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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结束的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又惹麻烦了：他对电影审查制度的质疑，一度让活动主办方下不了台，他也与当场另一位美国嘉宾——刚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阿方索·卡隆的“好好先生”言行，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个美国老愤青到底是不谙中国国情，还是别有用心？其实，很可能都不是。68岁的斯通只是在做他自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从来都不是那么“驯良”，甚至很多时候都给人“刺儿头”印象。
按照斯通自己的话说，他在拍电影的事情上有不同旁人的追求，“一部分我想融入（好莱坞），最好能获奥斯卡奖的肯定；不过，我的身体里总是有另一种声音在呐喊：管他呢，我站在历史的另一边。”
回顾斯通的作品，他的电影之路的确也是辉煌与非议并存。这种复杂性，在其他好莱坞导演身上是很少见的。在好莱坞，没有比奥利弗·斯通更具争议性的导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斯通最辉煌的时候。他终于首次公开发行作品《莎尔瓦多》，那年他已经40岁。虽然市场没多大反响，但媒体评论和口碑都很好。这种好评是具有持久性的，在专门收集媒体评论的“烂番茄”网站上，该片有92%的好评率，是斯通导演生涯作品中好评度最高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好评并非来自上映当年，而全部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观众的评论，足以证明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这部作品就是深切关注当时的拉美政治与社会问题，从此，对政治题材的偏爱，也贯穿了斯通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也是斯通自己选择的道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在谈到与同期导演的异同时，斯通喜欢拿好莱坞另一位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作比较。被问及是否可能拍一部有关奥巴马总统的电影，斯通的回答是：“我不认为他（奥巴马）的故事（经历）有意思，更适合斯皮尔伯格拍吧。”斯通认为，斯皮尔伯格一直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所以作品总有种爱国情怀；而他自己，出于性格原因，总有种忍不住想反叛的情绪。
或许从血液上，斯通就带着愤怒的基因。斯通的父亲，是位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推崇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表现为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增税与过多福利政策，在国际政治领域则认为美国有义务在全球维护自由价值，甚至不惜以战争为手段。斯通对这一套，最开始是接受的，但很快就感到迷茫，继而反感。这种反感，让他们父子关系紧张，斯通从耶鲁大学辍学的决定，让其父亲大为光火。而斯通自己，在报名参军时，他就是不想去条件相对好得多的西德，而坚持去参加越战，而且是去当最艰苦、危险性最大的步兵——除了年轻人的狂野，这当中还有些无法无天的狠劲。
之后，从他的“越战三部曲”，特别是《野战排》与《生逢七月四日》中，特别能感受到一股无处排遣的愤怒。
此后这一生，斯通都保持了这种愤怒，并将它转变成对任何他以为的政治黑暗与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也燃烧到几乎所有的作品中。这种不满，是他制作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的动因。
斯通认为，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塑造的美国历史是扭曲的、不真实的，掩盖了很多事实真相，而且缺乏对历史事件发生逻辑的正确读解。按照斯通的阐述，从二战到越战，继而到如今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动，一切都是有关联的，美国可谓“一步错，步步错”。其中关键，斯通以为，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中心主义”。
斯通想通过自己的观察与记录，来警告美国人所谓盛极而衰，“过多的耀武扬威，必然导致反噬，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
斯通此番理解，不乏清醒的反思，有其可取之处。不过，和他所批判的对象一样，他自己对于扭曲历史过多的愤怒与不满，也容易导致走火入魔。在《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中，斯通的中心观点之一，是当年在罗斯福总统死后、如果是亨利·华莱士而非杜鲁门继任总统的话，“冷战就不会发生，罗斯福—斯大林之间良好的关系会持续下去，越战自然也可避免。”先且不论对历史的判断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单就对苏联整体战略的理解而言，斯通如此简单化的想法不仅不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在历史事实面前，这个假设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有时候，斯通的观点甚至到了颇为荒谬可笑的地步。比如在谈到杜鲁门总统决定对日本用核弹威慑攻击时，《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暗示这与杜鲁门童年心理创伤有关：“他被其他小孩欺负，他们叫他‘小四眼’和‘娘娘腔’并追打他；当他哆嗦着回到家里，母亲的安慰则是‘别担心，我们本来想要一个女孩’”。斯通以为，这种心理印记，让成年的杜鲁门有些欺凌成性，使用原子弹不是杜鲁门想结束战争，而是纯粹展示霸气。
这种过于简单、往往流于表面的观察，也反映在斯通对拉美集权政治的看法上。从其最早期作品开始，斯通就对拉美政治有强烈的兴趣。后来，他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描绘拉美几个集权强人“高大上”的形象，他尤其对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感兴趣。在斯通看来，这些强人的统治，似乎更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对于集权政治的诸多负面影响，在斯通的这些纪录片里，都选择性地忽视了。
