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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1.04.004
[摘要]乡村振兴，人才为本。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长期性要求从职业发展的全过程设计制定乡村人才振兴计划。文章以职业发展理论视角审视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困境，包括职业选择遭遇歧视，职业搜寻信息不畅，职业投资动力不足，职业投入得失不均，职业流动前易后难，职业平衡支点难控，职业保障相对缺位等，指出职业发展障碍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供给不足的重要诱因。对此，文章提出构建系统的乡村人才振兴观;教育宣传并重，消除职业选择歧视;搭建信息平台，降低职业搜寻成本;实施多种补贴，提高职业投资预期;结果过程结合，完善职业投入考核;建立轮岗制度，提高职业迁移能力;严格工作规范，确保职业生活平衡;完善保障体系，加大职业保障力度等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振兴;职业发展;职业选择;职业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4-0025-08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青年项目“森林经营碳汇促进后小康时代四川民族地区脱贫农户增收的政策研究”（SC19C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帆（1987-），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专职科研）、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经济、贫困经济;梁伊馨（1996-），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四川 成都 611130乡村振兴，人才为本。人才的智力支撑对民族地區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自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在各级各类制度政策文件和实践工作中得到不断强化。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章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性，包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及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①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国际社会交流合作和我国各项改革发展事业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风险，也给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面对国际消费市场萎靡、国内投资规模降低等形势严峻的复杂局面，农业原有的易损、易耗性被进一步强化，加剧了乡村振兴中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确定性。[1]如何把疫情对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影响降至最低，是一个急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才在应变处理、化危为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稳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已经走过的乡村发展历程表明，乡村振兴并非一个集中攻坚行动，不会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胡月、田志宏的研究显示，美国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历经了80多年时间[2];芦千文、姜长云的研究则表明，欧盟及其前身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居民就业和生活、资源环境保护等多元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仍在进行[3];曹斌的研究揭示出，日本的乡村振兴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才取得显著成效。[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将实施三步走战略——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②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将是一个集长期性、制度性、规范性、渐进性、创新性于一体的社会改革行动，与之对应，其人才支撑战略也必须纳入长期的制度性范畴予以考察和谋划。
一、人才与乡村振兴问题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猛，与之相反，农业、乡村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滞后与凋敝。如何确保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共同、均衡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农业经济管理等研究领域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该领域研究更加欣欣向荣，呈现一派蓬勃景象。在人才与乡村振兴领域，大致出现了三个研究分支，形成了诸多研究共识，也产生了众多观点交锋与分歧。
第一，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已成共识。这种认同，既是一种价值认同，也是一种基于实践过程和结果的现实认同。就价值认同而言，我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人才及选才、用才工作，不管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实施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求救亡、图强道路所提出的“人才维国势”的观点③，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大规模、全覆盖的平民教育制度，无一不是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善用人才的集中表现。就现实认同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④，千秋基业，人才为本，“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⑤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引导和鼓励人力资本向乡村流动和配置，是实现“农业强”的必经之路，是实现“农村美”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农民富”的治本之策。[5]
第二，乡村振兴实施中的人才困境及成因，各种分析层出不穷。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人才短缺。从总体数量来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供小于求[6];从横向结构来看，乡村振兴人才结构失衡，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全面发展的综合需要[7];从纵向层次来看，目前我国农业农村人才层次偏低，难以满足新时代乡村振兴对智力支撑的新需求。[5]概言之，目前我国农业农村人才队伍面临着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层次偏低的突出问题。农村人才流失短缺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发展的原因，涉及思想观念、农业生产效益、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等一系列问题。[6]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和偏向城市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利于实现农业对工业的托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起飞动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农业农村人才大量流失，是出现农业农村人才“空心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8]关振国分析认为，乡村振兴对人才的吸纳力度不够主要原因是引才机制不足、缺少激励机制，以及人才发展空间狭隘。[9] 第三，如何培智、引智服务乡村振兴，观点各异。一部分学者强调本土培养，认为外部引进虽然是激活农村活力、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便捷之选，但只有内部培养才是建立人才保障、打通人才制约屏障、促进“三农”问题高效解决的根本方式[7]，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是关键。[10]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当前乡村人才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外部引进人才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快速的起飞动力。[11]更多的研究则提出将二者结合起来[12]，强调建立以外部人才吸纳引进和本土人才内部培养相结合[13]双重人才动力机制。[14]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对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已经进行了诸多深入分析，集中回答了人才的重要性、来源等问题，但也存在可供扩展的空间，集中表现在未能基于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整体人才观。不管是外部引进，还是本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评判维度是职业发展，即从事与乡村振兴有关的某一职业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是否会遭遇社会的不公平性歧视，职业搜寻的信息渠道是否畅通、职业搜寻成本是否低廉，职业投资和投入是否具有较高的预期回报，职业流动机会是否顺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职业平衡是否容易保持，与职业有关的各类保障是否充足而全面。然而，目前研究并未对以上有关乡村振兴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给出相应回应，而本文试图就此尝试，以期能有效丰富现有乡村振兴人才研究理论，并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实践提出政策建议。
