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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媒介是现代风险的主要建构场域，也是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形塑公众风险感知、推进社会风险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和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5年来关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主流媒介如何报道暴恐事件以及建构暴恐风险景观。
【关键词】风险建构 暴恐事件 风险社会
一、世界风险社会下的暴恐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当今社会，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核辐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将人类带人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世界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各类风险层出不穷。在众多风险中，贝克认为，有三个层面的风险可能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得以确认：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风险话语，恐怖主义由来已久。“9·11”事件以来，国内外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发生。世界著名风险评估公司梅波克洛夫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2014）显示，过去一年里，全球有18668人死于恐怖袭击，平均每天发生26起，中国受恐怖袭击的风险上升，成为“中等风险”国家。从国际恐怖主义到国内暴恐活动，从群体暴力事件到“个人恐怖犯罪”，暴力与血腥之下，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恐慌急剧膨胀，社会群体间的信任感出现断裂，暴恐风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二、《人民日报》暴恐报道的风险框架建构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2000-2014年的报纸中所有以“暴恐”为主题的报道进行定量研究。在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暴恐”、“暴力”、“恐怖”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出总共602条报道，剔除其中重复和不相关的，得出398条报道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
1、报道数量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风险，暴恐风险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各方博弈和竞合的产物，国际国内普遍存在。本研究将《人民日报》暴恐报道按类别分为国际报道和国内报道。其中国际报道有273篇（ 68.60），国内报道125篇（31.4%），国际报道多于国内。
国际报道数量整体较为平衡，每年20条左右，报道力度较大。2001年美国“9·11”事件拉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序幕”，世界范围内，国家冲突、地域矛盾、政派纷争不断，导致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人民日报》对此给予持续关注，及时传播国际暴恐风险信息，代表政府发声，表明中国政府对国際事件的关注，塑造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内报道数量变化明显：2000-2007年报道数量很少，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回落，2014年再度高涨。暴恐事件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被媒介排除在议程之内，未被建构成一个公共的社会问题。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使这一年的报道数量达到顶峰。2013-2014年，新疆、云南等地发生多起暴恐事件，报道数量再次攀升。
纵观《人民日报》15年的暴恐报道可以发现，媒体对暴恐风险的报道经历了从隐匿遮蔽到合法化呈现、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开放、从被动报道到主动引导、从新闻曝光到人文关怀的过程。报道的能见度逐渐提高，质和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2、风险呈现
（1）报道形式：文字主宰下暴恐风险的视觉化呈现。《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沿袭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以“文字”为主要的报道形式（88.7%），“图片”（0.8%）以及“文字 图片”（10.6%）式的报道比重较小，并且国际报道对新闻图片的运用多于国内报道。报道中使用的图片多为暴恐事件现场、哀悼纪念活动以及反恐演习等照片，图片类型较单一，视觉冲击力尚显不足。
