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40年，改革开放铺就一条民族奋进之路;40年，改革开放铺陈一部国家奋斗史诗。
“40年沧桑巨变，用时间证明，只要有梦想，没有什么不可能。”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60岁的周洪宇，2003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已任四届，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共提交议案、建议300多件，平均每年20件左右，其中七成被采纳。全国城乡中小学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建立全国安全校车工程，建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确立公立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他的很多议案、建议已慢慢成为中国的现实。
今秋十月，我们见到了周洪宇先生。在他的办公室，书是我们见到的最多的物件。继而，迎面而来的便是他的微笑以及他儒雅的步伐。面对“改革开放40年，教育的变化”这个话题，他娓娓道来。
恢复高考，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正始于4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2018年秋季，高一新生将亲历并见证40年后的新高考改革。您怎么看待跨度40年的两场高考制度改革？能否以您的亲身经历谈一谈，您对我们高考制度的整体评价。
周洪宇：我出生于1958年，18岁下乡当知青。1978年，考入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我留校执教，2001年开始从政。我们这一代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中，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前，“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对于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说非常难得，它让我充分了解了社会基层。
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枝报春花，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非常大。我们是恢复高考的首批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我们这代人的这段记忆是值得从教育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的。
高考制度建立的目的是服务于人才选拔，其宗旨是“民主、平等”。40年前是恢复，而如今是改革，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40年前恢复高考是为了发现被积压的人才，今天的高考改革是为了更科学、更合理地选拔人才。
义务教育免费，保证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记者：在当代中国教育史上，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改革。您为这一政策的出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请您分析一下，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的背景、条件、意义以及教育发展现状。
周洪宇：教育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人民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不能说为人民做好了服务。所以要首先保证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起点的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有了起点的公平，才有结果公平。教育公平包含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这是一个过程。2003年3月初，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义务教育免费的议案是基于这些考虑。
现在，我们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免费。我们现在看义务教育，主要不是看入学率，而主要是看它的巩固率如何。
我们的学前教育，经过三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得到了非常快地发展。现在，学前教育的入学率达79.6%，到2020年将超过85%。而2009年同期远远低于这一数值。
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解放初期录取率仅在2%左右，改革开放那一年的录取率在4%左右。1998年实施扩招政策，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5.7%，2018年估计在47%左右。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要达到40%，早在2015年就突破了这个数值。预计，202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将达到50%。50%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大学适龄青年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这意味着，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教育走过了其他发达国家至少200年要走过的历程，我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
我们教育的发展是符合当年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设计的。如果没有他们对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我们的教育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一个局面。
中国教育，已进入第三次教育革命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40年，湖北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成绩和亮点可圈可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分通过国家教育部验收，教育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等等，不一而足。但与湖北省作为长江流域崛起的战略支点地位相比，湖北教育事业还需要继续发展。对此，您有何建议？
周洪宇：我是学历史的，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的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主要有3次。第一次教育革命：从原始的个别教育走向个性化的农耕教育;第二次教育革命：从个性化的农耕教育走向班级授课式的规模化教育;第三次教育革命：从规模化教育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生命化的个性化教育。
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对于基础教育办学水平，PISA测试已经证明我国基础教育是处在前列的。芬兰排在第一，尽管其办学理念和经验可学习可借鉴之处不少，但是从人口总量的角度看，也不太好比较，因为其全国总人口不过540万人，不过是中国某个特大城市人口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如果我们组织武汉市教育水平最高、人口总量合起来也有500多万的几个主要城区跟他们PK一下，也不会差太远。从人才培养素质来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是深层次的。不是说规模的扩大，而说质量的提升。
改革开放，中国打开眺望世界的窗口，有机会全方位地看到外面的世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大量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派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开始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采用新的教育手段培训人才。这时，计算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网络诞生并被广泛運用，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在人工智能的利用上，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处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人工智能取决于国家的规模、政策，还有国家主导的推动，这都是社会主义优势。中国发展速度快，互联网的市场被中国和美国平分了，实现了创新和进步。最近我与易凌云博士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教联网时代：一场即将来临的教育变革》，并即将与鲍成中博士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次教育革命论》，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教育改革发展联系起来，力图站在时代制高点，来看教育革命的变化。 新时代教师，应明确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