二、职业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的职业生活是人生全部生活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其他生活的经济基础，在其人生中占据着核心与关键的位置。职业是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之和，不仅强调人的选择、行动和目标，而且强调职业的生命周期性。职业发展不仅关心个体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行为，而且关心职业活动本身如何帮助个体获得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职业发展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职业发展是一个时间概念，既指劳动者在其一生中工作于职业的总和时间，也指劳动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即分段时间，反映了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次，职业发展强调劳动者管理自己职业生涯的主动性，即职业规划，这种规划体现在职业选择、职业投资等一系列职业活动中。再次，职业发展强调决策与行为，即劳动者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想职业，如何追求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平衡等。[15]6～7
职业发展以劳动者追求成功的个人职业发展为出发点，以职业的优化配置问题为核心，从职业选择、职业搜寻、职业投资、职业投入、职业流动、职业平衡、职业保障等方面形成职业发展链条（Career Development Chain， CDC）。其中，职业选择、职业搜寻、职业投资、职业投入、职业流动、职业平衡等构成了职业发展的主链条，而职业保障则贯穿于整个职业发展过程，承担职业发展的保护责任（图1）。职业选择主要解决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一问题，其中，效用最大化是求职者一般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职业能够带来的满足感，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职业搜寻主要解决如何寻找职业这一问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是关键。职业投资主要解决劳动者如何通过投入实现胜任职业需要的问题，职业投资和一般投资一样，存在着沉没成本，因此，大多数个体对职业投资持谨慎态度，而投资回报率是其重要参考，投资回报率高的职业更具有吸引力。职业投入主要解决劳动者如何投入自己的职业活动，包括工作时间、加班、出勤、缺勤等。职业流动主要分析如何进行职业调整和职业优化。职业平衡主要研究如何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保持均衡，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15]11～12
三、职业发展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困境
（一）职业选择遭遇歧视
虽然职业平等观的教育宣传和引导已经持续多年[16]，从理论上讲，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正当的、合法的，都是光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现阶段公众对某些职业的歧视看法依然较为普遍。[17]到农村地区、涉农行业工作容易被认为是能力低下、竞争失败的表现。[18]以大学生为例，高等教育的不菲收费意味著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高投入容易产生高回报的心理预期。社会和家庭的传统观念倾向于认为，大学生应该在“较高等级”的职业中就业，比如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银行、跨国企业等，只有“体面”的工作才是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合理补偿的外显表征，如果进入传统产业部门，尤其到民族地区乡村田间地头工作[19]，则容易招致社会舆论的过度关注、公众的惯性歧视以及家庭的叹息。甚至，这种歧视还有可能向婚恋等其他方面延伸。这导致众多年轻人不愿意到民族地区乡村工作，即使已经到达当地开展工作，也容易因工作声誉低下等原因而离职。[20]
（二）职业搜寻信息不畅
随着现代通讯设备和互联网络的高速发展，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无线上网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信息化的便捷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投资和决策选择。但是，由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村信息化发展缓慢，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数字鸿沟巨大。[21]网络化信息平台建设的滞后，不仅导致乡村振兴在对接生产与市场中的乏力，而且阻碍了各级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职业搜寻。鲜见针对乡村振兴职业需求的网络招聘信息，尤其是针对位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战场和最前沿的村级人才需求信息严重匮乏。这不仅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招聘留下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导致各级各类人才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职业搜寻过程中面临着信息收集渠道不畅的问题，存在较高的职业搜寻成本，严重制约了各级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热情、意愿、决策和行为。
（三）职业投资动力不足
职业投资即是对个体拟从事的职业进行前期人力资本投资。职业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升职业能力，二是通过接受教育的信号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中间接证明职业能力。根据投资回报补偿理论，一项投资获得的潜在回报补偿越多，越能激起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行为。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发布的数据，2017年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排在按行业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最后一位，仅36504元，只占第一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33150元）的27.42%，不到30%。私营单位的情况类似，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仍为最低。⑥此外，根据薪酬网公布的数据，农学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同样处于各专业的末端。⑦加上社会传统观念对涉农行业的歧视性看法，让家庭和个体对投资涉农职业的积极性不高，就连农业类高校的学生也倾向于优先选择非农专业学习，这造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储备来源严重不足。 （四）职业投入得失不均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农业领域与其他行业领域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和特点是投资回报周期性较长。这就决定了在“三农”领域进行的职业投入难以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和投入回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工作中可以看出，大量的扶贫干部、专业科技人员和社会工作者，长时间奋战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第一线，创造性地开展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在工作时间上进行了大量投入。高出勤、全天候、高强度的工作在考验了宗旨、磨砺了意志、锻炼了队伍的同时，也让扶贫工作者们牺牲了太多，有的甚至付出了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以云南省为例，据中国科技网2019年1月31日报道，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云南省已共有61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⑧职业投入和回报之间得失不均，甚至得不偿失，低回报诱导下一步的低投入，容易形成“职业投入-职业回报”逻辑链条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害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五）职业流动前易后难
