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应当继续原定的改革和调整，依靠市场化改革创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
就业越来越成为当前舆论关注的重心，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而，在讨论如何促进就业的时候，有个方向性的问题还是需要明确，就是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机会？答案应当是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相反。
对于有13亿人口而且有9.34亿农村人口的中国来说，增加就业历来是一项重大而且艰巨的任务。就业压力一度集中于农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原有1.3亿人的基础上，每年又以1600万人的速度增长，三分之一以上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这些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大量国有企业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加上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增长，更加剧了整个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截至今年6月，中国下岗职工已达2611万人，他们中九成以上先后在本企业的“再就业中心”领取微薄的生活补贴，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而实现持久再就业则困难重重。
新情况的出现使人们对就业压力加剧有非常切近的感受，亦使关系下岗职工前途和命运的“再就业”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参见本期封面文章《失业之忧》）。
然而，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下岗职工和其他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呢？一个办法是放缓或停止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维持旧有的不符合市场要求的就业岗位，或是靠行政之手来“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另一个办法是继续原定的改革和调整，但又努力消除现有体制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依靠市场化改革创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理性的选择当然应是后者。
就业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紧密相关。中国的就业不可能与西方福利国家具有同一内涵，也不可能继续传统模式，靠行政之手统筹安排。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扩大就业空间，逐步实现良性循环。由于受传统思维范式的影响，中国过去在相当时期内对于增加就业缺乏充分自觉的认识，在进行经济战略与政策选择时未能充分考虑就业含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就业机会毕竟是个事实，不仅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借此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新增劳动力与下岗职工，也主要通过市场途径获得了就业的机会。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几年，曾出现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的可喜局面；90年代以来这个增势却有减缓，因而令人担忧，但还是能够维持在70万个岗位的水准。这已说明改革、发展与就业之间积极互动的关系。现在需要的只是对这种互动有更主动、积极的把握。
当前一些传统国有企业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力度很大，的确带来了大量下岗和失业。但旧有结构下的就业岗位本来就已经难以为继，而调整是顺应市场潮流的必要举措，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说到底还是会为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条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放慢甚至停止调整的步伐，而是从调整带来的失业冲击中体会到在其他领域加速改革的压力，以较大的力度从方方面面降低就业门槛，消除计划惯性导致的价格、税收等各种扭曲，从而创造出更好的外部环境以催生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从辽宁等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结构调整在资源枯竭型城市可能表现得非常残酷，而仅仅依靠本地新成长起来的产业来解决再就业难度非常之大。恰如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面对这类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加快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能否有效流动，又依赖于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否到位。这就要求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力度，能够形成比较完善的跨地区安排机制，并要求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和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任何情况下，兼顾全局、目光长远的改革举措，都会更有利于克服眼前的困难，也有利于未来的就业前景。
中国在经济调整和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再就业难题的确非常痛苦。尽可能妥善解决矛盾以减轻痛苦很有必要，中央的各项相应政策、政府支付的亿万资金，都体现了这种必要的努力，其精神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发展和稳定。然而，缓解痛苦的同时，改革的手术还是要继续下去，而且要加快速度。除了继续并扩大市场化改革，我们其实别无选择。
就业越来越成为当前舆论关注的重心，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而，在讨论如何促进就业的时候，有个方向性的问题还是需要明确，就是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机会？答案应当是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相反。
对于有13亿人口而且有9.34亿农村人口的中国来说，增加就业历来是一项重大而且艰巨的任务。就业压力一度集中于农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原有1.3亿人的基础上，每年又以1600万人的速度增长，三分之一以上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这些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大量国有企业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加上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增长，更加剧了整个就业市场的供求失衡。截至今年6月，中国下岗职工已达2611万人，他们中九成以上先后在本企业的“再就业中心”领取微薄的生活补贴，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而实现持久再就业则困难重重。
新情况的出现使人们对就业压力加剧有非常切近的感受，亦使关系下岗职工前途和命运的“再就业”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参见本期封面文章《失业之忧》）。
然而，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下岗职工和其他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呢？一个办法是放缓或停止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维持旧有的不符合市场要求的就业岗位，或是靠行政之手来“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另一个办法是继续原定的改革和调整，但又努力消除现有体制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依靠市场化改革创造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理性的选择当然应是后者。
就业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紧密相关。中国的就业不可能与西方福利国家具有同一内涵，也不可能继续传统模式，靠行政之手统筹安排。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扩大就业空间，逐步实现良性循环。由于受传统思维范式的影响，中国过去在相当时期内对于增加就业缺乏充分自觉的认识，在进行经济战略与政策选择时未能充分考虑就业含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就业机会毕竟是个事实，不仅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借此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新增劳动力与下岗职工，也主要通过市场途径获得了就业的机会。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几年，曾出现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的可喜局面；90年代以来这个增势却有减缓，因而令人担忧，但还是能够维持在70万个岗位的水准。这已说明改革、发展与就业之间积极互动的关系。现在需要的只是对这种互动有更主动、积极的把握。
当前一些传统国有企业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力度很大，的确带来了大量下岗和失业。但旧有结构下的就业岗位本来就已经难以为继，而调整是顺应市场潮流的必要举措，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说到底还是会为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条件。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放慢甚至停止调整的步伐，而是从调整带来的失业冲击中体会到在其他领域加速改革的压力，以较大的力度从方方面面降低就业门槛，消除计划惯性导致的价格、税收等各种扭曲，从而创造出更好的外部环境以催生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从辽宁等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结构调整在资源枯竭型城市可能表现得非常残酷，而仅仅依靠本地新成长起来的产业来解决再就业难度非常之大。恰如有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面对这类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加快劳动力流动，而劳动力能否有效流动，又依赖于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否到位。这就要求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力度，能够形成比较完善的跨地区安排机制，并要求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和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任何情况下，兼顾全局、目光长远的改革举措，都会更有利于克服眼前的困难，也有利于未来的就业前景。
中国在经济调整和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再就业难题的确非常痛苦。尽可能妥善解决矛盾以减轻痛苦很有必要，中央的各项相应政策、政府支付的亿万资金，都体现了这种必要的努力，其精神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发展和稳定。然而，缓解痛苦的同时，改革的手术还是要继续下去，而且要加快速度。除了继续并扩大市场化改革，我们其实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