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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四人帮”倒台后，红旗杂志社新任领导人执行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导思想，坚持“两个凡是”，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采取“不介入”的立场。这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对于《红旗》的错误有明确批示。胡耀邦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央委任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
在他任中宣部部长没几天，即1978年12月25日，就同向他请示工作的《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了话。他说，这些年来，有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被林彪、“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有的同志跟不上形势，有错误。对犯错误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党的历来方针和传统。理论上犯了错误，不要一下子提得那么高，说成是政治问题、阴谋问题、品质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犯错误的同志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是非要搞清楚，这样才能弄清问题，搞好团结。现在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宣传武器。现在在理论工作方面，社内工作方面，有些同志有意见。意见当然要提，但刊物不能停，还要按期出版，要出得更好。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个谈话为《红旗》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即在1979年1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就《红旗》正在处理的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说“文内影射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是“有计划地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一个政治大阴谋”。《红旗》负责人就此在会上说明情况，此稿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写的，内容是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显然是错误的，但不是《红旗》组织的而是作者自己送来的。鉴于此事涉及严重的政治问题，会上确定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再作处理。
5月29日，胡耀邦等同志听取了调查结果报告，报告指出文章内容和观点错误，根据作者情况、写作经过、写作背景、写作意图等方面看，这篇文章并不影射什么，也不是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不能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阴谋。胡耀邦同志会后在报告上写了四句话：“务虚会上闷雷几声，《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毛著编委排难解纷，文坛老将息事宁人。”他在各句下面作了注解：第一句“也就是被打了几个闷棍”；第二句“指社内签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他的总编辑职务”；第三句“指‘毛办’进行了彻底调查”。这个结论下达后，这件事便逐渐平息下来。
《红旗》杂志负责人在当时犯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这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思想的一种反映，也是党的“左”的思想路线造成的结果，胡耀邦同志对此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他说他主持理论务虚会，守住了两条防线，一是只承认我们党内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认有“凡是派”。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谁都有一点，只是多少的问题，但是不能说谁谁是什么“凡是派”。另一个是不批评《红旗》杂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
1979年12月，又发生一件事，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没有通知《红旗》杂志参加。《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和批评此事。胡耀邦同志接到信后，立即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写了回信，说“信我看过了，这封信写得很对。宣传部同志没有请你们参加会议是不对的。我想，可能是疏忽了。但疏忽总有点疏忽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这类事情今后要避免发生。《红旗》发生的失误，我认为早已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误的历史。我们只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我想，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会坚持拥护党的这个方针的。这个时期，《红旗》谨慎些。这是很好的一件收获。也应了毛主席经常引用的老子的那两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你们表示敬意。我曾说过，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注意，可能犯错误，因此要谨慎。在这点上可能有个别同志没有把握好。真是很遗憾”。他在信中表示：“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你们一些同志的想法。我对《红旗》没有一点帮助，但扪心自问：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而是没有帮助你们的能力。把《红旗》办得更好，主要靠你们。我个人在每个期间思想理论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题目，都在例会谈过。我只有那一点点水平，对大家帮助不够，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以后宣传部开例会，你们应当把你们的希望和要求勇敢地提出来。这样，大家一起商量，这可能对你们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红旗》在1978年所犯的错误，在党中央的关怀指导下，得到纠正。但其给人们留下的消极印象并没有消除。直到1980年还有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字样从刊物上取消的动议。后来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第76次会议（1981年1月15日），从大局考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议论，《红旗》杂志的刊头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字样不变。会上胡耀邦同志说，《红旗》办得有起色，有进步，可能因为坐了冷板凳，奋发有为。他请列席会议的《红旗》总编辑转告《红旗》全体同志两句话：一是《红旗》办得有起色，大家作了努力了；二是希望《红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红旗》办得更好。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一是他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他本人的重要文章批给《红旗》发表。如1981年第21期发表的《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1982年第1期发表的陈云同志的文章《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以及1980年第17期发表的根据邓小平、陈云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改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领导制度必须改革》、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于个人》，就是经胡耀邦同志送请邓小平、陈云同志审定后在《红旗》上刊出的。他自己的文章从1981年到1986年每年都有。
二是他还同意把自己的一些文章、讲话以《红旗》编辑部、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如1980年第24期：本刊特约评论员《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胡耀邦同志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
三是他对《红旗》送审的稿件严格把关，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用。1979年2月26日，他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一文送审稿上批示：“我删改了一些，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毛主席的一些可能引起读者误会的话，删了并不妨害原意。二是论断不准确的，请你（指朱穆之）再仔细斟酌一下，是否可发？”同时他批评：“《红旗》这种送稿方法不对头，时间这么急，简直强人胡乱签字。不审改，就是不负责或不敢负责。要审改，又没有充裕的思考时间，更不说他们还要再同作者商量的时间。请你同他们打个招呼。”
1987年1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在他离职一年多后，《红旗》杂志停刊。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