一方面，以往的实践经验表明，农村工作的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以大学生村官为例，郑强对威海市大学生村官的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的显性流失率和隐性流失率分别达到了40%和60%。[19]刘轩对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南、华中等地区的550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任职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发展的比例仅为32%。[22]陈俊的分析则表明，自我实现感不足、待遇偏低、保障不足、身份尴尬、前途不确定，是导致大学生村官流失的主要原因。[20]这一职业流动主要发生在大学毕业生进入“村官”职业的前期，由于涉入职业不深、正处于职业发展的选择期，此时的职业流动相对容易。另一方面，涉农领域和行业的后期职业流动则相对困难。主要原因是，该领域职业与其他领域职业的兼容性较差，即职业的可迁移性不强。这导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潜在人才群体对涉入这一领域望而却步，尤其是即将踏入职业生涯的年轻人，从而阻碍了乡村人才振兴，进而阻缓了乡村整体振兴。
（六）职业平衡支点难控
虽然职业生活是人生全部生活的主体，在其生涯中占据核心与关键的位置，但职业生活并非个体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部分。职业工作和业余生活的平衡不仅有助于放松身心、促进职业发展，而且使得职业发展更加具有意义。然而，目前的农村工作在职业和生活之间却难以实现平衡。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错综复杂，宗族姻亲关系交织，利益纠葛较多，群众思想观念落后，涉农工作开展难度较大，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从决战脱贫攻坚中就可以看出，农村工作的强度很大，“白+黑”“5+2”⑨“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是其形象写照。工作和生活时间难以严格区分，职业和家庭生活的平衡支点难以把握。对家庭的照顾时间被压缩，导致家人的不理解，也让个体产生内疚的心理负担，诱发退缩的心理念头和行为。桑晚晴等的研究表明，家人的理解程度显著影响扶贫驻村干部的留任意愿。[23]工作对生活的挤压，降低了个体的幸福感，让为乡村振兴服务的从业者难堪重负，进一步阻塞了乡村振兴的人才汇聚通道。
（七）职业保障相对缺位
职业保障是对劳动者的工作及职业权利的保护，这种保护应该持续在整个职业发展过程中。当前农村工作的职业保障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农村工作的工资低。以教师行业为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超过51000元，而很多农村教师的年收入连这一数字的六成不到。⑩虽然近年来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但总体而言，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再以村干部为例，一些乡村的村干部任务重、压力大，但工资收入低，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在2000元左右，对年轻人不具备吸引力，村干部老齡化较严重，干事创业缺少年轻骨干接力。其次是农村工作的社会保险不足。农村自然环境的复杂恶劣增加了患病、工伤的风险，在客观上对社会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实情况是，不管是农村教师、还是村干部等农村工作者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保障都严重不足[24]，难以为他们干事创业消除必要的后顾之忧。
四、职业发展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贯穿整个职业发展环节的乡村人才振兴观
乡村振兴是一项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乡村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与行动，是一项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伟大事业。投身其中的各级各类人才，既不能抱着短期攻坚的期望试图速战速决，也不能采取临时参与的心态将其当成镀金发展的跳板，需要长期全勤投入，甚至贯穿整个职业生涯。因此，不管是乡村本土人才的培养，还是乡村域外人才的引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长卷和个体职业发展的全部链条中予以考量，构建贯穿整个职业发展环节的乡村人才振兴观，将乡村振兴事业纳入国民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成为个体有选择倾向、投资意愿的长期、终生职业发展计划，建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长期人才储备。
（二）教育宣传并重，消除乡村振兴职业选择歧视
任何改变皆始于观念的改变。通过改变人们对涉农工作的偏见与歧视，营造有利于选择乡村振兴工作与职业的社会氛围，树立多元化的职业发展社会共识与理念，有利于更多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投身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首先，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平等观教育。从职业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出发，教育下一代把自身的职业选择与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积极抵制传统观念中追求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职业选择观。其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乡村振兴职业发展观教育，尤其是在涉农高校学生中大力进行乡村振兴职业选择和技能教育，提高学生投身“三农”、为兴中华之农事而奋斗的决心、意志和能力。再次，加强职业平等观的社会宣传与教育。通过广播、标语、电视、互联网等传统与现代传播方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进行职业平等观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选择乡村振兴工作与职业的社会氛围。第四，加大对乡村振兴从业者的荣誉表彰，及时肯定他们为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并在全社会广而告之，提高从业乡村振兴工作的荣耀感、归属感和价值感。 （三）搭建信息平台，降低乡村振兴职业搜寻成本
在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在全国和省、市、县、乡等区域层面分别搭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信息发布平台，创办乡村振兴招聘和求职网，及时发布有关乡村振兴工作的人才岗位需求，打破求职者和招聘方信息互通的管道壁垒，降低各级各类人才搜寻乡村振兴工作岗位、投资乡村振兴事业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风险。在对接各级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工作中，对人才招聘、项目遴选等工作的开展方案、选拔方法、工作进展和事项结果等及时对外公开，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提高行政和决策的透明度，阻断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消除全社会以及各级各类人才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透明度顾虑。
（四）实施多种补贴，提高乡村振兴职业投资预期
首先，借鉴已有做法，利用财政资金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从业者的收入进行补贴，提高职业投资预期。根据工作地区的偏远程度、工作年限、家庭负担等因素，制定补贴标准，加大对边远地区、工龄长、家庭负担重的乡村振兴工作者的补贴力度。其次，鼓励乡村振兴从业者参与当地集体经济经营，投资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以技术、资金等多种方式入股分红，增加收入。再次，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可以提供其荣誉奖励、户口迁移、政治地位等非经济收益。第四，从长远来看，必须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各产业收入的均衡发展，直接改善农业从业者的经济状况。多管齐下，多措并举，逐步提高社会、公众、家庭和个体对乡村振兴职业投资回报预期，从长远投资的本质上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五）结果过程结合，完善乡村振兴职业投入考核
放弃“唯结果”论的职业投入考核机制，同时杜绝形式主义的过程考核，坚持将“结果和过程”相结合，完善乡村振兴职业投入考核。首先，在职业投入考核目标设定中，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合理设定目标完成期限，杜绝“揠苗助长”、急功近利、不切实际、难以在时间设定期内完成的目标设定。其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尊重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职业投入特点，“量体裁衣”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投入考核标准。例如，对于财政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严格时间管理，杜绝拖拉延迟;而对于具有创新性的农作物新品种引进与实验，则应给予一定的时间完成自由度，甚至允许失败的发生。再次，完善乡村振兴职业投入机制，对工作时间、加班、出勤等做出合理规定，保障乡村振兴从业者的职业投入权益，杜绝超长延时工作、超负荷加班，切断“职业投入多-职业回报低”的恶性循环链条。
（六）建立轮岗制度，提高乡村振兴职业迁移能力
乡村振兴是一种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的全面振兴，這种全面振兴也包含了为乡村振兴服务的各级各类人才的职业发展振兴。鉴于单一岗位在开拓视野、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掘个体兴趣与能力所在、培养和锻炼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经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可借鉴现代公司管理的成功经验和理念[25]，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立岗位轮换制度，弥补人才技能短缺，促进终身学习，提高乡村振兴职业迁移能力，创设职业宽度和广度，满足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职业成长的核心需求，实现对其有效激励。轮岗制度坚持自愿、激励、提升、平级轮岗同酬和岗前培训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个体和组织的利益均衡，实现人才队伍和乡村振兴“共赢性”成长与发展。