（2）报道体裁：多样体裁呈现宏大的风险图景。消息是《人民日报》暴恐报道最主要的体裁（80.9%），注重以简短的消息客观呈现风险信息。其次为评论（6.5%）、深度报道（5.5%）、通讯（5%）、特写（1.5%）。国际报道中消息的比重（84.6%）高于国内报道（72.8%），深度报道也比较多（6.6%），通过国际视点、国际观察等专栏对国际暴恐风险和形势进行深层的意义思索。国内报道多评论，例如“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发生后，《人民日报》次日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严惩暴恐犯罪，保障人民安全》，对暴恐行径进行谴责，安抚受害群众，引导国内外舆论。通讯、特写等较为生动、灵活的体裁在两类报道中运用较少。
3、报道态度
学者Rothman，A.和P.Salovey依据媒体的报道态度将风险框架分为消极性和积极性两种：消极性框架更加关注并强调风险潜在的负面后果，以及对未来不利形势的预估和危险的判断；积极性框架重视风险后果的正面导向，表现出现状合理性的积极维护。《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国际报道中48%为负面报道，35.2%保持中立，正面的仅有16.8%，建构起了对国际暴恐形势以及频繁发生的暴恐事件表示担忧的消极性框架。而国内报道多为正面报道（68%），负面的极少（8.8%），对国内发生的暴恐事件和形势，多从正面进行引导，建构起了国内虽有风险但政府有能力化解、不足为惧的积极性框架。
4、消息来源
作为风险事件的“第一手建构者”，媒体对不同消息来源的选择隐含了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影响着媒体的新闻框架和不同社群的媒介接近权。《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政府机构和国内其他媒体（主要是新华社）是最主要的消息源，占总数一半以上（64.1%）；而国外媒体（9.3%）、专家学者（7.3%）、普通民众（6.5%）和国际组织（4.3%）等其他信源的使用则较少。这表明《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更倾向于选择政府官员和国家通讯社等官方信源，以保证报道的权威性和主流性。 除对政府机构、新华社的共同依赖外，国际和国内报道的消息来源也存在着差异：国际报道的世界性决定了国外主流媒体、事发国家所在媒体（9.3%）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5.9%）也是获取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对事发国家民众的呼声则反映较少（2.9%）；而国内报道的民生性使其更为关注国内普通民众（14.4%）的看法，对国际组织（0.8%）、国外媒体（0.8%）的意见极少使用。
5、风险定义
风险社会中，媒介不仅将隐蔽的风险的威胁变得显著，而且给予这些形形色色的风险以解释，并且逐步把这种阐释变成公共的定义，为公众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国际暴恐事件常被定义为“恐怖袭击”（28.6%）、“恐怖爆炸”（9.9%）、“恐怖血案”（7.8%）等带有较强血腥气息、破坏力大、影响恶劣的事件，如《摩洛哥发生恐怖爆炸》、《班加罗尔遭恐怖袭击》、《连环爆炸再袭西奈》等，呈现出风险“恐怖”框架。而国内暴恐事件则较少使用“恐怖”来定性，多为程度较轻的“暴恐案”（33.6%）、“暴力事件”（22.4%）、“暴力活动”（4.8%），如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吐鲁番“3·26”爆炸事故，建构出风险“暴力”框架。
《人民日报》将国际暴恐风险视作“他者”，从“自我”的角度为之定性，赋予两种风险以迥然不同的威胁程度，这种放大国际风险、弱化国内风险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种国际风险形势严重而国内风险“不足为奇”的拟态景观。
6、风险议题
在风险议题的选择上，《人民日报》国际与国内暴恐报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报道主要是各国国内的暴恐形势及发生的暴恐事件（33.7%）、各国反暴恐举措（25.3%），其次為中国对国际暴恐事件的回应（12.1%）、各国对暴恐事件的回应及处理（9.2%）、国际组织反暴恐及回应（6.6%）等。国内报道主要是对国内暴恐事件的回应及处理（52%）、国家的反暴恐举措（18.4%），对国内暴恐形势及暴恐事件的报道则很少（仅占11.2%）。
可见，《人民日报》通过对不同}义题的选择，建构起了国际国内迥然不同的风险框架：国际报道为风险呈现式的信息传播框架，重在及时传递国际上发生的暴恐事件、国际恐怖局势等风险信息，关于风险产生后如何化解、规避及治理的报道较少；而国内报道为风险控制式的舆沦引导框架，弱化对于国内暴恐事件及风险的描述，重在对暴恐事件的及时回应和有效处理，引导公众忽略可能发生的危险，将注意力放在“肯定现状”上，从而稳定民心、化解公众恐慌、重拾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7、风险归因
风险归因即阐明风险产生的原因，涉及到风险各方的话语博弈和风险责任的分配。《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大部分未进行明确归因（63.3%）。存在归因的146篇报道中，126篇（86.3%）将风险的产生归结于政治冲突，14篇（9.6%）归结于宗教矛盾，认为是社会不公和经济困难导致的极少（4.1%），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归因模式。
国际和国内报道在暴恐风险的归因上高度一致，将暴恐风险更多地置于政治冲突的框架下，认为风险主要是国家、地区间冲突以及恐怖分子的政治破坏和民族分裂活动造成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归因框架会遮蔽风险政治外衣下深层次的矛盾和根源，不利于风险的责任分配和对症治理。
结语
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无处不在，并经由媒介被建构出来。媒介的风险建构，既是视觉建构和话语建构的结合，也是一种开放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过程。大众传媒作为现代风险建构的主要场域，其所采用的风险报道框架以及建构出的风险景观，深刻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社会和心理认知，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引发总体社会影响的方向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媒体在构建风险的同时，也要自觉承担起风险预警者、事实报道者、舆论引导者和风险反思者的角色，同时警惕自身可能生成的新的风险，以理性与人文关怀之姿，参与到风险的传播中。
