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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伤痛的记忆：
父亲遗弃了我
1997年的春节，是我不愿记忆的一个节日。在声声爆竹中，我在福利院里一个劲儿大声哭闹，直到哭累了才沉沉睡去。那一年，我7岁。那个春节离父亲抛弃我，有近一年的时间。
我1990年出生，名叫魏芳（音）。患有先天性白化病，白粉色的皮肤、雪白的头发是我最明显的特征。我依稀记得我出生在山东农村，父母常年在上海打工，我和姐姐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轮流抚养。从记事时起，我就知道周围人看我的眼神是异样的。慢慢地，自卑如洪水般在我心中泛滥成灾，我恨自己白粉色的皮肤，更恨自己花白的头发，常常跑到村子后面的荒山上，乱抓头发，甚至会故意用刀子划伤皮肤，只是为了让肤色看起来有些许的红润。
我就这样静悄悄地长大，心中有委屈时，我就异常思念远方的父母。
1996年春节前，爸爸妈妈从上海打工回来，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婴儿，那是我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我红着脸、扭捏地靠着门框望着我久未谋面的爸妈，好奇、胆怯又不肯离开。我隐约听到家里的大人们在商量要带我去一个很遠的地方，心里乐开了花，我以为，离开就是要与父母在一起，就是不再见村里歧视我的人。1996年的春节，我过得非常开心。
春节之后一个月，爸爸带我出了门。我们换乘好多次车子，辗转又辗转之后，来到了杭州。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就在小小年纪有了关于人生残酷的初次体验——
我和爸爸是坐火车来到杭州的。春节刚过，火车站的人特别多。我和爸爸就夹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突然，爸爸松开了我的手，然后急急往人群里钻，我又害怕又困惑，更急地钻进人群，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出了火车站，已经是中午了。爸爸把我带到一所学校，问我要不要上学。我回答说：“不要。”爸爸再次沉默了，良久以后，他一声不吭地快步从学校右边的侧门出去，我单纯地以为他是让我跟上。于是，我飞快地从左边的侧门出来，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衣角。
下午，爸爸又带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是杭州汽车东站。爸爸拉着我在一条小街上，身后是一家店铺，面前是一户人家。爸爸问我：“魏芳，你要不要吃泡泡糖？”
因为家里很困难，我和姐姐常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的小伙伴吃爸妈买的零食，爸妈回来后，我和姐姐就曾吵着要买泡泡糖。一听爸爸的话，我跳了起来，非常高兴地拍着小手说：“爸爸，我要！”爸爸也高兴地笑起来，说：“我去买，你就站在这里不要动。”
我听话地站在南方初春冰冷的路面上，等着爸爸给我买糖回来。我等啊等、等啊等，腿站酸了，只好蹲着，最后实在累了，我就坐在地上。可直到太阳最后一丝余晖被大地吞没，爸爸也没有回来，扑面而来的黑暗让小小的我异常惊恐。这时，对面那户人家的主人回来了，大门一开，院子里的两条大狼狗很快看见坐在地上的我，狂叫着就要朝我扑过来。害怕加惊吓，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的哭声引来了一个过路的好心叔叔，他把我送到了派出所。因为我从未离开过家乡，我对家乡的地址、对父母的联系电话一无所知。第二天，我被民警送到了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那天是1996年3月5日，那天，我的名字由魏芳变成了余依娜。民警送我到福利院离开时，嘟哝了一句：“你这爸爸不是人，太狠心了。”那句话像针一样，深深地刺进了我的心里。
我此后无数次在同样的一个噩梦中惊醒：我就站在那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街道上，目光焦急地四处张望，爸爸出现了，可我怎么都抓不住他。每次从梦中惊醒，泪水都早已打湿了枕头。
春节时，我异常怀念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的泥土房和家人。我想不通我做错什么，爸妈要抛下我……
让怨恨成为力量，
我要振翅高飞
知道境况无法改变之后，我努力地适应着新的环境，努力让自己成为被老师和同学需要的开心果。
我非常开心地笑着，敏感而早熟。长大后我才意识到，我的开心充满了自我麻醉和讨好旁人的因素。
被遗弃之后，另一个灾难来临：白化病不仅让我毛发、皮肤变白，更让我的视力不可抑制地下降。福利院为我想了不少办法，可白化病是一种遗传变异病，根本无药可治。到12岁时，我的眼睛只有0.05的视力，只能凭借光感并且拿着放大镜才能看近处的东西，在医学上被称为盲人。
在福利院的学校里，我被特殊照顾安排在第一排，我努力地依靠光感分辨出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体，用放大镜认真地看课本的每一个字。我的成绩虽然不是班级里最优秀的，但我是最刻苦最努力的那个。
12岁时，杭州市体育学校的老师到福利院招收小运动员，我被老师选中开始进行轮滑训练。“轮滑”就成了上帝为我打开的一扇窗。
我练得非常苦。因为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在一个连赛道都不平整的破旧运动场里进行练习，摔倒、被撞是家常便饭。我平时走路都得依靠盲杖，稍不留神就会磕绊到一些东西，在风驰电掣的赛道上，我只能凭感觉和光感前行。虽然我的协调性很好，但意识到我的视力问题后，老师非常惋惜地劝我放弃。
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脑海里立马浮现的，就是爸爸那双总是急着想将我甩开的手。我深深地不甘：即使别人都放弃我，我自己偏偏不能。