（七）严格工作规范，确保乡村振兴职业生活平衡
职业发展是美好生活的保障，幸福生活是快乐工作的源泉。因此，在各级各类人才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之时，要严格工作规范，以确保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平衡。严格预防因事业和家庭的失衡，反过来对乡村振兴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首先，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规范，在一些特殊时期适度采取适应家庭需要的弹性工作制，预防工作对正常生活时间和空间的过度挤压。其次，对乡村振兴工作者开展职业平衡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平衡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同工作间的关系。再次，给予乡村振兴工作者家庭关怀活动，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家庭问题解决和心理压力排解的咨询服务，创造家庭游览参观或联谊等机会，调和职业和家庭的矛盾，融洽家庭氛围，实现职业家庭平衡。
（八）完善保障体系，加大乡村振兴职业保障力度
首先，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其次，建立乡村振兴职业防护机制。鉴于乡村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为乡村振兴从业者提供必要的职业防护设备和设施，对其进行职业防护教育，提高职业防护能力。再次，建立乡村振兴从业者健康评估机制，定期为他们提供身体健康检查和心理健康咨询、评估与干预，确保其以一个健康的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最后，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支持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树立起对乡村振兴相关职业的认可度，提高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开展的便利度、容易度，降低潜在对抗因素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保障的威胁。
五、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到我国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更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一场全面振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民族团结等诸多方面，这其中，人才振兴是基础和关键，人才振兴是民族地区乡村其他方面振兴的支撑和托举，没有人才的振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难以起步、无法持续。因此，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研究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内容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振兴各级各类人才需求的精准定位和规模估算，需要根据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展开研究;二是乡村人才振兴的财务预算和资金来源分配，需要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并吸收社会资金来实现;三是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的潜在群体宣传与动员，需要将价值感召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3日。
②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3日。
③出自张之洞的《劝学篇》，“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
④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7/c_1122502719.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4日。
⑤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8/09/c_1123247876.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4日。
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6日。
⑦资料来源：薪酬网，https：//www.xinchou.co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6日。
⑧详见赵汉斌：《脱贫攻坚，云南将打响五场决胜“硬仗”》，中国科技网，http：//www.stdaily.com/02/yunnan/2019-01/31/content_749197.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0月6日。
⑨“白+黑”是指白天上班结束后，晚上继续工作，形容的是一种非常忙碌的工作状态。“5+2”类似，指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5天后，星期六、星期日继续工作2天，是一种带有夸张色彩但形象地表现忙碌工作状态的方式。
⑩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16/c_127583382.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7日。
详见人民网：《村干部拿工资了，年轻人为啥仍不愿干？》，http：//m.people.cn/n4/2019/0801/c203-13017253.html，访问日期：2019年10月7日。
参考文献：
[1]罗必良.疫情高发期的农业发展：新挑战与新思维[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6.
[2]胡月， 田志宏. 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的经验借鉴[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3）：128-144.
[3]芦千文， 姜长云. 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0）：119-135.
[4]曹斌.鄉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8（8）：117-129.
[5]赖德胜， 陈建伟. 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6）：21-28.
[6]周晓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瓶颈及对策建议[J]. 世界农业， 2019（4）：32-37.
[7]卞文忠. 别让“人才短板”制约乡村振兴[J]. 人民论坛， 2019（1）：78-79.
[8]李秀美. 基于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人才“回流”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6）：89-95.
[9]关振国. 破除乡村振兴中人才发展的“紧箍咒”[J]. 人民论坛， 2019（16）：66-67.
[10]孙学立. 农村人力资源供给视角下乡村振兴问题研究[J]. 理论月刊， 2018（5）：130-134.
[11]钱再见， 汪家焰. “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2）：92-97.
[12]高琦. 激发人才活力推进乡村振兴[J]. 人民论坛， 2018（14）：56-57.
[13]王文成.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引擎”[J]. 人民论坛， 2018（30）：71-72.
[14]蒲实， 孙文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1）：90-93.
[15]杨伟国， 王子成. 职业发展经济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6]周宇香. 职业歧视对城市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兼论主观经济地位及社会融入程度的调节作用[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8）：19-26.
[17]黄永亮， 崔岩. 社会歧视对不同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评价的影响[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6）：23-32.
[18]金绍荣， 张应良. 农科教育变革与乡村人才振兴协同推进的逻辑与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9）：79-84.
[19]郑强. 破解大学生“村官”流失困境的路径探析——以威海市大学生“村官”流失问题为个案[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9）：64-68.
[20]陈俊. 当前大学生村官流失的特征、原因及解决对策——以陕西省H县为例[J]. 农村经济， 2013（2）：126-129.
[21]杨艺， 朱翠明， 王霞. 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成因与发展对策研究[J]. 情报科学， 2019， 37（5）：53-57.
[22]刘轩. 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决策及其影响因素[J]. 农村经济， 2013（12）：115-119.
[23]桑晚晴， 杨帆. 扶贫驻村干部留任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农村经济， 2020（1）：54-61.
[24]贺红芳. 农村非公办幼儿教师待遇问题及政策建议[J]. 教师教育学报， 2018（6）：83-89.
[25]Hutchinson J. Job rotation[J]. Local Economy， 1999， 14（2）：175-179.