记者：对教师队伍的关注与关爱从未淡出您的视野。您多次积极呼吁改善教师待遇和环境，尤其是教育公务员制度的提案，温暖了成千上万基层教师的心。那么，对于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您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周洪宇：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的政治地位尚可，但是经济地位和国家的发展需求，教师应该获得的实际地位是有差距的。现在还只是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略有盈余。从整体上说，教师生活改善和自我提升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基层和农村的教师。这种状况非常令人忧心。所以在教师的问题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呼吁，重视教师、关心教师和爱护教师，解决教师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我们现在讲要做“四有”教师，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这些是国家应该做的。
对于基层老师，首先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有的地方，名义上收入还可以，但是实际收入却没有那么高。教师的实际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所以在下一步，在未来的教育发展当中，国家还是应该给予更多的考虑。
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好地真正优先发展教育，确立公立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配套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要把这个政策尽快地推出来。教育部领导赞同我的看法。这个事情我已经呼吁了多年，大部分代表都支持我的看法。
在中国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不是简单的拿教师和公务员相比，要保证教师已有的权利和待遇。既要看公务性，也要尊重专业性，规范管理，而不是简单套用公务员行政管理的办法。今天，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迎接一个更大的改革开放时刻的来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就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思想、思维来对待我们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要走第三条道路，不是单纯的走公务员的道路，也不是简单地走事业编制的道路。
2018年3月3日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第一个走上2018年全国两会的首场部长通道接受中外媒体采访，他说道：“要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这是第一次做出来的一个安排，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这是要提高地位，让他们脸上能充满笑容。”“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是在2018年1月20号国家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的一项改革。我呼吁了12年的一项改革建议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中国发展必由之路
记者：回顾这40年，您认为改革开放对于教育的意义有哪些？
周洪宇：这40年的教育改革是全面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革。教育的改革体现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教师教育等各个方面。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国际最高领域的交流。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现在不少重点大学学生参与对外开放交流的程度很高，可以了解国际教育界前沿在哪里。只有了解了，我們才有机会占领前沿，从而实现引领。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优先发展教育则使得中国教育始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这就是改革的意义，这就是教育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娜娜
40年，改革开放铺就一条民族奋进之路;40年，改革开放铺陈一部国家奋斗史诗。
“40年沧桑巨变，用时间证明，只要有梦想，没有什么不可能。”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60岁的周洪宇，2003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已任四届，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共提交议案、建议300多件，平均每年20件左右，其中七成被采纳。全国城乡中小学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建立全国安全校车工程，建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确立公立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他的很多议案、建议已慢慢成为中国的现实。
今秋十月，我们见到了周洪宇先生。在他的办公室，书是我们见到的最多的物件。继而，迎面而来的便是他的微笑以及他儒雅的步伐。面对“改革开放40年，教育的变化”这个话题，他娓娓道来。
恢复高考，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正始于4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2018年秋季，高一新生将亲历并见证40年后的新高考改革。您怎么看待跨度40年的两场高考制度改革？能否以您的亲身经历谈一谈，您对我们高考制度的整体评价。
周洪宇：我出生于1958年，18岁下乡当知青。1978年，考入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我留校执教，2001年开始从政。我们这一代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中，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前，“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对于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说非常难得，它让我充分了解了社会基层。
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枝报春花，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非常大。我们是恢复高考的首批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我们这代人的这段记忆是值得从教育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的。
高考制度建立的目的是服务于人才选拔，其宗旨是“民主、平等”。40年前是恢复，而如今是改革，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40年前恢复高考是为了发现被积压的人才，今天的高考改革是为了更科学、更合理地选拔人才。
义务教育免费，保证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记者：在当代中国教育史上，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改革。您为这一政策的出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请您分析一下，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的背景、条件、意义以及教育发展现状。
周洪宇：教育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人民连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不能说为人民做好了服务。所以要首先保证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起点的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有了起点的公平，才有结果公平。教育公平包含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这是一个过程。2003年3月初，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义务教育免费的议案是基于这些考虑。
现在，我们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免费。我们现在看义务教育，主要不是看入学率，而主要是看它的巩固率如何。
我们的学前教育，经过三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得到了非常快地发展。现在，学前教育的入学率达79.6%，到2020年将超过85%。而2009年同期远远低于这一数值。
