，官员信息必须先“裸”、彻底地“裸”——惟有此“裸”，才能预防彼不“裸”。随着条件的成熟，政府应该逐步和其他国家建立官员在国外的家人财产情况和大宗消费的合作调查机制；党员领导干部也必须公布配偶、子女的国籍，包括有没有在国外的永久居留权，并就此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不给“裸官”任何制“裸”空间。
“‘裸体官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对于这种给自己留后路的官员要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出国考察”官员相继失踪
今年9月底，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带团前往法国考察，在巴黎溜走，并留下字条以生病为由拒绝回国。
无独有偶，10月中旬，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时 “失踪”。据悉，在巴黎下榻的宾馆，考察团其他成员早餐时久等忻伟明未见其身影，后请服务员打开忻的房间才发现其已拿着行李离开，留下纸条称将在法国会友。但直至考察团踏上返沪航班，亦未有忻伟明的任何讯息。
先后发生的“杨湘洪事件”、“忻伟明事件”引起各方关注。他们滞留国外的具体情节尚待调查，但目前即可判定的是：杨湘洪等人的“裸官”事实十分明显。
向壁虎学习逃命术的周金伙
壁虎有一个奇异的功能，在遇到危险时能立即截断一段尾巴从而得以逃离现场。而一些贪官在“裸体”之前，也常常仿照壁虎行事——先以种种“合理”的名目将妻子儿女转到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切割周围羁绊迅速溜之大吉。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对此道极为谙熟。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的信件中写有上面这段话，之后从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周金伙真正“暴富”是在他任福建省直房地产公司（后改称建闽集团）总经理期间。该公司一位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公司的4年，可以说是对国有资产蚕食鲸吞的4年。正是借助公司这个平台，周金伙在若干省级以上领导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2003年7月，周金伙调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并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后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结局，于是就玩起了“壁虎”的伎俩。
周金伙在任福州市台江区区长期间，就把原是福州市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妻子陈淑贞调到鼓楼劳动局任监察员。之后，他将陈淑贞送往美国，并获得绿卡。也是在台江期间，周金伙与区政府办公室的黄姓女秘书发生“办公室恋情”并开始半公开地同居。周金伙为了避免将来自己出逃后情人受苦，又通过关系将黄移居香港。
2006年6月2日，福建省纪检部门找周金伙谈话。周金伙预感不妙，决定外逃。于是，他谎称有些事一时记不清了，要回去翻一下当时的记录本，并说想起来就马上打电话给纪检部门。但回到家后，便迅速逃之夭夭。
前后三任行长同时外逃
“贪”，使得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变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上世纪90年代，三人合伙鲸吞公款4.82亿美元，此案因数额巨大而震惊中国金融界。
从1993年到2001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盗用银行资金，把大量资金汇至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为逃避惩罚，三人又分别化名给自己非法办理了赴港单程证，在获取香港居民身份证后，分别在2001年2月和案发前一个月，持香港居民身份证先后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加拿大驻香港总领馆办理了10年和1年可多次往返的商务和旅游签证。三人的妻子也通过在开平与华裔美国人假结婚，向中美双方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入境美国，并于1999年至2001年先后成为美国公民。2001年10月15日，案发后，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同时外逃。
北美出现“二奶村”、“大奶屯”
“裸体做官”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起起孤立、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群体。几年前，商务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至少4000名贪官出逃。这些贪官，绝大多数都是举家出逃，而且绝大多数也都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来自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因此这些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别墅、买豪宅、买跑车。
据了解，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别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和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有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昂贵的住宅区逐渐成了一群群带着孩子独身生活的“大奶”聚集地，在她们悠闲吃喝玩乐的背后，隐藏着丈夫背叛爱情和丈夫被“双规”的双重担心。
“裸官”外逃释放的腐败信号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有心人会发现这些外逃的官员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屁股上多多少少不甚干净。这些疑似“带病”官员与其说是去国外治病，倒不如说是逃脱调查。
贪官外逃，在民间也引起民意激愤，议论纷纷。这绝不仅仅是对贪官污吏的敲打，更多的是对制度漏洞的拷问。商务部2005年公布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事实上，“裸体做官”与“贪官外逃”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和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其一，他们没有“家”的感觉。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何谈有“家”？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再说，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能“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几代人”。4000名贪官带走的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人均1亿。如此高收益低风险，将使腐败预防更显困难。
之所以出现这种“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来说，有六大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官员信仰上出现了危机；二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三是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四是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五是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可持续”钻空之机；六是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为什么“裸官”会如此之多，个中原委当然并不复杂：这些“裸官”们一面在“裸”的同时，另一面，如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子女亲属从业就业等信息，却有太多的“不裸”——非但不裸，并且包裹、遮掩得极为严实，至少对广大普通公众而言，能见度、透明度几近于无。
当然，“裸官”所以能如此，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能力本事多么大，归根到底，还是目前的法治环境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制度方便。例如，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要求官员及其家属财产信息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开的阳光法案，以及据此而建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国《刑法》虽有独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来源不明财产的主动暴露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罪名几乎没有单独适用过，大多只是贪污受贿罪之下“拔出萝卜带出泥”式的附带罪名；再如“隐瞒境外存款罪”，这一1997年《刑法》新增罪名，仅在10年后的2007年，才在上海“全国首例”地被适用。
法律界人士指出，“裸官”与“逃官”现象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演化出的一种新的腐败孽胎和社会病。“裸体做官”、“贪官外逃”，侵吞了巨大的国家资金，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执政党的威信，损害了国家形象。惩治这种现象，最根本的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1995年中国实行了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但因申报内容完全不公开而效果欠佳。2000年，中纪委再度提出并计划次年对全国县级、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行，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搁浅。 2004年7月，中纪委曾在湖北襄樊、山西朔州和北京石油机械厂、国华电力公司开展试点，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就业”，列入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内容，并决定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但这些改革，迄今都没有听到下文。
治理“裸体做官”需要庞大的预防腐败机制，除了财产申报，更需要公开官员的信息。要想“裸官”不“裸”，官员信息必须先“裸”、彻底地“裸”——惟有此“裸”，才能预防彼不“裸”。随着条件的成熟，政府应该逐步和其他国家建立官员在国外的家人财产情况和大宗消费的合作调查机制；党员领导干部也必须公布配偶、子女的国籍，包括有没有在国外的永久居留权，并就此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不给“裸官”任何制“裸”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