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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的治道思想,其本质就是在治理国家、社会和人民时采取何种思想理论,其出发点在于对人性的探讨基础之上,典型的三种代表思想分别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儒家治道思想、基于人性本恶的法家治道思想,以及提倡无为而治的道家治道思想,其目的都在于如何维护好统治者的阶级统治。最终,在我国古代的治道思想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法家思想为手段,融合道家思想的综合的治道思想,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局面。
关键词:治道思想;道家;儒家;法家
一、我国古代治道的理论阐述
治道一词在中国古代可以解释为两种意思,一种对道路的修理,一种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或方法。一般来说,对于治道的理解,都是从国家治理方面来说的。《礼记·乐记》中说“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意思就是说对于君子来说 ,就是要通过详细的审查声来了解音,通过对音的了解和审察来知晓乐,通过礼乐的审察才能了解国家和社会的情况。通过这种礼乐的知晓,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方法。治道的本质一般就是自上而下的治理途径。在古代中国,治道是一种智慧的道德体现,所以对于治道,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无外乎就是在国家治理中采取何种道德体现或者物质引导。
二、古代治道思想的理论基础
古代中国的治道思想,其出发点在于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就内容来说就是孟子提倡的“性善”说和荀子提倡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发展为“四德”:即“仁”、“义”、“礼”、“智”。从人性本善的思想出发,孟子行“仁政”和“王道”,反对“霸道”。认为以仁服人者,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与此相反,荀子的“性恶”说则认为,人生来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他以人的物质欲望来解释性恶,否定天赋道德论,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他认为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收到治国的成效。从理论体系上讲,后来儒家治国思想主要是建立在“性善”说的基础上;而法家的治国方略则主要建立在“性恶”说的基础上。“性善”说与“性恶”说的确立,奠定了在中国存在2000年之久的德治与法治管理思想。德治和法治都通过构建一种有形的至上而下的,或至下而上的系统组织来实施治国方略。从而为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治道理念基础。
三、古代治道思想的三大代表
(一)道家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
我国道家思想以老子为宗,在国家的治理中提倡“无为之治”,以老庄哲学为指导的无为之治的治道方法。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无为治国思想,在政治上具体表现为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予人民以相对宽松的生息空间。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都同推行无为之治紧密相关。无为之治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在保证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推行宽容政策,允许诸家思想共存共荣。如果说法治和德治代表了里外兼治,那么无为之治则是养中求治。法治利国、利君、利大治;无为之治利民、利休养;德治利国又利民,利长久之治。
(二)儒家德治与仁政的治道思想
首先是儒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和谐有序的社会观。孔子的平天下就是要是天下人民统一为个大家庭,并且提出社会要和谐,就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层次,即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之意。就是儒家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和遵从原则。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其儒家思想在国家一统的形式上构建为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将君权神授的观点融入了国家治理的出发点,使人们明确了和谐有序的统治阶层的正当性。
其次儒家的治道思想要依靠民本为基础的德治途径。孔子主张要“爱人”,其性质就是要“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更是提出了统治者的治道的本质就是依靠百姓才能实现,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在孟子看来,国君、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但惟有人民是不变的,民心之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定的基础。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小康生活水平,均包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求君王要把劳动人民当作人看待,给人民起码的生活权利和生存条件,只有实现了民本,治道才能够顺利进行,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
再次儒家认为治道的实现必须依靠以仁政为核心德治统治。孔子认为仁的标准就是要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标准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仁是人性中真善美的最高概括。如果说“仁”是人的内在标准,就是指人的言行必须以展现人的内在真、善、美为标准,符合真、善、美的言行。
最后,儒家治道思想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非常明确人民道德仁义教化的重要性。只有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具有了较高的道德素质,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如何实现人民的教化,儒家认为有两个方面必须能够实现。一个方面就是要对人民直接的道德培养。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方面的内容,可见,孔子是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的。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另一方面,就是要统治者能够言传身教。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行为和思想规范,来引导广大普通百姓的道德提高。
(三)法家法治的治道思想
我国法家思想的流行,主要原因在于法家思想的创造者和倡导者都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
参考文献:
[1]蓝佩玲.论道家“无为”思想中的政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3).
