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浮夸风盛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的家乡湖南慈利县的龙潭河畔闹出了几个特大奇闻，不仅震动了三湘四水，还波及省外。当时我初出茅庐，在龙潭河公社当秘书，既是间接参与炮制者，也是直接受害人之一。
亩产3万斤稻谷的由来
1958年10月，慈利县委办的小报《慈利报》发了一个特刊，叫作“卫星上天”专号。报头用醒目的红色印了“号外”两个大字，下面正文是“龙潭河公社高峰大队一丘名叫弯弯丘的稻田，亩产稻谷1.5万公斤”。
这条新闻发出后，常德地区《滨湖报》、省里的《湖南农民报》乃至其他省报都相继出动，以不同的角度，报道了这一人间奇迹。龙潭河公社一下子声名鹊起，盛况空前。
这个奇迹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说来话长。驻队干部朱爱系公社办公室干部，与我既是同学又是同事，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领导为培养他，先让他到条件较差的高峰大队办点。他工作扎扎实实，可每次汇报，领导都说他思想右倾，胸无大志：“人家鸡毛都能飞上天，你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没有一点朝气。”这些话在那时算是砍刀子了。
朱爱老是想不通：共产党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难道变了不成？有些事令他匪夷所思，比如他亲眼看到邻村有个叫曾益的干部上报他的试验田亩产小麦达1500公斤，可是按朱爱的估计，150公斤都难达到。而曾益得表扬，获提拔。
朱爱经过几个晚上的辗转反侧，似乎悟出了道理，他想，领导经常讲的“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敢想敢说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呢？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选择在山沟里、一般人不愿去的一丘六分面積的稻田，报总产稻谷9106.5公斤（当时报数字要具体，越细越好），将数字上报给我。
听闻此数，我心中大为震惊，如实向公社李书记做了汇报。李书记是个知识分子，也是心知肚明，苦笑一下，要我立即报给县委。县委办负责人听了我的汇报，兴奋无比，连说几个“好”字。请示领导后，马上要县报社发了头条新闻。
新闻发出后，我倒为朱爱着急了，万一上面派人来检查，要数稻蔸子怎么办？我将想法告诉了朱爱，要他做好思想准备。朱爱觉得我的话不无道理。他眼珠子一转，连夜组织劳力从别的丘田中将稻蔸子挖出，用门板将稻蔸抬到那丘田里栽下来，做到纤悉无遗。
果然县委还是有钻牛角尖的务实人，第三天派来一个检查组，他们将稻蔸子一一清数，点头表示赞同了，说是亘古未有的奇迹。
1958年，“浮夸风”水稻亩产过万斤
他们回县之后，马上报告到地区和省里，全省在龙潭河开了现场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从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龙潭河的名声越传越响，李书记对这件事自然高兴，说朱爱为龙潭河争了光，要我编一首歌传唱。于是。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首名叫《春风吹到龙潭河》的歌，其中歌词写道：“春风吹到龙潭河，河水激起千丈波，水稻卫星飞上天，党的光辉照山窝……”不久，朱爱因放“卫星”有功被破格提拔了。
网打红薯和马角玉米棒的秘密
红薯在北方称地瓜，是杂粮中的主食，用途广、营养价值高。自古收红薯都是用锄头从地里挖出来。而龙潭河收红薯则用网打。众所周知，网是打鱼的，能网红薯吗？