收稿日期：2021-02-25责任编辑：杨新宇
[摘要]乡村振兴，人才为本。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长期性要求从职业发展的全过程设计制定乡村人才振兴计划。文章以职业发展理论视角审视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困境，包括职业选择遭遇歧视，职业搜寻信息不畅，职业投资动力不足，职业投入得失不均，职业流动前易后难，职业平衡支点难控，职业保障相对缺位等，指出职业发展障碍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供给不足的重要诱因。对此，文章提出构建系统的乡村人才振兴观;教育宣传并重，消除职业选择歧视;搭建信息平台，降低职业搜寻成本;实施多种补贴，提高职业投资预期;结果过程结合，完善职业投入考核;建立轮岗制度，提高职业迁移能力;严格工作规范，确保职业生活平衡;完善保障体系，加大职业保障力度等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振兴;职业发展;职业选择;职业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4-0025-08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青年项目“森林经营碳汇促进后小康时代四川民族地区脱贫农户增收的政策研究”（SC19C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帆（1987-），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专职科研）、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经济、贫困经济;梁伊馨（1996-），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四川 成都 611130乡村振兴，人才为本。人才的智力支撑对民族地區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自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在各级各类制度政策文件和实践工作中得到不断强化。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章强调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性，包括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及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让各类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①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国际社会交流合作和我国各项改革发展事业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风险，也给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面对国际消费市场萎靡、国内投资规模降低等形势严峻的复杂局面，农业原有的易损、易耗性被进一步强化，加剧了乡村振兴中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确定性。[1]如何把疫情对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影响降至最低，是一个急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才在应变处理、化危为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稳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已经走过的乡村发展历程表明，乡村振兴并非一个集中攻坚行动，不会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胡月、田志宏的研究显示，美国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历经了80多年时间[2];芦千文、姜长云的研究则表明，欧盟及其前身欧洲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居民就业和生活、资源环境保护等多元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目前仍在进行[3];曹斌的研究揭示出，日本的乡村振兴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施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才取得显著成效。[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乡村振兴将实施三步走战略——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②由此可见，乡村振兴将是一个集长期性、制度性、规范性、渐进性、创新性于一体的社会改革行动，与之对应，其人才支撑战略也必须纳入长期的制度性范畴予以考察和谋划。
一、人才与乡村振兴问题研究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迅猛，与之相反，农业、乡村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滞后与凋敝。如何确保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共同、均衡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农业经济管理等研究领域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该领域研究更加欣欣向荣，呈现一派蓬勃景象。在人才与乡村振兴领域，大致出现了三个研究分支，形成了诸多研究共识，也产生了众多观点交锋与分歧。
第一，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已成共识。这种认同，既是一种价值认同，也是一种基于实践过程和结果的现实认同。就价值认同而言，我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人才及选才、用才工作，不管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实施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探求救亡、图强道路所提出的“人才维国势”的观点③，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大规模、全覆盖的平民教育制度，无一不是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善用人才的集中表现。就现实认同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④，千秋基业，人才为本，“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⑤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引导和鼓励人力资本向乡村流动和配置，是实现“农业强”的必经之路，是实现“农村美”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农民富”的治本之策。[5]
第二，乡村振兴实施中的人才困境及成因，各种分析层出不穷。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振兴人才短缺。从总体数量来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供小于求[6];从横向结构来看，乡村振兴人才结构失衡，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全面发展的综合需要[7];从纵向层次来看，目前我国农业农村人才层次偏低，难以满足新时代乡村振兴对智力支撑的新需求。[5]概言之，目前我国农业农村人才队伍面临着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层次偏低的突出问题。农村人才流失短缺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发展的原因，涉及思想观念、农业生产效益、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等一系列问题。[6]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和偏向城市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利于实现农业对工业的托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起飞动力，但也同时造成了农业农村人才大量流失，是出现农业农村人才“空心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8]关振国分析认为，乡村振兴对人才的吸纳力度不够主要原因是引才机制不足、缺少激励机制，以及人才发展空间狭隘。[9] 第三，如何培智、引智服务乡村振兴，观点各异。一部分学者强调本土培养，认为外部引进虽然是激活农村活力、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便捷之选，但只有内部培养才是建立人才保障、打通人才制约屏障、促进“三农”问题高效解决的根本方式[7]，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是关键。[10]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当前乡村人才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外部引进人才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快速的起飞动力。[11]更多的研究则提出将二者结合起来[12]，强调建立以外部人才吸纳引进和本土人才内部培养相结合[13]双重人才动力机制。[14]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对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已经进行了诸多深入分析，集中回答了人才的重要性、来源等问题，但也存在可供扩展的空间，集中表现在未能基于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整体人才观。不管是外部引进，还是本土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评判维度是职业发展，即从事与乡村振兴有关的某一职业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是否会遭遇社会的不公平性歧视，职业搜寻的信息渠道是否畅通、职业搜寻成本是否低廉，职业投资和投入是否具有较高的预期回报，职业流动机会是否顺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职业平衡是否容易保持，与职业有关的各类保障是否充足而全面。然而，目前研究并未对以上有关乡村振兴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给出相应回应，而本文试图就此尝试，以期能有效丰富现有乡村振兴人才研究理论，并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实践提出政策建议。