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描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后者在好莱坞同样也是充满争议。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生活中的斯通与摩尔，还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俩曾联名发文，支持“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对历史与真实的展现手法方面，二者还分享更多的“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斯通最为人知的争议作品《刺杀肯尼迪》中，无论台前幕后，他都很倚重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以他的推理作为刺杀肯尼迪的真相。可事实上，加里森被多数主流历史学家视为骗子，之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文件，也证明了加里森推理过程的诸多漏洞。连斯通本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承认“我犯了些错误”，不过他仍坚持“故事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秉持真理之精神的”。
固然，斯通的偏激令人不喜，但这基本上是个程度问题，而非本质问题。虽然很多时候表达方式过激，但他所反映的问题，还都是值得深思的。
而且，斯通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偏激，包括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出深受好评的作品时期。为什么同样的偏激，在不同时代下市场反应就不一样呢？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的那一批美国年轻人，经受过最激进思想的洗礼，也用行动参与过激情四溢但当时未必尽解其意的运动；这帮人中的绝大部分，在之后的生活中都逐渐“冷却”，或者叫“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变得油滑、世故起来。唯独斯通，是常年“硌硬”的美国人，无疑算是其中的一个异类。这种“不合时宜”导致的排斥效应，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可是时代变了。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民众内心变得更脆弱了，那种批判 “美国中心主义”的自信心，已经开始瓦解；或者说正从内心开始瓦解，所以越发要表现出色厉内荏的一面来。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内政外交上展现“强硬”，极力证明自己“全球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
然而，作为国民潜意识的一种总体性投射，美国电影业也不经意地体现出了“逃避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不仅“谈论主义”的电影逐渐销声匿迹了，连“研究问题”的作品也日渐凋零。像斯通这般几十年如一日“自揭伤疤”的举动，美国人可以从理性上表示赞赏，但在感性上，多少已感到无法承受了，不如“敬而远之”。
虽然，围绕斯通其人及其作品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或许更加“孤立”。但无论你将他视为斗士或偏激的老愤青，有一点不可否认：斯通永远忠于自我。对艺术家而言，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之一。
这个美国老愤青到底是不谙中国国情，还是别有用心？其实，很可能都不是。68岁的斯通只是在做他自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从来都不是那么“驯良”，甚至很多时候都给人“刺儿头”印象。
按照斯通自己的话说，他在拍电影的事情上有不同旁人的追求，“一部分我想融入（好莱坞），最好能获奥斯卡奖的肯定；不过，我的身体里总是有另一种声音在呐喊：管他呢，我站在历史的另一边。”
回顾斯通的作品，他的电影之路的确也是辉煌与非议并存。这种复杂性，在其他好莱坞导演身上是很少见的。在好莱坞，没有比奥利弗·斯通更具争议性的导演。
他的愤怒燃烧到几乎所有的作品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斯通最辉煌的时候。他终于首次公开发行作品《莎尔瓦多》，那年他已经40岁。虽然市场没多大反响，但媒体评论和口碑都很好。这种好评是具有持久性的，在专门收集媒体评论的“烂番茄”网站上，该片有92%的好评率，是斯通导演生涯作品中好评度最高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好评并非来自上映当年，而全部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观众的评论，足以证明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这部作品就是深切关注当时的拉美政治与社会问题，从此，对政治题材的偏爱，也贯穿了斯通的整个职业生涯。
这也是斯通自己选择的道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在谈到与同期导演的异同时，斯通喜欢拿好莱坞另一位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作比较。被问及是否可能拍一部有关奥巴马总统的电影，斯通的回答是：“我不认为他（奥巴马）的故事（经历）有意思，更适合斯皮尔伯格拍吧。”斯通认为，斯皮尔伯格一直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所以作品总有种爱国情怀；而他自己，出于性格原因，总有种忍不住想反叛的情绪。
或许从血液上，斯通就带着愤怒的基因。斯通的父亲，是位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推崇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表现为在国内政治上反对增税与过多福利政策，在国际政治领域则认为美国有义务在全球维护自由价值，甚至不惜以战争为手段。斯通对这一套，最开始是接受的，但很快就感到迷茫，继而反感。这种反感，让他们父子关系紧张，斯通从耶鲁大学辍学的决定，让其父亲大为光火。而斯通自己，在报名参军时，他就是不想去条件相对好得多的西德，而坚持去参加越战，而且是去当最艰苦、危险性最大的步兵——除了年轻人的狂野，这当中还有些无法无天的狠劲。