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解放初期录取率仅在2%左右，改革开放那一年的录取率在4%左右。1998年实施扩招政策，201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5.7%，2018年估计在47%左右。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要达到40%，早在2015年就突破了这个数值。预计，202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将达到50%。50%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大学适龄青年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高等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这意味着，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教育走过了其他发达国家至少200年要走过的历程，我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
我们教育的发展是符合当年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设计的。如果没有他们对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我们的教育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一个局面。
中国教育，已进入第三次教育革命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40年，湖北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成绩和亮点可圈可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分通过国家教育部验收，教育信息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等等，不一而足。但与湖北省作为长江流域崛起的战略支点地位相比，湖北教育事业还需要继续发展。对此，您有何建议？
周洪宇：我是学历史的，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的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主要有3次。第一次教育革命：从原始的个别教育走向个性化的农耕教育;第二次教育革命：从个性化的农耕教育走向班级授课式的规模化教育;第三次教育革命：从规模化教育走向生态化、分散化、网络化、生命化的个性化教育。
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对于基础教育办学水平，PISA测试已经证明我国基础教育是处在前列的。芬兰排在第一，尽管其办学理念和经验可学习可借鉴之处不少，但是从人口总量的角度看，也不太好比较，因为其全国总人口不过540万人，不过是中国某个特大城市人口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如果我们组织武汉市教育水平最高、人口总量合起来也有500多万的几个主要城区跟他们PK一下，也不会差太远。从人才培养素质来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是深层次的。不是说规模的扩大，而说质量的提升。
改革开放，中国打开眺望世界的窗口，有机会全方位地看到外面的世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大量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派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开始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采用新的教育手段培训人才。这时，计算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网络诞生并被广泛運用，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在人工智能的利用上，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处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人工智能取决于国家的规模、政策，还有国家主导的推动，这都是社会主义优势。中国发展速度快，互联网的市场被中国和美国平分了，实现了创新和进步。最近我与易凌云博士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教联网时代：一场即将来临的教育变革》，并即将与鲍成中博士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次教育革命论》，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教育改革发展联系起来，力图站在时代制高点，来看教育革命的变化。 新时代教师，应明确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
记者：对教师队伍的关注与关爱从未淡出您的视野。您多次积极呼吁改善教师待遇和环境，尤其是教育公务员制度的提案，温暖了成千上万基层教师的心。那么，对于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您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周洪宇：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的政治地位尚可，但是经济地位和国家的发展需求，教师应该获得的实际地位是有差距的。现在还只是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略有盈余。从整体上说，教师生活改善和自我提升还有很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基层和农村的教师。这种状况非常令人忧心。所以在教师的问题上，我们还要进一步呼吁，重视教师、关心教师和爱护教师，解决教师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我们现在讲要做“四有”教师，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这些是国家应该做的。
对于基层老师，首先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有的地方，名义上收入还可以，但是实际收入却没有那么高。教师的实际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所以在下一步，在未来的教育发展当中，国家还是应该给予更多的考虑。
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好地真正优先发展教育，确立公立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配套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要把这个政策尽快地推出来。教育部领导赞同我的看法。这个事情我已经呼吁了多年，大部分代表都支持我的看法。
在中国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不是简单的拿教师和公务员相比，要保证教师已有的权利和待遇。既要看公务性，也要尊重专业性，规范管理，而不是简单套用公务员行政管理的办法。今天，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迎接一个更大的改革开放时刻的来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就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思想、思维来对待我们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要走第三条道路，不是单纯的走公务员的道路，也不是简单地走事业编制的道路。
2018年3月3日下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第一个走上2018年全国两会的首场部长通道接受中外媒体采访，他说道：“要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这是第一次做出来的一个安排，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这是要提高地位，让他们脸上能充满笑容。”“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是在2018年1月20号国家颁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的一项改革。我呼吁了12年的一项改革建议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改革开放，中国发展必由之路
记者：回顾这40年，您认为改革开放对于教育的意义有哪些？
周洪宇：这40年的教育改革是全面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革。教育的改革体现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教师教育等各个方面。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国际最高领域的交流。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现在不少重点大学学生参与对外开放交流的程度很高，可以了解国际教育界前沿在哪里。只有了解了，我們才有机会占领前沿，从而实现引领。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优先发展教育则使得中国教育始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这就是改革的意义，这就是教育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