二、职业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的职业生活是人生全部生活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其他生活的经济基础，在其人生中占据着核心与关键的位置。职业是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之和，不仅强调人的选择、行动和目标，而且强调职业的生命周期性。职业发展不仅关心个体的职业选择和职业行为，而且关心职业活动本身如何帮助个体获得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职业发展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职业发展是一个时间概念，既指劳动者在其一生中工作于职业的总和时间，也指劳动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即分段时间，反映了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次，职业发展强调劳动者管理自己职业生涯的主动性，即职业规划，这种规划体现在职业选择、职业投资等一系列职业活动中。再次，职业发展强调决策与行为，即劳动者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想职业，如何追求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平衡等。[15]6～7
职业发展以劳动者追求成功的个人职业发展为出发点，以职业的优化配置问题为核心，从职业选择、职业搜寻、职业投资、职业投入、职业流动、职业平衡、职业保障等方面形成职业发展链条（Career Development Chain， CDC）。其中，职业选择、职业搜寻、职业投资、职业投入、职业流动、职业平衡等构成了职业发展的主链条，而职业保障则贯穿于整个职业发展过程，承担职业发展的保护责任（图1）。职业选择主要解决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一问题，其中，效用最大化是求职者一般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职业能够带来的满足感，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职业搜寻主要解决如何寻找职业这一问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是关键。职业投资主要解决劳动者如何通过投入实现胜任职业需要的问题，职业投资和一般投资一样，存在着沉没成本，因此，大多数个体对职业投资持谨慎态度，而投资回报率是其重要参考，投资回报率高的职业更具有吸引力。职业投入主要解决劳动者如何投入自己的职业活动，包括工作时间、加班、出勤、缺勤等。职业流动主要分析如何进行职业调整和职业优化。职业平衡主要研究如何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保持均衡，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15]11～12
三、职业发展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困境
（一）职业选择遭遇歧视
虽然职业平等观的教育宣传和引导已经持续多年[16]，从理论上讲，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正当的、合法的，都是光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现阶段公众对某些职业的歧视看法依然较为普遍。[17]到农村地区、涉农行业工作容易被认为是能力低下、竞争失败的表现。[18]以大学生为例，高等教育的不菲收费意味著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高投入容易产生高回报的心理预期。社会和家庭的传统观念倾向于认为，大学生应该在“较高等级”的职业中就业，比如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银行、跨国企业等，只有“体面”的工作才是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合理补偿的外显表征，如果进入传统产业部门，尤其到民族地区乡村田间地头工作[19]，则容易招致社会舆论的过度关注、公众的惯性歧视以及家庭的叹息。甚至，这种歧视还有可能向婚恋等其他方面延伸。这导致众多年轻人不愿意到民族地区乡村工作，即使已经到达当地开展工作，也容易因工作声誉低下等原因而离职。[20]
（二）职业搜寻信息不畅
随着现代通讯设备和互联网络的高速发展，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无线上网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信息化的便捷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投资和决策选择。但是，由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村信息化发展缓慢，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数字鸿沟巨大。[21]网络化信息平台建设的滞后，不仅导致乡村振兴在对接生产与市场中的乏力，而且阻碍了各级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职业搜寻。鲜见针对乡村振兴职业需求的网络招聘信息，尤其是针对位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战场和最前沿的村级人才需求信息严重匮乏。这不仅给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招聘留下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导致各级各类人才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职业搜寻过程中面临着信息收集渠道不畅的问题，存在较高的职业搜寻成本，严重制约了各级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热情、意愿、决策和行为。
（三）职业投资动力不足
职业投资即是对个体拟从事的职业进行前期人力资本投资。职业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升职业能力，二是通过接受教育的信号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中间接证明职业能力。根据投资回报补偿理论，一项投资获得的潜在回报补偿越多，越能激起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行为。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发布的数据，2017年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排在按行业分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最后一位，仅36504元，只占第一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33150元）的27.42%，不到30%。私营单位的情况类似，农、林、牧、渔业的年平均工资仍为最低。⑥此外，根据薪酬网公布的数据，农学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同样处于各专业的末端。⑦加上社会传统观念对涉农行业的歧视性看法，让家庭和个体对投资涉农职业的积极性不高，就连农业类高校的学生也倾向于优先选择非农专业学习，这造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储备来源严重不足。 （四）职业投入得失不均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农业领域与其他行业领域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和特点是投资回报周期性较长。这就决定了在“三农”领域进行的职业投入难以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和投入回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工作中可以看出，大量的扶贫干部、专业科技人员和社会工作者，长时间奋战在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第一线，创造性地开展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在工作时间上进行了大量投入。高出勤、全天候、高强度的工作在考验了宗旨、磨砺了意志、锻炼了队伍的同时，也让扶贫工作者们牺牲了太多，有的甚至付出了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以云南省为例，据中国科技网2019年1月31日报道，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云南省已共有61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⑧职业投入和回报之间得失不均，甚至得不偿失，低回报诱导下一步的低投入，容易形成“职业投入-职业回报”逻辑链条的恶性循环，最终损害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五）职业流动前易后难
一方面，以往的实践经验表明，农村工作的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以大学生村官为例，郑强对威海市大学生村官的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的显性流失率和隐性流失率分别达到了40%和60%。[19]刘轩对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南、华中等地区的550名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任职期满后愿意继续留在农村发展的比例仅为32%。[22]陈俊的分析则表明，自我实现感不足、待遇偏低、保障不足、身份尴尬、前途不确定，是导致大学生村官流失的主要原因。[20]这一职业流动主要发生在大学毕业生进入“村官”职业的前期，由于涉入职业不深、正处于职业发展的选择期，此时的职业流动相对容易。另一方面，涉农领域和行业的后期职业流动则相对困难。主要原因是，该领域职业与其他领域职业的兼容性较差，即职业的可迁移性不强。这导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潜在人才群体对涉入这一领域望而却步，尤其是即将踏入职业生涯的年轻人，从而阻碍了乡村人才振兴，进而阻缓了乡村整体振兴。