有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叫向雁一，身高个大，声音如雷，虽是个粗人，但说话幽默有趣，是个办扎实事的人。1958年秋天，慈利的红薯大丰收，收红薯时，老向因坚持细打细收，他负责的那个片进度很慢。县委强调丰产要丰收，一定要赶在下雪之前把红薯抢收进来，否则就要受处分。开电话会时，公社书记把向雁一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老向急得六神无主，精神恍惚，连饭也吃不下去。他的妻子看在眼中为他着急，便给他出了个鬼点子：“你何不用牛犁耕红薯地，然后组织人将一株株提藤蔓收起来呢？”一脚踢醒梦中人。老向当即安排大量劳力，包括中小学生一齐出动，前面用牛犁翻耕薯地，后面让“大兵团”跟着收捡，这样虽收一半丢一半，但进度的确快了若干倍。
我在收集进度时，问老向用的什么绝招？他信口开河说是“网提法”。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形象，将这一情况速报县委办李秘书。李秘书是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未直接接触过农村工作。她像捡到一个活宝似的即向地委办汇报说：“龙潭河用网打红薯工效翻十番。”地委办的同志也如获至宝，立即在当时地委的机关报《滨湖报》上发了重要新闻：“龙潭河公社用网打红薯，效率提高数十倍。”省里很快就推广了这个经验，大力表扬向雁一同志是多快好省、苦干巧干，一天等于20年的好典型，县委也及时将他提拔了。
“网提法”的凯歌声未息，第二年秋天，又出现了新的奇迹。驻队干部刘富创造了一种玉米棒子有马角那么大。我越听越糊涂，公社书记要我速写材料上报。这样，龙潭河的马角玉米棒也成了奇闻。
我为此事哭笑不得，暗中记了几句打油诗：“红薯用网打，天大一笑话。玉米像马角，睁眼说瞎话。卫星上了天，牛皮传天下。”未想到，这几句话被人告了密，说我反对“三面红旗”，将我打成了“右倾”分子，被狠狠地斗了几小时。第二天公社领导就把我贬到高山上包队去了，直到反“五风”后才给我平反。像一场高烧过后，一切恢复冷静。
在平反大会上，免不了相互埋怨一番，朱爱说：“人家鸡毛能上天，我亩产3万又何妨？”向雁一说：“朱爱稻谷亩产能放卫星，我用网也能打红薯。”刘富说：“网能打红薯，马就不能长角？”这些话语虽很简单，可它却反映了一个时代，实际上我们都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本已弄清的问题，可是“文革”中又被别有用心的人翻了出来，算我们的老账，说我们是攻击“大跃进”、谩骂人民公社的黑手，一整就是几年，直到“文革”末期才得以解脱。我以《自嘲》为题，又记了几句打油诗：“稻谷亩产3万斤，网打红薯放卫星。马角玉米飞上天，掉下地来无踪影。”
（责任编辑：亚闻）
亩产3万斤稻谷的由来
1958年10月，慈利县委办的小报《慈利报》发了一个特刊，叫作“卫星上天”专号。报头用醒目的红色印了“号外”两个大字，下面正文是“龙潭河公社高峰大队一丘名叫弯弯丘的稻田，亩产稻谷1.5万公斤”。
这条新闻发出后，常德地区《滨湖报》、省里的《湖南农民报》乃至其他省报都相继出动，以不同的角度，报道了这一人间奇迹。龙潭河公社一下子声名鹊起，盛况空前。
这个奇迹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说来话长。驻队干部朱爱系公社办公室干部，与我既是同学又是同事，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领导为培养他，先让他到条件较差的高峰大队办点。他工作扎扎实实，可每次汇报，领导都说他思想右倾，胸无大志：“人家鸡毛都能飞上天，你总是前怕狼后怕虎，没有一点朝气。”这些话在那时算是砍刀子了。
朱爱老是想不通：共产党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难道变了不成？有些事令他匪夷所思，比如他亲眼看到邻村有个叫曾益的干部上报他的试验田亩产小麦达1500公斤，可是按朱爱的估计，150公斤都难达到。而曾益得表扬，获提拔。
朱爱经过几个晚上的辗转反侧，似乎悟出了道理，他想，领导经常讲的“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敢想敢说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呢？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选择在山沟里、一般人不愿去的一丘六分面積的稻田，报总产稻谷9106.5公斤（当时报数字要具体，越细越好），将数字上报给我。