【关键词】风险建构 暴恐事件 风险社会
一、世界风险社会下的暴恐风险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当今社会，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社会风险无处不在。核辐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风险事件将人类带人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世界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各类风险层出不穷。在众多风险中，贝克认为，有三个层面的风险可能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得以确认：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风险话语，恐怖主义由来已久。“9·11”事件以来，国内外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发生。世界著名风险评估公司梅波克洛夫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2014）显示，过去一年里，全球有18668人死于恐怖袭击，平均每天发生26起，中国受恐怖袭击的风险上升，成为“中等风险”国家。从国际恐怖主义到国内暴恐活动，从群体暴力事件到“个人恐怖犯罪”，暴力与血腥之下，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恐慌急剧膨胀，社会群体间的信任感出现断裂，暴恐风险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二、《人民日报》暴恐报道的风险框架建构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2000-2014年的报纸中所有以“暴恐”为主题的报道进行定量研究。在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暴恐”、“暴力”、“恐怖”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出总共602条报道，剔除其中重复和不相关的，得出398条报道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
1、报道数量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风险，暴恐风险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各方博弈和竞合的产物，国际国内普遍存在。本研究将《人民日报》暴恐报道按类别分为国际报道和国内报道。其中国际报道有273篇（ 68.60），国内报道125篇（31.4%），国际报道多于国内。
国际报道数量整体较为平衡，每年20条左右，报道力度较大。2001年美国“9·11”事件拉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序幕”，世界范围内，国家冲突、地域矛盾、政派纷争不断，导致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人民日报》对此给予持续关注，及时传播国际暴恐风险信息，代表政府发声，表明中国政府对国際事件的关注，塑造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内报道数量变化明显：2000-2007年报道数量很少，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回落，2014年再度高涨。暴恐事件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被媒介排除在议程之内，未被建构成一个公共的社会问题。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使这一年的报道数量达到顶峰。2013-2014年，新疆、云南等地发生多起暴恐事件，报道数量再次攀升。
纵观《人民日报》15年的暴恐报道可以发现，媒体对暴恐风险的报道经历了从隐匿遮蔽到合法化呈现、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开放、从被动报道到主动引导、从新闻曝光到人文关怀的过程。报道的能见度逐渐提高，质和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2、风险呈现
（1）报道形式：文字主宰下暴恐风险的视觉化呈现。《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沿袭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以“文字”为主要的报道形式（88.7%），“图片”（0.8%）以及“文字 图片”（10.6%）式的报道比重较小，并且国际报道对新闻图片的运用多于国内报道。报道中使用的图片多为暴恐事件现场、哀悼纪念活动以及反恐演习等照片，图片类型较单一，视觉冲击力尚显不足。
（2）报道体裁：多样体裁呈现宏大的风险图景。消息是《人民日报》暴恐报道最主要的体裁（80.9%），注重以简短的消息客观呈现风险信息。其次为评论（6.5%）、深度报道（5.5%）、通讯（5%）、特写（1.5%）。国际报道中消息的比重（84.6%）高于国内报道（72.8%），深度报道也比较多（6.6%），通过国际视点、国际观察等专栏对国际暴恐风险和形势进行深层的意义思索。国内报道多评论，例如“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发生后，《人民日报》次日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严惩暴恐犯罪，保障人民安全》，对暴恐行径进行谴责，安抚受害群众，引导国内外舆论。通讯、特写等较为生动、灵活的体裁在两类报道中运用较少。