我请教练在一旁指导，精确地告诉我哪里是弯道，哪里是直道，哪里需要变道，我拿着秒表，一遍遍地计时、练习，精确到0.1秒。随着速度不断地加快，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时间和方位感，让身体与赛道、与轮滑完美地融合成一体。我用无数的伤、无数的汗和泪，完成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盲人轮滑。
最终，我留在了赛道上。可2004年一次很重要的4×100米接力的比赛中，我还是因为没有看清前路而冲到别人的赛道上，连累其他选手跟着我一起摔倒。观众席上一片惊呼，我躺在那里泪流满面，近乎绝望。 那天晚上，我跑到宿舍顶楼的天台上，望着天空发呆，不明白我如此努力，命运为何还是待我如此不公。父亲那双又要抽离的手浮现在我眼前，满腔的怨恨让我心潮澎湃：我一定要努力，让自己做一个让父母家人为他们的遗弃而后悔的人。
带着这股子对父母的怨气，我咬着牙在轮滑的路上继续前行。终于，在2006年上海特奥会世界邀请赛4×100米轮滑项目决赛的赛场上，我和队友们一举获得了银牌，我还收获了个人单项的一枚金牌；紧接着在第四届全国特奥会的赛场上，我拿到了轮滑项目的两金一银。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我笑得非常自豪，内心充满着大仇得报的快意！
给怨恨松绑，
悲情寻亲只为从容前行
就这样，我在福利院一天天长大。按福利院的规矩，18岁成年之后，就不能只是读书和轮滑，需要学习有用的技能，以便以后能进入社会。轮滑的成功让我感觉自己的可塑性很高，我不想学按摩，而是想尝试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领域：电脑。
福利院的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电脑对视力要求高，不是凭一股闯劲就可以的。
我不服气地说：不是还可以声控学习吗！
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当个按摩师不足为奇，当电脑高手才足以让人赞叹、让人知道我的价值。见我不听劝，老师又提出：因为专业老师有限，每个班报名人数也有限制，如果报名学习电脑的人不满，你才可以去学习。
我每天都紧张地打听着报名的人数，食不甘味，寝食不安。得知报名人数已满的那一天，我崩溃得嚎啕大哭一场，感受着再次被命运抛弃，甚至抱怨其他的伙伴：明知我想学习电脑，为何就没有人主动放弃来成全我。那一刻，我内心冰凉。
从2012年开始，我开始学习按摩，我再次給自己加压：即使学按摩，我也得成为最好、最有特色的一个，要用成功给命运和那些伤害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我没日没夜地学，可对于穴位等知识，始终不得要领，收效甚微。这种结果加剧了我的焦虑和不甘，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却收获了更多的失望，整夜地睡不着觉，也懒于与同学们交流。
2013年年初，福利院的老师终于发现我的状态出了问题，强行带我到医院检查，结果让我目瞪口呆：我竟患上了中度抑郁症。我把一切的罪责归于抛弃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失去安全感，让我如此心理阴暗。
福利院教我轮滑的吕老师一直视我为亲生女儿，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非常关心。她把我接到她的家里，悉心陪伴、开导。在吕老师如阳光般的关爱里，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弃儿和盲人，一直焦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并感觉轻松——长这么大，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轻松的感觉。
原来，只要你愿意放下，人生还有一种状态，叫轻装上阵。
那段时间，我思考的问题特别多；又因为吕妈妈给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种模样，我更加清醒地开始认识自己：如同怨恨带我飞翔一样，怨恨也给我的心带上了沉重的枷锁，我要走得更远、更久，就得放下怨，让内心更从容地与这个世界打招呼。
那段时间，让我真的意识到自己长大了。三个月后，我主动搬离了吕老师的家，我告诉她：既然生活注定我独自前行，我总得学会独自成长、成熟。吕老师从我的神态里读到了坚强，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说道：“我一直知道，你很聪明，你不会迷失。”
重回学校后，我开始潜心地学习按摩，并且享受这种学习。让我高兴的是，因为不急于求成，知识的掌握变得轻松容易，我给自己按摩，也给同学们按摩，收获到了他们的快乐和我技艺的提高。
让我高兴的是，离开吕老师家之后，我的心仿佛真的变平和了，以前一想起来就让我心痛的父亲抛弃我的场景，很少再出现在我脑海。有时候，竟会涌上一种牵挂：我的父母年岁渐长，他们过得怎么样？那个与我抢糖吃的姐姐还好吗？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弟弟现在是不是已经上了大学？思绪万千时，我才发现，牵挂远比怨恨让人舒服。
2014年春节后，我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一家按摩店。我相信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我能够自食其力。当按摩店慢慢步上正轨之后，我内心有了一个愿望：寻亲。因为我知道，如同我被抛弃折磨了18年一样，我的父母也一定被对我的愧疚折磨，未得安宁。
2014年6月，我鼓起勇气联系到湖北《知音》杂志社，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力量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想告诉他们：我生活得很好，在18年被抛弃的岁月里，怨和恨曾像绳索一样，把我内心劫持；现在，我想放下怨恨，重拾亲情。我只想对你们说一声：“爸爸妈妈，我还是你们的魏芳，我依然爱着你们，我想回家！”
编辑/朱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