[2]史芳树,陈延斌.论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4)
关键词:治道思想;道家;儒家;法家
一、我国古代治道的理论阐述
治道一词在中国古代可以解释为两种意思,一种对道路的修理,一种意思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或方法。一般来说,对于治道的理解,都是从国家治理方面来说的。《礼记·乐记》中说“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意思就是说对于君子来说 ,就是要通过详细的审查声来了解音,通过对音的了解和审察来知晓乐,通过礼乐的审察才能了解国家和社会的情况。通过这种礼乐的知晓,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方法。治道的本质一般就是自上而下的治理途径。在古代中国,治道是一种智慧的道德体现,所以对于治道,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无外乎就是在国家治理中采取何种道德体现或者物质引导。
二、古代治道思想的理论基础
古代中国的治道思想,其出发点在于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就内容来说就是孟子提倡的“性善”说和荀子提倡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发展为“四德”:即“仁”、“义”、“礼”、“智”。从人性本善的思想出发,孟子行“仁政”和“王道”,反对“霸道”。认为以仁服人者,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与此相反,荀子的“性恶”说则认为,人生来就“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他以人的物质欲望来解释性恶,否定天赋道德论,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思想。他认为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收到治国的成效。从理论体系上讲,后来儒家治国思想主要是建立在“性善”说的基础上;而法家的治国方略则主要建立在“性恶”说的基础上。“性善”说与“性恶”说的确立,奠定了在中国存在2000年之久的德治与法治管理思想。德治和法治都通过构建一种有形的至上而下的,或至下而上的系统组织来实施治国方略。从而为我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治道理念基础。
三、古代治道思想的三大代表
(一)道家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
我国道家思想以老子为宗,在国家的治理中提倡“无为之治”,以老庄哲学为指导的无为之治的治道方法。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无为治国思想,在政治上具体表现为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予人民以相对宽松的生息空间。汉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都同推行无为之治紧密相关。无为之治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在保证儒家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推行宽容政策,允许诸家思想共存共荣。如果说法治和德治代表了里外兼治,那么无为之治则是养中求治。法治利国、利君、利大治;无为之治利民、利休养;德治利国又利民,利长久之治。
(二)儒家德治与仁政的治道思想
首先是儒家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和谐有序的社会观。孔子的平天下就是要是天下人民统一为个大家庭,并且提出社会要和谐,就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层次,即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之意。就是儒家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和遵从原则。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其儒家思想在国家一统的形式上构建为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将君权神授的观点融入了国家治理的出发点,使人们明确了和谐有序的统治阶层的正当性。
其次儒家的治道思想要依靠民本为基础的德治途径。孔子主张要“爱人”,其性质就是要“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更是提出了统治者的治道的本质就是依靠百姓才能实现,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在孟子看来,国君、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但惟有人民是不变的,民心之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定的基础。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小康生活水平,均包含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要求君王要把劳动人民当作人看待,给人民起码的生活权利和生存条件,只有实现了民本,治道才能够顺利进行,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
再次儒家认为治道的实现必须依靠以仁政为核心德治统治。孔子认为仁的标准就是要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标准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仁是人性中真善美的最高概括。如果说“仁”是人的内在标准,就是指人的言行必须以展现人的内在真、善、美为标准,符合真、善、美的言行。
最后,儒家治道思想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非常明确人民道德仁义教化的重要性。只有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具有了较高的道德素质,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如何实现人民的教化,儒家认为有两个方面必须能够实现。一个方面就是要对人民直接的道德培养。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方面的内容,可见,孔子是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的。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另一方面,就是要统治者能够言传身教。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行为和思想规范,来引导广大普通百姓的道德提高。
(三)法家法治的治道思想
我国法家思想的流行,主要原因在于法家思想的创造者和倡导者都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
参考文献:
[1]蓝佩玲.论道家“无为”思想中的政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3).
[2]史芳树,陈延斌.论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