（六）职业平衡支点难控
虽然职业生活是人生全部生活的主体，在其生涯中占据核心与关键的位置，但职业生活并非个体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部分。职业工作和业余生活的平衡不仅有助于放松身心、促进职业发展，而且使得职业发展更加具有意义。然而，目前的农村工作在职业和生活之间却难以实现平衡。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错综复杂，宗族姻亲关系交织，利益纠葛较多，群众思想观念落后，涉农工作开展难度较大，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从决战脱贫攻坚中就可以看出，农村工作的强度很大，“白+黑”“5+2”⑨“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是其形象写照。工作和生活时间难以严格区分，职业和家庭生活的平衡支点难以把握。对家庭的照顾时间被压缩，导致家人的不理解，也让个体产生内疚的心理负担，诱发退缩的心理念头和行为。桑晚晴等的研究表明，家人的理解程度显著影响扶贫驻村干部的留任意愿。[23]工作对生活的挤压，降低了个体的幸福感，让为乡村振兴服务的从业者难堪重负，进一步阻塞了乡村振兴的人才汇聚通道。
（七）职业保障相对缺位
职业保障是对劳动者的工作及职业权利的保护，这种保护应该持续在整个职业发展过程中。当前农村工作的职业保障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农村工作的工资低。以教师行业为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超过51000元，而很多农村教师的年收入连这一数字的六成不到。⑩虽然近年来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但总体而言，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再以村干部为例，一些乡村的村干部任务重、压力大，但工资收入低，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在2000元左右，对年轻人不具备吸引力，村干部老齡化较严重，干事创业缺少年轻骨干接力。其次是农村工作的社会保险不足。农村自然环境的复杂恶劣增加了患病、工伤的风险，在客观上对社会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现实情况是，不管是农村教师、还是村干部等农村工作者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保障都严重不足[24]，难以为他们干事创业消除必要的后顾之忧。
四、职业发展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贯穿整个职业发展环节的乡村人才振兴观
乡村振兴是一项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的乡村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与行动，是一项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伟大事业。投身其中的各级各类人才，既不能抱着短期攻坚的期望试图速战速决，也不能采取临时参与的心态将其当成镀金发展的跳板，需要长期全勤投入，甚至贯穿整个职业生涯。因此，不管是乡村本土人才的培养，还是乡村域外人才的引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长卷和个体职业发展的全部链条中予以考量，构建贯穿整个职业发展环节的乡村人才振兴观，将乡村振兴事业纳入国民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成为个体有选择倾向、投资意愿的长期、终生职业发展计划，建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长期人才储备。
（二）教育宣传并重，消除乡村振兴职业选择歧视
任何改变皆始于观念的改变。通过改变人们对涉农工作的偏见与歧视，营造有利于选择乡村振兴工作与职业的社会氛围，树立多元化的职业发展社会共识与理念，有利于更多的现代化建设人才投身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首先，加强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平等观教育。从职业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出发，教育下一代把自身的职业选择与国家、人民和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积极抵制传统观念中追求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职业选择观。其次，加强高等教育阶段乡村振兴职业发展观教育，尤其是在涉农高校学生中大力进行乡村振兴职业选择和技能教育，提高学生投身“三农”、为兴中华之农事而奋斗的决心、意志和能力。再次，加强职业平等观的社会宣传与教育。通过广播、标语、电视、互联网等传统与现代传播方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进行职业平等观的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选择乡村振兴工作与职业的社会氛围。第四，加大对乡村振兴从业者的荣誉表彰，及时肯定他们为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并在全社会广而告之，提高从业乡村振兴工作的荣耀感、归属感和价值感。 （三）搭建信息平台，降低乡村振兴职业搜寻成本
在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在全国和省、市、县、乡等区域层面分别搭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信息发布平台，创办乡村振兴招聘和求职网，及时发布有关乡村振兴工作的人才岗位需求，打破求职者和招聘方信息互通的管道壁垒，降低各级各类人才搜寻乡村振兴工作岗位、投资乡村振兴事业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风险。在对接各级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工作中，对人才招聘、项目遴选等工作的开展方案、选拔方法、工作进展和事项结果等及时对外公开，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提高行政和决策的透明度，阻断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消除全社会以及各级各类人才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透明度顾虑。
（四）实施多种补贴，提高乡村振兴职业投资预期
首先，借鉴已有做法，利用财政资金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从业者的收入进行补贴，提高职业投资预期。根据工作地区的偏远程度、工作年限、家庭负担等因素，制定补贴标准，加大对边远地区、工龄长、家庭负担重的乡村振兴工作者的补贴力度。其次，鼓励乡村振兴从业者参与当地集体经济经营，投资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以技术、资金等多种方式入股分红，增加收入。再次，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可以提供其荣誉奖励、户口迁移、政治地位等非经济收益。第四，从长远来看，必须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各产业收入的均衡发展，直接改善农业从业者的经济状况。多管齐下，多措并举，逐步提高社会、公众、家庭和个体对乡村振兴职业投资回报预期，从长远投资的本质上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五）结果过程结合，完善乡村振兴职业投入考核
放弃“唯结果”论的职业投入考核机制，同时杜绝形式主义的过程考核，坚持将“结果和过程”相结合，完善乡村振兴职业投入考核。首先，在职业投入考核目标设定中，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合理设定目标完成期限，杜绝“揠苗助长”、急功近利、不切实际、难以在时间设定期内完成的目标设定。其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尊重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职业投入特点，“量体裁衣”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投入考核标准。例如，对于财政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严格时间管理，杜绝拖拉延迟;而对于具有创新性的农作物新品种引进与实验，则应给予一定的时间完成自由度，甚至允许失败的发生。再次，完善乡村振兴职业投入机制，对工作时间、加班、出勤等做出合理规定，保障乡村振兴从业者的职业投入权益，杜绝超长延时工作、超负荷加班，切断“职业投入多-职业回报低”的恶性循环链条。
（六）建立轮岗制度，提高乡村振兴职业迁移能力
乡村振兴是一种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的全面振兴，這种全面振兴也包含了为乡村振兴服务的各级各类人才的职业发展振兴。鉴于单一岗位在开拓视野、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掘个体兴趣与能力所在、培养和锻炼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经验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可借鉴现代公司管理的成功经验和理念[25]，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立岗位轮换制度，弥补人才技能短缺，促进终身学习，提高乡村振兴职业迁移能力，创设职业宽度和广度，满足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职业成长的核心需求，实现对其有效激励。轮岗制度坚持自愿、激励、提升、平级轮岗同酬和岗前培训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个体和组织的利益均衡，实现人才队伍和乡村振兴“共赢性”成长与发展。
（七）严格工作规范，确保乡村振兴职业生活平衡