听闻此数，我心中大为震惊，如实向公社李书记做了汇报。李书记是个知识分子，也是心知肚明，苦笑一下，要我立即报给县委。县委办负责人听了我的汇报，兴奋无比，连说几个“好”字。请示领导后，马上要县报社发了头条新闻。
新闻发出后，我倒为朱爱着急了，万一上面派人来检查，要数稻蔸子怎么办？我将想法告诉了朱爱，要他做好思想准备。朱爱觉得我的话不无道理。他眼珠子一转，连夜组织劳力从别的丘田中将稻蔸子挖出，用门板将稻蔸抬到那丘田里栽下来，做到纤悉无遗。
果然县委还是有钻牛角尖的务实人，第三天派来一个检查组，他们将稻蔸子一一清数，点头表示赞同了，说是亘古未有的奇迹。
1958年，“浮夸风”水稻亩产过万斤
他们回县之后，马上报告到地区和省里，全省在龙潭河开了现场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从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龙潭河的名声越传越响，李书记对这件事自然高兴，说朱爱为龙潭河争了光，要我编一首歌传唱。于是。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首名叫《春风吹到龙潭河》的歌，其中歌词写道：“春风吹到龙潭河，河水激起千丈波，水稻卫星飞上天，党的光辉照山窝……”不久，朱爱因放“卫星”有功被破格提拔了。
网打红薯和马角玉米棒的秘密
红薯在北方称地瓜，是杂粮中的主食，用途广、营养价值高。自古收红薯都是用锄头从地里挖出来。而龙潭河收红薯则用网打。众所周知，网是打鱼的，能网红薯吗？
有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叫向雁一，身高个大，声音如雷，虽是个粗人，但说话幽默有趣，是个办扎实事的人。1958年秋天，慈利的红薯大丰收，收红薯时，老向因坚持细打细收，他负责的那个片进度很慢。县委强调丰产要丰收，一定要赶在下雪之前把红薯抢收进来，否则就要受处分。开电话会时，公社书记把向雁一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老向急得六神无主，精神恍惚，连饭也吃不下去。他的妻子看在眼中为他着急，便给他出了个鬼点子：“你何不用牛犁耕红薯地，然后组织人将一株株提藤蔓收起来呢？”一脚踢醒梦中人。老向当即安排大量劳力，包括中小学生一齐出动，前面用牛犁翻耕薯地，后面让“大兵团”跟着收捡，这样虽收一半丢一半，但进度的确快了若干倍。
我在收集进度时，问老向用的什么绝招？他信口开河说是“网提法”。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形象，将这一情况速报县委办李秘书。李秘书是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未直接接触过农村工作。她像捡到一个活宝似的即向地委办汇报说：“龙潭河用网打红薯工效翻十番。”地委办的同志也如获至宝，立即在当时地委的机关报《滨湖报》上发了重要新闻：“龙潭河公社用网打红薯，效率提高数十倍。”省里很快就推广了这个经验，大力表扬向雁一同志是多快好省、苦干巧干，一天等于20年的好典型，县委也及时将他提拔了。
“网提法”的凯歌声未息，第二年秋天，又出现了新的奇迹。驻队干部刘富创造了一种玉米棒子有马角那么大。我越听越糊涂，公社书记要我速写材料上报。这样，龙潭河的马角玉米棒也成了奇闻。
我为此事哭笑不得，暗中记了几句打油诗：“红薯用网打，天大一笑话。玉米像马角，睁眼说瞎话。卫星上了天，牛皮传天下。”未想到，这几句话被人告了密，说我反对“三面红旗”，将我打成了“右倾”分子，被狠狠地斗了几小时。第二天公社领导就把我贬到高山上包队去了，直到反“五风”后才给我平反。像一场高烧过后，一切恢复冷静。
在平反大会上，免不了相互埋怨一番，朱爱说：“人家鸡毛能上天，我亩产3万又何妨？”向雁一说：“朱爱稻谷亩产能放卫星，我用网也能打红薯。”刘富说：“网能打红薯，马就不能长角？”这些话语虽很简单，可它却反映了一个时代，实际上我们都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本已弄清的问题，可是“文革”中又被别有用心的人翻了出来，算我们的老账，说我们是攻击“大跃进”、谩骂人民公社的黑手，一整就是几年，直到“文革”末期才得以解脱。我以《自嘲》为题，又记了几句打油诗：“稻谷亩产3万斤，网打红薯放卫星。马角玉米飞上天，掉下地来无踪影。”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