之后，从他的“越战三部曲”，特别是《野战排》与《生逢七月四日》中，特别能感受到一股无处排遣的愤怒。
此后这一生，斯通都保持了这种愤怒，并将它转变成对任何他以为的政治黑暗与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也燃烧到几乎所有的作品中。这种不满，是他制作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的动因。
斯通认为，美国政府与主流媒体塑造的美国历史是扭曲的、不真实的，掩盖了很多事实真相，而且缺乏对历史事件发生逻辑的正确读解。按照斯通的阐述，从二战到越战，继而到如今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动，一切都是有关联的，美国可谓“一步错，步步错”。其中关键，斯通以为，是自以为是的“美国中心主义”。
斯通想通过自己的观察与记录，来警告美国人所谓盛极而衰，“过多的耀武扬威，必然导致反噬，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
感情用事的“反对者”
斯通此番理解，不乏清醒的反思，有其可取之处。不过，和他所批判的对象一样，他自己对于扭曲历史过多的愤怒与不满，也容易导致走火入魔。在《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中，斯通的中心观点之一，是当年在罗斯福总统死后、如果是亨利·华莱士而非杜鲁门继任总统的话，“冷战就不会发生，罗斯福—斯大林之间良好的关系会持续下去，越战自然也可避免。”先且不论对历史的判断不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单就对苏联整体战略的理解而言，斯通如此简单化的想法不仅不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在历史事实面前，这个假设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有时候，斯通的观点甚至到了颇为荒谬可笑的地步。比如在谈到杜鲁门总统决定对日本用核弹威慑攻击时，《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暗示这与杜鲁门童年心理创伤有关：“他被其他小孩欺负，他们叫他‘小四眼’和‘娘娘腔’并追打他；当他哆嗦着回到家里，母亲的安慰则是‘别担心，我们本来想要一个女孩’”。斯通以为，这种心理印记，让成年的杜鲁门有些欺凌成性，使用原子弹不是杜鲁门想结束战争，而是纯粹展示霸气。
这种过于简单、往往流于表面的观察，也反映在斯通对拉美集权政治的看法上。从其最早期作品开始，斯通就对拉美政治有强烈的兴趣。后来，他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描绘拉美几个集权强人“高大上”的形象，他尤其对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感兴趣。在斯通看来，这些强人的统治，似乎更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对于集权政治的诸多负面影响，在斯通的这些纪录片里，都选择性地忽视了。
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描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后者在好莱坞同样也是充满争议。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生活中的斯通与摩尔，还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俩曾联名发文，支持“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对历史与真实的展现手法方面，二者还分享更多的“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斯通最为人知的争议作品《刺杀肯尼迪》中，无论台前幕后，他都很倚重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以他的推理作为刺杀肯尼迪的真相。可事实上，加里森被多数主流历史学家视为骗子，之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文件，也证明了加里森推理过程的诸多漏洞。连斯通本人在接受采访时都承认“我犯了些错误”，不过他仍坚持“故事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秉持真理之精神的”。
时代变了，国民众内心变得更脆弱
固然，斯通的偏激令人不喜，但这基本上是个程度问题，而非本质问题。虽然很多时候表达方式过激，但他所反映的问题，还都是值得深思的。
而且，斯通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偏激，包括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出深受好评的作品时期。为什么同样的偏激，在不同时代下市场反应就不一样呢？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的那一批美国年轻人，经受过最激进思想的洗礼，也用行动参与过激情四溢但当时未必尽解其意的运动；这帮人中的绝大部分，在之后的生活中都逐渐“冷却”，或者叫“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变得油滑、世故起来。唯独斯通，是常年“硌硬”的美国人，无疑算是其中的一个异类。这种“不合时宜”导致的排斥效应，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可是时代变了。对于美国社会而言，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民众内心变得更脆弱了，那种批判 “美国中心主义”的自信心，已经开始瓦解；或者说正从内心开始瓦解，所以越发要表现出色厉内荏的一面来。反映在政治上，表现为内政外交上展现“强硬”，极力证明自己“全球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
然而，作为国民潜意识的一种总体性投射，美国电影业也不经意地体现出了“逃避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不仅“谈论主义”的电影逐渐销声匿迹了，连“研究问题”的作品也日渐凋零。像斯通这般几十年如一日“自揭伤疤”的举动，美国人可以从理性上表示赞赏，但在感性上，多少已感到无法承受了，不如“敬而远之”。
虽然，围绕斯通其人及其作品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或许更加“孤立”。但无论你将他视为斗士或偏激的老愤青，有一点不可否认：斯通永远忠于自我。对艺术家而言，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之一。