职业发展是美好生活的保障，幸福生活是快乐工作的源泉。因此，在各级各类人才参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工作之时，要严格工作规范，以确保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平衡。严格预防因事业和家庭的失衡，反过来对乡村振兴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首先，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规范，在一些特殊时期适度采取适应家庭需要的弹性工作制，预防工作对正常生活时间和空间的过度挤压。其次，对乡村振兴工作者开展职业平衡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平衡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同工作间的关系。再次，给予乡村振兴工作者家庭关怀活动，向他们及其家属提供家庭问题解决和心理压力排解的咨询服务，创造家庭游览参观或联谊等机会，调和职业和家庭的矛盾，融洽家庭氛围，实现职业家庭平衡。
（八）完善保障体系，加大乡村振兴职业保障力度
首先，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其次，建立乡村振兴职业防护机制。鉴于乡村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为乡村振兴从业者提供必要的职业防护设备和设施，对其进行职业防护教育，提高职业防护能力。再次，建立乡村振兴从业者健康评估机制，定期为他们提供身体健康检查和心理健康咨询、评估与干预，确保其以一个健康的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最后，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支持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树立起对乡村振兴相关职业的认可度，提高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开展的便利度、容易度，降低潜在对抗因素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职业保障的威胁。
五、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到我国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更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一场全面振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民族团结等诸多方面，这其中，人才振兴是基础和关键，人才振兴是民族地区乡村其他方面振兴的支撑和托举，没有人才的振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难以起步、无法持续。因此，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研究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内容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振兴各级各类人才需求的精准定位和规模估算，需要根据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展开研究;二是乡村人才振兴的财务预算和资金来源分配，需要结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并吸收社会资金来实现;三是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的潜在群体宣传与动员，需要将价值感召和工具理性结合起来。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3日。
②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3日。
③出自张之洞的《劝学篇》，“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
④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7/c_1122502719.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4日。
⑤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8/09/c_1123247876.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4日。
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8/indexch.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6日。
⑦资料来源：薪酬网，https：//www.xinchou.co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6日。
⑧详见赵汉斌：《脱贫攻坚，云南将打响五场决胜“硬仗”》，中国科技网，http：//www.stdaily.com/02/yunnan/2019-01/31/content_749197.shtml，访问日期：2019年10月6日。
⑨“白+黑”是指白天上班结束后，晚上继续工作，形容的是一种非常忙碌的工作状态。“5+2”类似，指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5天后，星期六、星期日继续工作2天，是一种带有夸张色彩但形象地表现忙碌工作状态的方式。
⑩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16/c_127583382.htm，访问日期：2019年10月7日。
详见人民网：《村干部拿工资了，年轻人为啥仍不愿干？》，http：//m.people.cn/n4/2019/0801/c203-13017253.html，访问日期：2019年10月7日。
参考文献：
[1]罗必良.疫情高发期的农业发展：新挑战与新思维[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6.
[2]胡月， 田志宏. 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基于美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的经验借鉴[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3）：128-144.
[3]芦千文， 姜长云. 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0）：119-135.
[4]曹斌.鄉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8（8）：117-129.
[5]赖德胜， 陈建伟. 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8（6）：21-28.
[6]周晓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瓶颈及对策建议[J]. 世界农业， 2019（4）：32-37.
[7]卞文忠. 别让“人才短板”制约乡村振兴[J]. 人民论坛， 2019（1）：78-79.
[8]李秀美. 基于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人才“回流”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6）：89-95.
[9]关振国. 破除乡村振兴中人才发展的“紧箍咒”[J]. 人民论坛， 2019（16）：66-67.
[10]孙学立. 农村人力资源供给视角下乡村振兴问题研究[J]. 理论月刊， 2018（5）：130-134.
[11]钱再见， 汪家焰. “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2）：92-97.
[12]高琦. 激发人才活力推进乡村振兴[J]. 人民论坛， 2018（14）：56-57.
[13]王文成. 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引擎”[J]. 人民论坛， 2018（30）：71-72.
[14]蒲实， 孙文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1）：90-93.
[15]杨伟国， 王子成. 职业发展经济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6]周宇香. 职业歧视对城市快递小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兼论主观经济地位及社会融入程度的调节作用[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8）：19-26.
[17]黄永亮， 崔岩. 社会歧视对不同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评价的影响[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6）：23-32.
[18]金绍荣， 张应良. 农科教育变革与乡村人才振兴协同推进的逻辑与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9）：79-84.
[19]郑强. 破解大学生“村官”流失困境的路径探析——以威海市大学生“村官”流失问题为个案[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9）：64-68.
[20]陈俊. 当前大学生村官流失的特征、原因及解决对策——以陕西省H县为例[J]. 农村经济， 2013（2）：126-129.
[21]杨艺， 朱翠明， 王霞. 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成因与发展对策研究[J]. 情报科学， 2019， 37（5）：53-57.
[22]刘轩. 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决策及其影响因素[J]. 农村经济， 2013（12）：115-119.
[23]桑晚晴， 杨帆. 扶贫驻村干部留任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农村经济， 2020（1）：54-61.
[24]贺红芳. 农村非公办幼儿教师待遇问题及政策建议[J]. 教师教育学报， 2018（6）：83-89.
[25]Hutchinson J. Job rotation[J]. Local Economy， 1999， 14（2）：175-179.
收稿日期：2021-02-25责任编辑：杨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