3、报道态度
学者Rothman，A.和P.Salovey依据媒体的报道态度将风险框架分为消极性和积极性两种：消极性框架更加关注并强调风险潜在的负面后果，以及对未来不利形势的预估和危险的判断；积极性框架重视风险后果的正面导向，表现出现状合理性的积极维护。《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国际报道中48%为负面报道，35.2%保持中立，正面的仅有16.8%，建构起了对国际暴恐形势以及频繁发生的暴恐事件表示担忧的消极性框架。而国内报道多为正面报道（68%），负面的极少（8.8%），对国内发生的暴恐事件和形势，多从正面进行引导，建构起了国内虽有风险但政府有能力化解、不足为惧的积极性框架。
4、消息来源
作为风险事件的“第一手建构者”，媒体对不同消息来源的选择隐含了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影响着媒体的新闻框架和不同社群的媒介接近权。《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政府机构和国内其他媒体（主要是新华社）是最主要的消息源，占总数一半以上（64.1%）；而国外媒体（9.3%）、专家学者（7.3%）、普通民众（6.5%）和国际组织（4.3%）等其他信源的使用则较少。这表明《人民日报》作为中央级党报，更倾向于选择政府官员和国家通讯社等官方信源，以保证报道的权威性和主流性。 除对政府机构、新华社的共同依赖外，国际和国内报道的消息来源也存在着差异：国际报道的世界性决定了国外主流媒体、事发国家所在媒体（9.3%）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5.9%）也是获取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对事发国家民众的呼声则反映较少（2.9%）；而国内报道的民生性使其更为关注国内普通民众（14.4%）的看法，对国际组织（0.8%）、国外媒体（0.8%）的意见极少使用。
5、风险定义
风险社会中，媒介不仅将隐蔽的风险的威胁变得显著，而且给予这些形形色色的风险以解释，并且逐步把这种阐释变成公共的定义，为公众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国际暴恐事件常被定义为“恐怖袭击”（28.6%）、“恐怖爆炸”（9.9%）、“恐怖血案”（7.8%）等带有较强血腥气息、破坏力大、影响恶劣的事件，如《摩洛哥发生恐怖爆炸》、《班加罗尔遭恐怖袭击》、《连环爆炸再袭西奈》等，呈现出风险“恐怖”框架。而国内暴恐事件则较少使用“恐怖”来定性，多为程度较轻的“暴恐案”（33.6%）、“暴力事件”（22.4%）、“暴力活动”（4.8%），如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吐鲁番“3·26”爆炸事故，建构出风险“暴力”框架。
《人民日报》将国际暴恐风险视作“他者”，从“自我”的角度为之定性，赋予两种风险以迥然不同的威胁程度，这种放大国际风险、弱化国内风险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种国际风险形势严重而国内风险“不足为奇”的拟态景观。
6、风险议题
在风险议题的选择上，《人民日报》国际与国内暴恐报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报道主要是各国国内的暴恐形势及发生的暴恐事件（33.7%）、各国反暴恐举措（25.3%），其次為中国对国际暴恐事件的回应（12.1%）、各国对暴恐事件的回应及处理（9.2%）、国际组织反暴恐及回应（6.6%）等。国内报道主要是对国内暴恐事件的回应及处理（52%）、国家的反暴恐举措（18.4%），对国内暴恐形势及暴恐事件的报道则很少（仅占11.2%）。
可见，《人民日报》通过对不同}义题的选择，建构起了国际国内迥然不同的风险框架：国际报道为风险呈现式的信息传播框架，重在及时传递国际上发生的暴恐事件、国际恐怖局势等风险信息，关于风险产生后如何化解、规避及治理的报道较少；而国内报道为风险控制式的舆沦引导框架，弱化对于国内暴恐事件及风险的描述，重在对暴恐事件的及时回应和有效处理，引导公众忽略可能发生的危险，将注意力放在“肯定现状”上，从而稳定民心、化解公众恐慌、重拾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7、风险归因
风险归因即阐明风险产生的原因，涉及到风险各方的话语博弈和风险责任的分配。《人民日报》暴恐报道中大部分未进行明确归因（63.3%）。存在归因的146篇报道中，126篇（86.3%）将风险的产生归结于政治冲突，14篇（9.6%）归结于宗教矛盾，认为是社会不公和经济困难导致的极少（4.1%），呈现出典型的一元化归因模式。
国际和国内报道在暴恐风险的归因上高度一致，将暴恐风险更多地置于政治冲突的框架下，认为风险主要是国家、地区间冲突以及恐怖分子的政治破坏和民族分裂活动造成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归因框架会遮蔽风险政治外衣下深层次的矛盾和根源，不利于风险的责任分配和对症治理。
结语
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无处不在，并经由媒介被建构出来。媒介的风险建构，既是视觉建构和话语建构的结合，也是一种开放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过程。大众传媒作为现代风险建构的主要场域，其所采用的风险报道框架以及建构出的风险景观，深刻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社会和心理认知，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引发总体社会影响的方向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媒体在构建风险的同时，也要自觉承担起风险预警者、事实报道者、舆论引导者和风险反思者的角色，同时警惕自身可能生成的新的风险，以理性与人文关怀之姿，参与到风险的传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